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与新国际学术会暨中国当代文学会第十六届年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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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27至12月2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新时期与新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六届年会”,在海口燕泰国际大酒店隆重召开.此次学术研讨会和学会年会,适逢新进入第10个年头,当代文学自身的繁盛与新变,为会议提供了丰盈的话题和展开反思、总结的历史角度.会议共有来自国内外的三百多人出席,一百六十余人发言.年会还完成了研究会的换届工作,产生了第七届研究会理事会与常务理事会.188人被推选为理事,38人被推选为常务理事,10人被推选为副会长,白烨被推选为新一任会长.下面对大会发言内容分而述之:

一 新的反思与评价

与会人员对新表现出很高的阐释热情.大家普遍认为,新经过10年的发展,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韩少功(海南文联)在致辞中指出,现在文学创作越来越繁荣,而文学对社会人心的影响似乎也越来越减弱.但文学并没有死.我们从读者的文学阅读中所获得的心灵感动,显示了文学的力量.谢冕(北京大学)对新世纪十年的文学状况表达谨慎的乐观.新世纪十年奇迹并没有发生,我们只是走在创造奇迹的路上.张炯(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发言中表达了类似的态度.他认为,文学的商品化、产业化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自身的影响.但其局限也至为明显.纯文学受到挤压,创作迎合市场,思想与艺术完美统一的精制趋少.杨匡汉(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敏锐察觉到新的复杂性.过去一年虽创作数量惊人,并涌动着中国文学“走出去”、和世界文学“接轨”的呼告.但这是一种文学的狂躁症.与其这样,不如反求诸己,反思自己的内功修炼.王万森(山东师范大学)认为,从生活出发的新时期文学,走到新世纪却与生活拉开了距离,包括某些功成名就的文学人,耽于“中产者”的状态,与生活越来越疏远.因此,今天有理由呼吁文学“重新从生活出发”.

一些研究者从宏观、整体的层面来把握新,试图概括出这一时段文学规律性的特质.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经过十年的发展,新已经逐步呈现出一种“三分天下”的新格局.学界需要在导向、观念、机制、批评与教育等几个方面作出切实的调整与有效的增强,以适应新情况,应对新问题.李志孝(甘肃天水师范学院)则在借鉴南帆文学史座标观的基础上,来指认新的价值与地位.

从“文学政治”的角度对新给以反思,无疑是一个新颖的视角.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认为,新世纪以来,乡土文学、“底层写作”、海外华文文学等,都与政治有扯不清的瓜葛.陈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张伟栋(海南师范大学)的发言回应了孟繁华关于“重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主张.陈福民指出:政治性之于文学表达,是个隐秘的过程,同时需要很多相似度检测层.张伟栋认为,当下的政治不是权谋与统治术,而是法律、规则和共同体.那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只能是文学对法律、规则、共同体的想象与承担.

陈晓明(北京大学)尝试用“逃离”这个概念,来看当今中国文学对这一少有涉猎的主题的处理,暗示了作家在艺术上另辟蹊径的可能性.“逃离”不只是小说中的主题的或思想性的表达,同时构成了小说艺术表现手法的撕裂性的方式.他还用“晚郁时期”来指称“老之将至”的中国文学.所谓“晚郁时期”是指汉语文学历经100年的现代白话文学的社会化的变革与动荡,终于趋于停息,转向回到语言、体验和事相本身的写作.它是一批人、一种文学、一个时期的现象.张未民(《文艺争鸣》杂志社)则以“体物的文学”这一概念来概括新新的总体性特征.从“体物”的视野出发,物质的匮乏和获取、物质的感受成为新人物行为和情绪的发动机.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认为,关于“新世纪”文学评价,似乎应摆脱一个“进步论叙事”的习惯思路,或者说,作为一个“时间叙事”它的“隐喻性”已不存在.当代作家正面临新困境:文学中经验领域出现了空前的拓展,而作家面对这些经验时,遭遇处理上的巨大难度.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则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现在所呈现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语言的问题.新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建立起中国当代文学的优雅语言.

