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文学的框架与视角

引言:拓展北朝文学研究范畴的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自西晋灭亡(317年)至隋代统一(581年)的260多年,是北方地区的“五胡十六国”和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时期.在此期间,除汉族外,在中原建立政权的主要有匈奴、氐、羌、羯、鲜卑等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多集中在北方地区,他们之间彼此混战、兼并,促使民族文化不断的交流,在与汉文化交流融合的同时,也不断地吸收多民族的文化因素,形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多民族的文化交融现象.西域于西汉时正式划入中国版图,魏晋南北朝时期(3-6世纪),各朝代对西域仍不时派出军队和官员,北魏相继于公元439年后经营管辖西域.古代西域,汉语与胡语即各民族语言在某些范围是通用的.魏晋南北朝也是佛教翻译、传播极为盛行时期,西域诸国是佛教传人中原的主要途径,东来西往的传教活动,成为西域诸民族文化同中原汉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在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北朝文学风貌,与南朝文学有很大不同,与传统的中国汉文学也有较大差异.史称晋室南迁,“遒丽之词,无闻焉耳”(《宋书谢灵运传论》),东晋文坛尚且寂寞,更何况北中国处于“戎狄交侵,士民涂炭,故文章黜焉等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传统文学出现了断裂.然而传统文学的断裂却为新型文学的发展带来了转机.北朝文学正是处于这种转型期,虽然文学成就远逊于南朝,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却十分重要.北朝文学别具风姿,另有一派魅力,不同的民族风情,新鲜的气息,鲜有传统束缚的创造精神等无不引人入胜,也有不少优秀作品,千余年来脍炙人口,历久弥新.在唐代兴起或时行的变文、戏弄、传奇、倚声之词等莫不是受北朝文学的影响,正是文学的交融带来了发展的契机,历经北朝漫长的孕育终到唐代的怒放.也因此,对北朝文学的研究势必要在大中华的各民族文化交流和文学演进的框架中展开,从多民族的视角出发去审视其成就与意义.

遗憾的是,相对北朝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及其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学界对北朝文学的研究却长期缺乏足够重视,至使北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最不起眼的角落.

对于北朝文学的研究,清代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将十六国北朝文章进行了系统的收集归纳,并附作者小传.其中收录了十六国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中的上层统治者的文章,北朝皇室公文与赋作碑铭等,其中皇室公文就占了七百八十多篇,赋主要是孝文帝的作品:《祭恒岳文》、《祭崇高山文》、《吊殷比干墓文》、《祭岱岳文》、《祭河文》、《祭济文》等.碑志主要包括元苌的《振与温泉颂》,元景的《临行自作墓志铭》等.不仅有对名声显赫的汉族作家作品,对少数民族文人存留的文字资料也予以悉心收集整理.近现代学者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对北朝诗歌谣谚,其中包括少数民族作家诗作也尽量收集.以上两书为反映北朝多民族融合文化背景下的整体文学风貌保留了可贵的文献资料.严、逯之后,对北朝民族文学的研究非常薄弱.直到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对北朝文学资料进一步整理,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分析了北朝民族文学的特色,考证了十六国文学家的相关信息.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在第十八章,介绍了北朝的社会和文化,北朝文学的发展和分期,北朝文学的特色,十六国文学概况,分析了苻朗的文学创作.并将北朝文学主要分为北魏和北齐文学(即北朝初期文学和北朝中后期文学),主要介绍了北魏、北齐作家温子升、邢劭、魏收三位北方本土文人,及《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三部有影响的著述,西魏北周文学重点分析了由南人北的王褒和庾信.对北朝文学研究有大力推进.此外,有人将北朝文学分为三个时期,与曹道衡对北朝民族文学的分期具有相一致之处,只不过后者更为详细和精审,而且把少数民族作家的概况作了介绍.周建江《北朝文学史》对十六国北朝至隋初文学进一步作了系统阐述.与其他文体相比较,对北朝民歌的研究是比较多的,胡适《白话文学史》将北朝乐府民歌称之为“北方民族的英雄文学”.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也给北朝民歌以较高评价.在北朝民歌中,对《敕勒歌》研究也很多,主要是关于它的来源,有的人认为是敕勒语,有的人则认为是鲜卑语,也有人认为是突厥语.其次是对关于北朝的赋体文,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作了概述.

