当代文学批评三思

时间的脚步实在匆忙,自打1988年发表第一篇文学批评文章,介入到当代文学批评中来,不知不觉间,已有近三十年的时间了.近三十年来,尽管我在完成教学任务之余,尽心竭力地从事这项自己所特别钟爱的事业,但回顾走过的批评历程,却发现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成绩的取得.细细想来,唯觉汗颜不已.然则,虽然批评成绩乏善可陈,但时时刻刻总是在思考关注与文学批评有关的事物,却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情.一边进行着自己的文学批评事业,一边却也在对文学批评的相关问题,有过相应的关注和思考.

一、批评家的主体人格建构

有那么一个时期,有关究竟应该如何评价看待当下时代文学批评的问题,引起了很多批评界同仁的高度关注.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话题,就是《文艺报》一度展开过的关于批评文风问题的探讨.然而,批评文风的问题固然重要,但相比较而言,我以为,导致当下时代文学批评不够理想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恐怕却在于批评家主体人格的建构问题.某种意义上说,批评文风是标,而批评家的主体人格才算得上是本.只有本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如同批评文风这样一些标的问题,才有望发生根本的改变.说到批评家的主体人格建构,我觉得,最起码有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

批评家主体人格建构的第一个层面,首先就体现在批评家一种强烈的社会关怀上.作家要想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来,固然需要有对于社会现实热切的关注与思考,批评家要想很好地完成自身文学批评的使命,同样需要有对于社会现实的热切关怀.无论是现代意义上的作家还是批评家,都应该被看作是知识分子这一大的集合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怎样的知识分子方才算得上是真正合格的现代知识分子呢?一个简单的说法,就应该是对于社会现实持有怀疑和反思立场的所谓批判知识分子.这就意味着,成为一名合格批评家的首要条件,就必须首先是一位拥有独到社会见解的批判知识分子.

其次,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批评家,还必须是文学与文学批评事业的真正热爱者.写下这样的言辞,或许会招致一些人的嘲笑与不解,难道一位从事于文学批评工作的人,居然会不热爱自己的事业么?令人倍感遗憾的是,实际的情形正是如此.放眼当下文学批评界,沽名钓誉者有之,追逐名利者有之,以文学批评为跳板换取高位或者高额报酬者有之,独缺那些真正地在内心里热爱文学,如同宗教信徒一般地理解看待文学的人.试想,一位号称批评家的人,居然在内心里没有把文学看做一种神圣的事业,缺乏一种根本上的对于文学顶礼膜拜的虔诚心理,他所写出来的文学批评文章又能够拥有怎样的公信力呢?因此,我们在这里所呼吁出现的,正是那些对于文学与文学批评事业有着执著般爱恋的批评家.

第三,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批评家,其主体人格建构中,自然少不了专业批评修养的具备.只有那些能够对于文学理论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不断地进行相关理论自我更新的批评家,方才算得上具备了起码的专业批评修养.但实际的情况却是,我们很多成名的批评家,已经不再对于文学理论的更新感兴趣.以一种固步自封的姿态,用一些陈旧、过时、落后的理论以不变应万变地应对日新月异的文学创作情形,恐怕正是当下时代文学批评界一种无奈的实情.如此看来,采取怎样一种有效的方式以提高我们批评家的专业批评修养,也是批评界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何迅速改变文学批评并不尽如人意的现状,无疑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批评家主体人格的完善建构,绝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忽略的方面.惟有建构起一种强大合理的批评主体人格,我们的文学批评状况才有望得到整体的改观.

二、文学批评与思想性

作为一个长期以文学批评为基本志业的批评者,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优秀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优秀文学批评的标准当然是多向度的,但其中无法被忽略的一条,我以为,就是所谓文学批评的思想性问题.不只是文学作品要有突出的思想内涵,文学批评同样也需要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洞见.那么,究竟何为文学批评者的思想洞见呢?我的基本理解是,作为文学批评者,在集中关注文学作品本身的同时,也需要把自己的视野进一步扩展到对于社会、人生、思想、文化等等问题的关注上.检测若说作家是通过其作品传达自己对于社会、人生、思想、文化诸问题的关切与思考,那么,文学批评者也必须把自己对于以上这些问题的理解与思考通过文学批评实践传达给读者.缺失了这一方面能力的批评者,显然很难被视为合格的批评者.俗话说,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借助于特定的批评对象,在充分阐释批评对象的同时,把批评者对于社会、人生、思想、文化诸问题的关切与思考也同时表达出来,也可以被看作是对于那句俗话的形象注解吧.