新因其语境的独特性,在题材处理、表现手法等方面呈现出许多异质性的因素.李林荣(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认为,新潮流中的现实主义总体化趋势,显示着“现实主义”的第二度本土转化.陈树萍(淮阴师范学院)注意到,新世纪,思想写作、怪诞写作与回忆抒情型写作是值得重视的楔入“”话题的三种有力方式.陈娇华(苏州科技学院)、彭文忠(湖南商学院)则考察了历史题材小说、商战小说在新世纪的新发展.

二 当代小说、诗歌与文学思潮的再解读

与会代表对当代小说、诗歌及文学思潮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与解读,许多论述立意独特,新意迭出.

与会代表的作家论,大多角度新颖,较大地推进与丰富了当代文学这一层面的研究.在赵学勇(陕西师范大学)看来,柳青的复杂性在于,他将“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传统带到当代文学中来,使他的创作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度.王文胜(南京师范大学)认为,史铁生对基督教思想是选择性吸收的.他以爱来担当苦难,但这始终未能解决他自己内心的荒诞感.姜岚(海南师范大学)、徐美恒(天津广播电视大学)、黄文倩(台湾师范大学)、陈颖(上饶师范学院)、周新民(湖北大学)、李莉(湖北民族学院)、李玫(东南大学)、周雪花(河北师范大学)、徐妍(中国海洋大学)等亦分别对路遥、王安忆、高晓声、迟子建、徐坤、陈应松、韩少功、叶广芩、铁凝、徐则臣诸作家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

面对一些耳熟能详的老作品,阐释角度、方法与观念的新颖尤为重要.这次年会,不少代表在这方面表现相当突出.盐旗伸一郎(日本驹泽大学)认为(《白鹿原》所显示的不是某个制度的优越,而是人的弱小和悲惨,以及弱小人的坚强、伟大和崇高.阎浩岗(河北大学)认为,长篇《李自成》在结构艺术、战争描写及心理描写方面体现了“笔墨变化,丰富多彩”的美学追求,均达当代最高水准.李斌(东华理工大学)将小说《人间》放在“白蛇传”改写的历史长河中予以考察.李永东(西南大学)、周燕芬(西北大学)、单元(浙江嘉兴学院)、黄平(华东师范大学)、毕新伟(阜阳师范学院)、金红(苏州科技学院)分别就((狼图腾》、《人生》(路遥)、《我的丁一之旅》、《赤脚医生万泉和》、《农民工》、《游园惊梦》(白先勇)等文本发表了独特的看法.,

对当代诗歌写作的新特性,众多学者纷纷发言.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将这些年诗坛的基本态势描述为“多元共生,众声喧哗”.新世纪诗歌中的现实关怀无所不在.杨四平(安徽师范大学)讨论了公民意识、中产阶级立场写作与当代中国诗歌的关系.吴仁授(上海大学)的发言讨论了城市诗作为新体裁的发展.叙述性已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的潮流与风气,对此,孙基林(山东大学)、高永年(南京师范大学)认为,无论哪一种叙述类型,都应该是以叙述的诗性为本.李少君(《天涯》杂志)、陈卫(福建师范大学)、易彬(长沙理工大学)、陈祖君(贵州财经学院)、彭金山(西北师范大学)等人也就新世纪诗歌的新发展发表了意见.