总体来看,对北朝文学的研究除了上面提到的曹道衡的《南北朝文学史》、《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对少数民族文学还有所侧重外,其他大都是对其总体风貌的阐述.如蒋述卓的《北朝文风的悲凉感和佛教》(见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从民族文化之间相互融合的角度总体上探讨了北朝文风的悲凉感和佛教的关系.又胡旭《20世纪北朝文学研究综论》(见《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回顾、考察、梳理了一百年来北朝文学的研究历程,凸现了北朝文学在20世纪的研究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研究者对北朝文学逐步深入的认识.整体而言,对于北朝文学的研究是极其局限的.北朝文学研究局限于北朝三才、北地三书、北朝乐府民歌等,以及概论性综合研究.各种文学史著认为北朝文坛萧条,只有少数文人继承了汉魏文风,或学习南朝文风创作了一些散文与诗歌.对北朝文学的论述主要集中于几位北方汉族或由南入北的汉族作家,民歌方面对Ⅸ木兰诗》、《敕勒歌》论述较多,其它研究较为疏略.而且忽略了北朝社会十分活跃的佛教文学活动,没有深刻反映多民族融合时期北方真实的文学现象.对北朝时期西域地区(古代新疆)的文学更是缺乏关注.因此,要推进北朝文学的研究,势必要打破局限,拓展研究视野,统观北朝历史舞台诸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下的文学演进,发掘其深刻的内涵及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事实上,许多学者都认识到,北朝文学是民族文学,乃至政治性文学.那么北朝文学研究就应对匈奴、氐、羌、羯、鲜卑等及西域诸民族文学予以全方位的审视与梳理,拓展传统北朝文学研究的视野,应对北朝时期借弘佛而盛兴发达的佛教文学,及其文学的多民族性和大众化特征进行论述.以微观分析为基础,宏观立论为目标,揭示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处于多民族文化交融阶段,诸少数民族的文学活动及文学发展的历史真况,各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对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及北朝多民族融合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从而有力推进北朝文学研究的进程.

所以研究北朝文学可以从各民族自身文学演进为切人口,研究北朝文学应该兼及西域文学,并着重研究多民族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北方诸少数民族文学,及多民族文学互动中,对中原主体文学承传及其嬗变发展的内涵.

一　民歌和军国文翰为主旋律的五胡十六国文学

研究十六国时期氐、羌、羯、匈奴、鲜卑等文学,可以深入发掘在北中国诸少数民族于接受先进汉文化和多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同时,也在延续着自身的文化底蕴.在文学活动中或张扬着草原游牧民族生态文化的个性,或歌咏展示贵壮贱弱、通情与早婚等民俗与心理.从这些民歌的民族文化风俗研究切人,可以深入发掘北朝民歌的诗史意义.与民间歌咏不同,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散文多军政文翰,出自统治者或上层文人之手.这些文字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抒写性情施展才气,而是它的实用意义和治国效用.所以引经据典,持儒家兴国正邦之论,乃至以理服人,以气势争胜成为散文创作的追求.

诸如早期的慕容鲜卑歌,毫无造作,生动反映当时社会生活.“鹞子经天飞”(《企喻》)的尚武豪情、“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陇头流水》)的战争苦难、“老女不嫁,踏地唤天”(《地驱歌》)的恸哭,血肉丰满,撼人心扉.其刚健的气质、活泼的基调,对以后唐诗风格产生深远影响.又如“弓无弦,箭无栝,食量乏尽若为活”(《隔谷歌》)等七言四句的七绝体、七言古体和杂言体诗丰富了诗歌形式.杂言七言密促的节律,为以后唐代七言歌行、律绝的盛兴积累了文化基础与创作经验.早期的慕容鲜卑歌作为诸燕乐府,多保留于北魏乐府中,北魏末年尚存五百余曲.随岁月变迁,慕容鲜卑歌不断流失,在周隋还和凉州乐合奏,到唐代只剩五十余曲,它们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慕容诸燕散文多为应用文,一些应用文写的比较完美,具有骈俪特点,说明慕容氏崇仰汉文化而且汉化较深.