说到文学批评的思想性,诸如鲁迅、茅盾等批评大家的文学批评文章,自然是非常典型的范例.这里,我所要举出的一个当下时代的突出例证,就是最近刚刚读过的张艳梅教授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化视域下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①.应该注意到,在简短的后记中,张艳梅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表达：“将对现当代小说的研究放置在文化视野下,其实给了我很大的自由空间,可以把自己一直很感兴趣的思想史研究部分地渗透其中.”一方面,优秀的文学批评本就应该具备一种突出的思想性；另一方面,作者本人又对思想史有着殊为浓厚的兴趣.二者有机结合的结果,自然就使这部《文化视域下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中思想性色彩格外引人注目.

比如,关于底层社会与底层写作的问题,张艳梅所出示的基本立场是：“孙立平不仅是最早明确提出底层沦陷说的学者,而且长期以来,他从社会学视野,反复阐述自己的观点：‘在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底层的沦陷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而这个问题首先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当社会制度不能够保障生存,生存没有尊严,整个社会的道德败坏没有底线,底层的沦陷也就在所难免.所以,笔者不完全认同孙立平所说的‘底层的沦陷是整个社会沦陷的一部分,不过底层的沦陷要比整个社会沦陷的速度更快,沦陷的程度更深,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资源来抵御这个沦陷的全过程’.事实是上层的腐败堕落、为所欲为、贪欲无度,为全社会树立了“榜样”,底层确实没有更多的资源与时代和社会结构相抗衡,但这不是底层沦陷的最本质原因.对30年来改革的反思,早已陷入一种思维困境,对底层的言说,同样存在话语的瓶颈.近年来,学界乃至大众基本上都接受了中国未来道路有多种可能的事实,改革共识早已破裂.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就已经进入了利益瓜分时代.这种瓜分加速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先富起来的成为既得利益阶层,进而演化为权贵资本主义不断扩张,底层成为改革的牺牲品.如果不是‘底层写作’的出现,并且由作家、评论家和媒体共同推动,社会学者跟进,形成了新世纪影响最大的文学思潮,那么,底层就依然是沉默的,是被遗忘的.这种沉默是被迫的,这种遗忘是选择性遗忘.”很显然,以上所摘引的这个段落就十分突出地证明了张艳梅思想能力的超卓突出.当下的中国,确实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十字路口.未来的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或者,未来的中国又只能够向何处去?的确是所有关切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必须面对思考的重大问题.这其中,如何评价看待30年改革开放这一命题,绝对绕不过去.表面上看起来,张艳梅与孙立平这样的社会学学者的分歧体现在怎样评价底层人群上,根本上说却显然牵涉到了评价看待改革开放的问题.张艳梅所谓底层以沦陷的方式成为改革开放的牺牲品的观点,自然是对于改革开放一种强有力的质疑与反省.很显然,作者在这里出示的,正是发自内心深处颇见思考力度的社会关切.而且,也只有在理性看待所谓底层沦陷这一根本问题,廓清这一方面误解的前提之下,我们才有可能对于文学领域的“底层写作”思潮做出相对准确到位的评价.无论“底层写作”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否有限,单就其在充分关注彰显底层社会问题上实际发挥的重要作用而言,这样一种文学思潮的重要价值就应该获得相应的高度评价.更何况,当张艳梅以如此一种愤激方式谈论底层社会沦陷现实的时候,我们所强烈感受到的,其实也还是她一种极其难能可贵的悲悯情怀.实际上,只要认真地读一读这部论著,就不难发现,作者思想的闪光点可谓随处可见.仅只通过底层社会与底层写作一端,我们就可以充分地领略张艳梅思想能力的非同一般.

张艳梅的文学批评自然也会有其他许多特质,但仅只是思想性的突出这一点,就明确地昭示我们,思想性的具备与否,确实是衡量文学批评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对于那些真正有志于文学批评写作的批评者来说,通过怎样一种方式才能够使自己的文学批评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无论如何都已经不能够再轻易忽视了.我们所应该集中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是自己的文学批评也一样拥有突出的思想性.