文学流派与思潮研究是与会代表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吴培显(湖南师范大学)认为,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在波澜不惊中佳作迭出.这标志着当代文学真正超越了浮躁之气的困扰.白浩(四川师范大学)认为,针对当前社会性质判定的暧昧未明性,因而使用“底层”写作是必要和传神的.赵树勤、龙其林(湖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认为,《瓦尔登湖》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直接影响到当代生态散文的发展.韩颖琦(广西大学)认为,书写在红色经典中一样存在,只是主要表现在反面人物身上.晏杰雄(湖南科技大学)、郭力(哈尔滨师范大学)考察了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最新发展.曾庆江(海南师范大学)、常彬(河北大学)、王素霞(深圳大学)、王迅(广西文学杂志社)、王永兵(安庆师范学院)、刘海军(重庆大学)、王玉春(大连理工大学)、周航(长江师范学院)、胡明贵(漳州师范学院)、武凤珍(西安美术学院)、庞秀慧(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王宇(厦门大学)、高小弘(大连理工大学)等人分别就儿童文学、女性写作、先锋小说、乡土叙事等文学潮流与现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许多研究者对新时期文学的价值取向抱持担忧态度.王玉宝(绵阳师范学院)、武善增(南京晓庄)、翟文铖(山东曲阜师范大学)、谭光辉(四川师范大学)、方涛(海南师范大学)等从作家角度指出,在大文化庸俗低级化背景下,坚守道德和良知已成为文学创作需要秉持的基本原则.

三 文学史写作,文学批评、地域文学及其他

部分与会代表以较为宏阔的视野切入文学史写作、文学批评、地域文学等问题.这些探讨很多涉及研究本身,具有较强的理论自反性.

陈剑澜(《文艺研究》编辑部)认为,近年有学者提出“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的口号.这大概是基于两点自觉:一是立足于本体历史经验和现实感而具有的“了解之同情”;二是母语阅读经验的不可替代性.就此而论,这条路是走得通的,但要避开可能的民族主义陷阱.渡边睛夫(日本国学院大学)认为,中国文学史对孙犁的评价很不够.中国微型小说80年代后发展很醒目,也被文学史忽略.周晓风(重庆师范大学)、金文野(深圳大学)、刘志华(西南大学)、张立群(辽宁大学)、李润霞(南开大学)、陈红旗(嘉应学院)、王春荣(辽宁大学)、何希凡(西华师范大学)、庄伟杰(华侨大学)、李蓉(浙江师范大学)、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等人分别从经典化、价值评判标准、史观诸层面就文学史写作问题提出了建议和看法.

万国庆(嘉兴学院)认为目前通用的文学史教材普遍存在不足.李平(广播电视大学)认为,电大教材的“新”包含三层的意思:一是作者新,二是内容新,三是面貌新.任一鸣(新疆昌吉学院)、崔志远(河北师范大学)、龙长吟与谭伟平(怀化学院)等人,则结合自己写作文学史的实践谈了相关看法.

选择某个历史事件作为新的文学时期的起点,并非文学中人的自觉的理性意识.毕光明(海南师范大学)认为,在泛政治化的文学时代,作为权力的政治本身是复杂多变的.文学史的历史分期,由此获得了另外的依据,即文学自身的依据.

关于文学批评,部分学者作了深入的反思.雷达(中国作家协会)针对文学批评缺乏公信力、影响力的现状,对应该有什么样的文学批评这个问题,从六个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一是要有强大宏阔的精神背景;二是要在美学原则和理论方法上有所创新;三是要在批评的基础方面下功夫;四是要坚持独立的批评风格;五是要坚持批评者的姿态;六是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馆)认为,这个时代的文学创造力是旺盛的,但评论家往往视而不见,不能将好的作家作品推荐给读者.邢少涛(《文学评论》杂志社)反对当前很多论文首先建立一个理论框架,然后再分析作品的写作方式,认为这样的作品分析定然会显得支离破碎.李美皆(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认为,以专业批评的标准来衡量学院派和以学院派的标准来衡量专业批评,都是不适用的.颜敏(江西师范大学)梳理和辨析了当代学院批评短暂的历史及其价值得失,意在表明学院批评的基本意义与责任.朴敏镐(韩国外国语大学)认为,评论家得跟作家、出版界、学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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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甚少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反之亦然.这一问题成为梁丽芳(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关注的对象.她认为,海外华文文学“亦此亦彼”的特性,使它有跨越国界的潜力.它既是海外的,也是中国的.