前秦后秦氐羌文学、前赵后赵前凉等匈奴羯族文学,在“戎狄交侵”的北方社会起到了文化的传承作用.比较而言,前秦后秦氐、羌族汉化较深,文化水平较高.所创作的应用文与同类东晋文相比毫不逊色,作为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能写出如此的应用文,显示出了一定的文学造诣和文学素养.从应用文创作,也可看出氐羌文人对文学、历史掌故较为熟悉,在应用文中大量引经据典,设置生动形象的比喻,显示出文采和气势.虽然前秦氐族文学作品多已遗失,但我们仍可从他们的应用文中以一斑而窥全豹,略知前秦氐族文学创作的整体水平和风格.氐、羌文学相比较,则氐族成就高于羌族.苻朗诗文作品,代表了前秦氐族文学的最高成就,其寓言故事和格言诗富含哲理,有中国传统的因素,也有非传统的精神.

匈奴、羯胡文学状况略同于氐羌.匈奴建立前赵、夏、北凉等政权.前赵刘氏以华夏民族的正统传人自居,为君临天下找历史依据.从现存应用文字看,文学上体现了对汉魏文风与汉魏中原传统文化的继承,尤其刘聪子刘易文笔干练简约,行文引经据典,颇持儒家治国之论.沮渠蒙逊、沮渠茂虔等北凉文人、赫连勃勃等夏的文章亦颇承汉魏体制.羯族与西域胡人渊源关系密切,信仰袄教,敬西域胡天神,也更热衷西来的佛教.相对而言,石赵的汉化较低,但亦“颇慕经学”(《晋书石虎载记》),反映出了汉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所以一些文书亦趋于骈俪化,也能援引典故.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民族文学现象,是被学界视为“文学荒漠”下的潜流,它显示着文学发展的动态,是北朝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角落.

二　北魏拓跋鲜卑文学的演进及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意义探讨

北魏拓跋鲜卑,先世久处漠北,逐水草而生,到道武帝灭后燕,进占黄河以北,国家形态和封建社会才逐渐形成.然而,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等鲜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过重大影响.学界对拓跋氏作家群体的研究较薄弱,未有对作家作品集中的整理分析.而对北魏皇窒文学作家及作品进行全面地审视与研究,阐释分析皇室初期文学的特征到后期文学的成就,梳理其文学风气形成的脉络及其促进文化发展的意义,对研究中国文学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北魏立国之初,拓跋鲜卑汉化较浅,至元宏执政大力推行汉化,倡导文学,“洛阳之下,吟讽成群”(《文镜秘府论四声论》).拓跋鲜卑与汉族文人唱和时有佳作,如孝文帝与彭城王元勰、郑笼、郑道昭、邢峦、宋弁君臣联诗:“白日光天兮无不耀,江左一隅独来照.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内外.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可看出倡导文学创作的风气.孝文帝的《祭嵩高山文》、《吊比干墓文》等辞赋类作品,文笔娴熟,声调和谐.尤其《吊比干墓文》“引雄虹而登峻兮,扬云旗以轩游”,夸张描述绘影绘形,篇章波澜壮阔跌宕有致.楚辞浓墨重彩,酣畅淋漓的风格为鲜卑拓跋文人所借鉴.可以看出鲜卑族文学的发展进程.

北朝文人多以建功立业作为自己人生价值体现,北魏文人对公牍文的创作表现了极强的热情和兴趣.拓跋文人作有大量公牍文字.“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人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颜之推《颜氏家训》)经国文翰为创作之主流,帝王也高度重视.孝文帝认为公牍文应辞无繁华、理从简实,内容上强调务实.这种公牍文风格上力求朴实,与南朝要求骈俪华美的“俱为悦目之玩”(萧统《文选序》)的表奏书誓符檄之类不同.北朝文人和拓跋皇室文人向南朝文学学习的同时,具有不同的文学追求与鲜明的文学特点.

在多民族文化融合时期,北魏拓跋文学以汉文字语言从事创作,对于促进文化融合和北方总体文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南方地区沿东晋文学一脉而下,生机勃勃,北方地区的文学则正处于断裂带上,“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按照南朝的文学观,军政文翰难以文学目之,但就少数民族的自身文学发展而论,它们是极度飞跃了,可以说,它填补了鲜卑书面文学的空白,提高了他们的文学水准,促使北朝文学走向繁荣.在多民族文化融合期,传统文学断层再造中有举足轻重的文学史意义.他们的文风、文学观念,都值得深入研究.