三、批评的文风问题

台湾蒋勋先生的《蒋勋说红楼梦》,多达厚厚八大册,但我读来却特别津津有味,爱不释手.其第一辑篇幅将近三十万字,尽管期间还要穿插别的一些事情,但我却是前后只用了两天的时间就读完了.照例说,既然是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专著,那就一定是高头讲章一类的东西了.蒋勋先生能够把高头讲章的东西,举重若轻式地写得如同小说一样好读耐读,确实是一般人所难以做到的.由此,我自然也就联想起了阅读李洁非时的一种感觉.前不久,为了研究的缘故,我特意找了李洁非的《典型文案》②来读.谁知一读之后,便不忍释手,如同阅读《蒋勋说红楼梦》一样,一口气就把这部多达45万字的研究著作读完了.说实在话,在我阅读当代文学研究著作的历史上,真还没有过如此一种酣畅淋漓的如同阅读小说一样的愉快感觉.那么,同样是一部研究著作,李洁非的《典型文案》为什么就会写得如此好看这般具有吸引力呢?且让我们先来看李洁非自己的夫子自道.

我们注意到,在《写在前面》这个部分中,李洁非曾经专门地谈到过自己写作《典型文案》的“方法论”问题.李洁非说：“这种工作,我称之为给当代文学史做‘文案’.《典型文坛》与《典型文案》,一字之差,就差在这里.写《典型文坛》,起因还在于人,觉得当代文学史上存在一些反映了当时文学境况的典型人物,值得认识和探索.后来,写着写着,发现‘人’其实并不关键,关键是‘物的结构与属性’.于是,人的面容开始模糊,凸显在眼前的,是桩桩件件交织着错综关系的文学史案例.分析它们,品味它们的诸多细节,成了我主要的工作内容”.一说到“文学史案例”,马上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法律意义上所谓“庭审案例”的“案例”二字.很显然,李洁非之所以要把自己的这部著作命名为“典型文案”,一方面的意思,固然是要把文学史上一些重要的现象如同整理“档案”一样地呈现出来；但在另一方面,却也确实有着如同法庭断案一般的细致梳理辨析文案之来龙去脉的意思.既然是后者,那自然也就带有着突出的方法论的意义.应该看到,如此一种爬疏辨析文案的方式,乃是李洁非自己理性自觉的一种结果.

在一般的意义上,我们根本不会把司法断案与文学研究这两件看起来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然而,李洁非的非同于寻常之处,正在于他创造性地把这二者巧妙地勾连在了一起.通过细密如同法庭断案的方式,来对当代文学史上的一系列仍然存有不少疑义的现象,做出具有相当说服力的分析解释,正是李洁非这一部《典型文案》在方法论层面上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关于这一点,正如李洁非所指明的,除了《周恩来时间》等少数篇章之外,其中绝大部分文章都是熟练地运用此种分析方法创作完成的.

细读此书,我们就不难体会到在整理材料以及写作的过程中,李洁非该是怎样地如同法庭断案一样细细爬梳条分缕析的.若非如此,这样的文章就很难写出一种趣味来.写到此处,我方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同样地以考订事实、分析材料为基本主旨的学术文章,其他人的文章读来味同嚼蜡无趣得很,唯独李洁非的文章却可以让我们读得如此津津有味意犹未尽的根本原因,或许正在于李洁非充分地借鉴了司法断案方式的缘故.由李洁非著作的异常好读,我不由得就联想到了当下时代学术研究文章的写作方式问题.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或许是受制于所谓学术体制压力的缘故,我们的学术文章越写越死板,越写越充满了一种八股意味.既然是死板的八股文章,那读起来当然就味同嚼蜡了无趣味.说实在话,对李洁非《典型文案》的阅读过程,就我而言,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愉悦过程.某种意义上,读这样的研究著作,确实比读小说都更加兴味盎然.之所以如此,与李洁非所采用的写作方式当然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现在的问题就是,李洁非可以把学术文章写得如此神采飞扬,为什么其他人就做不到呢?很显然,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有效地挣脱学术体制的束缚与羁绊.古人云,文无定法,唯独我们现在的学术文章却无端地生出了许多的条条框框.这些条条框框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束缚制约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如此看来,要想真正地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恢复生机,就必须首先打破现行的僵化学术体制,必须彻底改变我们的批评文风.在这一方面,李洁非的《典型文案》,实际上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范例.

注释：

①张艳梅：《文化视阈下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李洁非：《典型文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项目编号：13&ZD12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