地域一民族文学以及文学的民族性也是与会代表关注的一个方面.包明德(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不论过去和现时,都未产生也不存在超民族、超时空的“世界文学”.民族性与历史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民族性有稳定性和传承性.民族性不是凝固的抽象物,不是静态的符号,是个动态的流程,是航行而不是停泊.民族性是艺术创造的介质、依恃与河床,世界性则是民族性的动力和追求.王敏(新疆大学)、涂鸿(西南民族大学)、赵志忠(民族大学)等人结合民族文学的创作实际就这一问题做了深入探讨.

翻译是文学交流的桥梁.这在当代文学中表现得日渐突出.韩洪举(浙江师范大学)发现,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里,鲁迅对翻译界的影响仍然是非常明显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国外的译介和传播问题,也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注意.朴恩惠(韩国外国语大学)注意到,韩国内对中国新生代小说作品的研究渐渐增多.李永求(韩国外国语大学)发现,韩国在翻译中国当代文学方面偏重于小说,其缘由值得探讨.

散文、戏剧也引起部分与会代表的关注.张晓东(阜阳师范学院)、王洪岳(浙江师范大学)、苏琼(厦门大学中文系)等人对此发表了看法.

四 大众传媒、消费文化与新思潮

当代文学在新世纪与大众传媒发生着更为密切的关系.网络、影视等媒体对文学造成深远的影响,这直接关系到新的存在形态.

一些与会代表较鲜明地表达了对大众传媒、网络文学的否定性态度.郑翔(浙江省作协)认为,因创作者素质、市场与媒体等原因,网络文学代表了新世界中国文学的新的可能性的说法是成问题的.吴玉杰(辽宁大学)也表达了类似态度.也有学者侧重考察其正面价值.黄永健(深圳大学)就认为,从纯文学到大文学正是人类学意义上文学精神的自我回归.李红秀(重庆交通大学)、张莹(四川师范大学)等人具体考察了大众传媒影响下文学的新质和变化.田忠辉(广东商学院)认为,80后代际创作在太众文化的新语境下,表现出迥异的意识形态和审美趣味.青春书写与自由意识是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

杨早(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影视是目前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共享的唯一文化资源.而影视背后的文化事实非常复杂,蕴含有政治权力、资本力量与大众传媒诸方面的因素.房福贤(海南师范大学)认为长篇电视连续剧在肯定传统道德的同时,也有偏颇,造成了一定的混乱.魏巍(陕西师范大学)、田文兵(华侨大学)注重探讨电影背后的人性与文化因素.李红秀(重庆交通大学)、袁莉(四川师范大学)、韩鲁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则侧重研究文学与影视的交互影响.

消费文化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侵蚀作用.对此,李萍(海南师范大学)、张慧敏(江西景德镇高等专科学校)从不同角度批评了技术时代当代文学的庸俗化倾向.赵牧(许昌学院)认为,在当下,在革命叙事中青春和革命已经演化为不切实际的“文本性态度”.徐仲佳(海南师范大学)认为,《废都》显示出了精神溃败之后的精英知识分子的真相.谭湘(河北教育出版社)在分析张洁、王安忆、陈染等人写作历程的基础上指出,在丰富复杂的现实层面,女性所面临的问题因之现代和商业化进程、因之市场经济的商品化、物质化而愈加严峻,愈加紧迫.与消费相关,吴圣刚(信阳师范学院)、张文红(北京印刷学院)认为,市场化的出版对文学品质构成了直接的侵蚀和冲击.

一些批评家注意到大众传媒时代批评的生存状态问题.吴玉杰(辽宁大学)认为,大众传媒上的文学批评形成强势,不仅和传统文学批评相抗衡,而且呈现把传统批评淹没或挤到“边缘”的趋势.江冰(广东商学院)则认为,如今以50后、60后为主力的传统批评家,面对80后依赖网络所形成的新文化空间,产生一些观念上的阻隔,不但在情理之中,也是现代社会飞速发展出现“代沟”的正常现象.

(张伟栋 廖述务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