三　北周北齐鲜卑文人文学水平提高为隋唐文学繁荣奠定了文化基础

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实际掌握政权的高氏和宇文氏集团随后取而代之,分别建立了北齐、北周.崇尚鲜卑文化的鲜卑六镇军人的代表高氏是鲜卑化了的汉人.北齐诗歌以歌颂少数民族生活和北方生活为主题,语言更为质朴,景象开阔,意境宏大.北周宇文氏等民族诗人虽摩尚庾信,但北地文化的精神始终熠熠生辉,其粗犷质朴的气质使诗歌独具个性.正如北魏文化艺术的风格是稚拙朴素、端庄方正,得自然之妙,它集中在佛教摩崖造像及魏碑上.这种艺术风格体现了北方社会拙、重、大的主体气质,大则表现其声势,重则突出其分量,拙则代表了艺术上的取向.而这种艺术精神同样也反映在文学上.虽日南风北进,北魏文学渐染南俗,然终具北风,沉郁苍劲之气十分明显！如宇文招《从军行》:“辽东烽火照甘泉,蓟北亭障接燕然.水冻菖榆未生节,关寒荚苑不成钱.”将多次的征战经历写入诗中,风格苍劲.漫天的战火硝烟,苦寒的气候条件,凋敝的民生景象,经历过战争的人都能引起共鸣.

以北魏、北齐、北周等拓跋、宇文诗人为例,他们的诗作内容包含述怀咏志诗、应制酬唱诗、风月言情诗,模仿与问答诗等等题材,由于北朝后期较重儒学,受诗教的影响,脱去了早期民歌“老女不嫁,踏地哭天”的放纵,体现了温柔敦厚的迹象,但内在质朴依然存在.诗歌多建安文学的慷慨,少江左文风的绮靡.诸民族作家是文学融合交流的纽带,他们向北方汉族文士学习交流,也直接或间接效仿吸取南朝文学,同时又反映出自身与生俱来的民族特质.较之南朝文学,往往内容比较充实,散文多军政文翰,诗歌多反映现实.研究他们的文学活动与创作实践,是揭示北朝多民族文学融合与发展特质不可或缺的环节.

北齐北周的诗作风格勃发豪气,魅力独具,鲜卑诗歌在周、齐文学中同样占据重要地位.随着南朝文风北渐、南方文人人北,文化融合加深,鲜卑宇文氏等少数民族文人文学水平不断提高,为隋唐统一王朝的文学盛兴奠定文化基础,北朝诗歌也成为了隋唐诗歌的奠基石.

四　西域文学与中原的密切关系及多民族文化兼容的特质

西域早在商代与中原就有密切的联系,至西汉正式划人中国版图,中原与西域的关系更为密切.魏晋南北朝时期(3__6世纪),各朝代对西域仍不时派出军队和官员,北魏相继于439年后经营管辖西域.古代西域,汉语与胡语即各民族语言在某些范围是通用的.研究北朝文学应该兼及西域文学.

如粟特人在中国史籍中称之昭武九姓、九姓胡.他们的城邦国以位于撒马尔千的康国为中心,而粟特人聚落在十六国北朝时期遍布于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中原北方、蒙古高原等地区.自北魏至隋唐,中原王朝政府都设萨保府管理聚落胡人.入唐后州县的胡人聚落又改为乡、里.他们也有文化交往,有文字留存(如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四世纪初的粟特文书、西安出土的北周时期《安伽墓志》等),乃至对西域其他民族产生过较大文化影响.粟特人以经商著称,《魏书西域传康国》条记:“诸夷交易多凑其国.”伴随着大批商队的往来,诸种文化也得到传播.粟特文书反映了粟特商人以凉卅f为大本营,前往洛阳、邺城、金城、敦煌等地进行贸易的活动.信札综合了商业文书与书信文体的优点于一体,简洁明朗又不失生动流畅.以华丽的赞美之辞、虔诚的祝福之语开头,体现了粟特人的文学语言特点.

古代西域民族信仰摩尼教后出现了很多文学著作,其中大部分是诗歌作品,它们大部分是生活在吐鲁番地区的摩尼教诗人用回鹘文写就或翻译的.吐鲁番的维吾尔先民,受粟特商人和传教士的影响在粟特文的基础上创造了回鹘文,并在公元422―488年间开始使用该文字.维吾尔佛教思想和文学作品中有关宗教术语不是借自梵语而是粟特语,通过在文献中使用的一些从摩尼教进入佛教的术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摩尼教对古代西域民族佛教文学的影响.

突厥汗国兴于北朝,衰于唐代.古代突厥一回纥时期突厥文碑锗的内涵丰富,不仅是对突厥、回纥汗国的建立及其历史文化的见证,可与汉文史料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突厥碑铭文的发现和解读,可直接看到突厥、回纥与中原北周、隋唐之间的关系,与中原具有形似的历史文化根源.而且通过古代突厥文碑铭我们能够了解古代突厥文的文学特点,诸如文体特点、语言形式及情感特色等方面的突厥文学信息.突厥回纥汗国时期的突厥文碑铭作为早期文学的表现形态之一,属于作家文学范畴,以传记的形式表现了暾欲谷、阙特勤、毗伽可汗、葛勒可汗等英雄人物的丰功伟迹.悉心研读这些碑铭,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这些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了解他们的英雄事迹,同时也可窥到作者的叙事策略以及潜藏在作品中的独特的情感特征和地域特色等.

这些文学现象,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分子,他们虽与以中原为代表的中心文学玄远一些,但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在边缘文学与中心文学的不断互动中推动着中国文学生态的发展.

五　佛经翻译与乐舞东传中的文化交流与文学切磋

北朝佛经翻译活动也是西域与中原文学交流的过程.佛教起初主要通过安息、康居、于阗、龟兹等西域诸国东传.先兴起于北方,既而牵动江左,先以西域胡僧为主导,继而僧士合流.在佛教本土化的过程中,佛经文学的艺术品质也流入了中国文坛,并影响着文学的发展.根据中西学者考证,佛教当在西汉以前已传人中亚各国,通过西域再传人中土的佛教文化,已融入了诸多西域民族的文化因子.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传人中土初期,译经活动极为频繁,主要传译者是西域僧人.不断有“西僧”来中国传教译经,把印度大小乘经典陆续介绍到中国.西僧东来的同时,中土僧人西去取经,在译经布道过程中,不断切磋经义,推敲语词,进行语言文化,思维形式,乃至文学艺术等多方位的沟通,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融.西域胡僧翻译的经文,本身就是借助文学的形式来阐述经义,既是一种宗教活动,也是一种文学活动.凉、洛等地一度成为译经传教中心,聚集名僧名士合译经文,译经、讲经之人动辄千计.这种受宗教目的驱使的文学活动,一度成为最普及、最广泛的文坛现象.

佛经翻译文本是在原创的蓝图上的再创作,既有蓝本的艺术特征也有翻译中再创的艺术结晶.早期的经文口口相传,讹误频出,因而译者的再创因素较重,所以佛经翻译文学,也是译者的文学造诣和创作成就.

佛经翻译文学具有鲜明的叙事文学特性,想象丰富,情节生动,故事性强.叙述风格铺陈丰繁,表述语言生动优美.如《阿弥陀经》、《法华经》等大乘经典,宛如一部佛教长篇小说.佛经翻译文学的叙述方式极为灵活,有偈颂、散文、故事、譬喻、直叙、问答等多种形式,因此佛经之中多种文体夹杂,各有特色.僧人布道往往讲唱结合,形成了经文韵散结合的叙述特点,韵文部分的内容又常是散文部分的概括和重复.广为流传的佛经翻译文学对后世小说、说唱文学、诗歌,乃至文字语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域翻译家、文学家、佛学家鸠摩罗什,被后秦迎请到长安,进行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在东汉至魏晋以还,经文“支、竺所出,多滞文格义”,或囿于语言,只取直译不能融会贯通.罗什于是重新校译,使“义皆圆通,众心惬服,莫不欣赞”,并常与沙门僧睿等“论西方词体,商略同异”,在译经的再创作中,追求文学艺术的完美.鸠摩罗什翻译的《妙法莲华经》,以佛陀讲述《法华经》为主线,串起大大小小的故事,情节曲折,构思精巧,具有很强的文学艺术性.叙述语言优美,联想丰富,以复迭、层递等艺术手法,营造了繁缛华美的艺术世界.

佛经文本,作为特殊背景的文学样式,自前秦以来广泛流传.译经不仅是宗教活动,也是文学活动.佛经文学风貌也是北朝时期一种实实在在的文学风貌.参与人之多,影响之大,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不容忽视的.不仅佛教经过本土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诸如《妙法莲华经》之类的文学特性也不断与传统文学风格融合,或丰富了中国文学风格,或影响了传统文学的风貌.研究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学活动,研究佛教传布中的胡汉文化交流,也是研究北朝文学不可或缺的方面.

西域乐舞艺术发达,北朝时期西域与中原乐舞文化交流极为频繁,西域音乐一度成为中国音乐的主流.延至隋唐,十部乐中,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高昌乐、康国乐五部均为西域乐,凉州乐是胡汉音乐交融的产物,西凉乐系《隋书音乐志》云:“变龟兹声为之”,《旧唐书音乐志》也载:“盖凉人所传中国(中原)旧乐,而杂以胡羌之声也”.太常乐、法曲、教坊曲也多胡曲.乐舞须乐、歌、舞三者并举,其中歌词属文学的范畴.为配合新声的演唱需要,产生了长短句(词)这一新的诗歌形式.源自西域乐曲的词牌名目繁多,丰富了文学艺术的形式.不仅于此,更为重要的是,广泛的乐舞文化交流,改变了固有的艺术审美情趣,成为了文学风格发展嬗变的内在动因.盛唐诗歌的创作精神和审美情趣无不渗透着这些艺术精神.

结论

北朝文学研究,不仅是对温子升、邢劭、魏收北地三才,王褒、庾信等由南入北的文学名流,以及《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北地三书等文学精英研究,更重要的是统观北朝历史舞台诸民族的文学活动,发掘文学流变及其作用于文学发展的意义,毕竟精英文学不是北朝文学的主流.北朝文学特色不应属于精英文学,而更多体现的是异质文化的撞击火花,是断层再生的新生产物.文学的艺术价值与文学史的意义不能用等号连接,北朝文坛断层再生的产物多粗糙简朴,未尝达到艺术的极致,但他们健康的律动,富有生命的活力,对文学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北朝文学研究应尝试从各民族自身文学的发展为切入口,不同于传统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视角.研究匈奴、氐、羌、羯、鲜卑及西域诸民族的文学活动,尤其多民族文学的交流互动与融合.他们在汲取中原汉魏以来的汉民族文学以及先进的封建文化取得不断进步的同时,叉于多民族之间彼此交流相互吸收,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础.多民族间文学交流互进,各民族文学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内在特点.引入民族史学、社会学、民族文学研究等理论方法,研究北朝各民族文学生动的现象、微妙的嬗变特征,以促进深刻了解把握中国文学多元一体的人文特性,及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慕容鲜卑歌给诗坛带来了剽悍的游牧文化的阳刚之气,氐羌羯匈奴等的军政文翰与不多的诗文创作,体现了民族融合的文学底蕴,元宏等拓跋鲜卑文人的创作体现了民族融合中文人创作发展的进程,胡汉僧人译经中的思想交流与文学切磋,给传统文学注入了新的元素,西域僧人翻译的佛经文学为文坛增添了别致的风采.北朝诸多少数民族文人犹如胡汉文学交融的支点,起着纽带与关联作用,带动了北方多民族融合期文学事业的发展,都为隋唐统一王朝的文学盛兴奠定了基础.

因多民族文化的特殊性,研究北朝多民族文学的文献引征,除常规文史资料外,大量搜索征引了民族史学资料、中亚研究资料、敦煌吐鲁番文献、佛教文献以及近期考古资料等.在主要引用汉文资料,也要尽量收集参考了外文、民文资料,关注国内外学界的研究成果,启迪思路.

北朝文学研究的构思框架,及从多北朝多民族文学研究的视角对北朝文学特质的一些粗浅观点,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推动北朝文学研究的进程.

责任编辑: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