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释曹丕《典》的“屈原、司马相如优劣”

点赞:34488 浏览:158507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21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内容提要 曹丕《典论》创为屈原、司马相如优劣论,结合二、三世纪之交汉魏之际好为人物优劣辩论的时代风气来考察,本不足为奇,但专门提出屈、马二人来作比较,并明确宣示屈优马劣,其问题意识与价值判断显得更为鲜明.一方面,如果置于那一历史时期辞赋文学仍占有强势与主流地位的特定的文学史背景,则具有将辞赋文学传统分裂为二并进行价值重估的倾向;另一方面,建安时期文人五言诗蔚然兴起,屈优马劣的价值论述,正好可以视为是对这一新的文学思潮的迎接.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辞赋文学向诗歌主导的抒情文学传统转型的关键阶段,曹丕所立的这一优劣论,未尝不可以视为中国古典文学核心价值建构的一个风向标.

自从中国文学上“”的正统地位建立起来之后,普通的读者很难想象,除了《诗经》之外,还有谁的权威性可与屈原及《楚辞》相比.但是,在经过“经典化”成为经典之前,处于历史常态之中的《楚辞》,它的主要代表作家屈原,曾经是一位成就与汉代辞赋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一争高下、互有胜负的文学人物.这一现象在西汉后期至汉魏之交时期,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本文提出曹丕在其名著《典论》中对屈原、司马相如优劣论所作的论述来分析研究,这绝不单纯是汉末建安时期对于屈原、司马相如二位作家的评价的问题,更涉及到《楚辞》的接受、汉赋的传播以及两汉魏晋时期文学传统的建立等问题,涉及到中国文学史上以辞赋为主导的文学传统向诗、赋并峙统率文学的传统的转变,涉及到建构时期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核心价值的问题.藉助于对曹丕“屈原、司马相如优劣论”这一问题的观察与分析,希望能够对汉魏之际文学观念的建构以及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的发展方向问题作出较为深层次的理解与认识.这一次“优劣”辩论,某种意义上与中国文学的正统逐步走向以“唐诗”为最高代表的抒情诗传统,具有观念导向的特别地位.

一、曹丕“屈原,司马相如优劣论”的提出及其背景

现在可考的屈原、司马相如优劣论,见于曹丕的论述:“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矣.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北堂书钞》卷一○○;《全三国文》卷八)按:《北堂书抄》、洪兴祖《楚辞章句》(卷一《离骚》题注引)引此节论述,题作“魏文帝《典论》”.为了给下文的讨论提供一个基础,这里先将这段文字略作疏通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设问者曰:“屈原、相如之赋孰愈”二人的作品通名之日“赋”,值得注意.对于屈原究竟如何认识与称呼他的作品,或许众说纷纭,曹丕的论述显然按照的是《七略》、《汉志》以来的传统,以屈原的作品为“屈原赋”(该题目见《七略》、《汉志》“诗赋略”第一类).其次,对于屈原、司马相如作品的优劣的设问,回答者的见解又大致可以分为二层意思来理解:一者讲屈、马各有所长,二者提出屈原优于司马相如、扬雄的论断.再次,回答者在回答屈原、司马相如优劣之问时,又捎上扬雄,这也是有趣的.总之,曹丕《典论》的“屈原、司马相如优劣论”所表达的屈原优于司马相如、扬雄的观点,是一件有关于“赋”的价值论述的判断.这里先要研究一下该.“优劣论”提出的具体时间,以及当时热衷于优劣辩论的一时风气.

“屈、马优劣论”出自曹丕精心结撰、预备传世的子书《典论》.《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曰:

帝初在东官,疫疠大起,时人彤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

帝“在”,足证《典论》之初撰在曹丕即位之前,即为魏太子时,其成书的关键为当年的大“疫疠”.建安二十二年(217)大疫闻名于史,邺下著名文人徐千、陈琳、应砀、刘桢皆死于该疫,曹丕二十三年《与吴质书》因此长叹:“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据前揭《与王朗书》所透露的“著篇籍”以图不朽的心意,曹丕将生平相关论述编为《典论》一书,直接的刺激来自二十二年的大疫.活生生的人转眼即成异物,唯著书“立言”可以达到不朽.两汉魏晋时期,著作“子书”被普遍认为是“立言”不朽的最佳方式,曹丕这方面的意识尤其显著.曹丕论述邺下诸子的成就,特别属意与赞叹徐干撰著《中论》,《典论论文》曰:“(孔)融等已逝,唯(徐)干著《论》,成一家言.”《与吴质书》曰:“(徐干)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意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著作一部子书,从此可以不朽,这正可以当作曹丕撰《典论》动机的夫子自道.曹丕《典论》撰于为王储时,直接的证据又见卞兰《赞述太子赋》,日“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颂”(《全三国文》卷三○).《典论》成书之后,曹丕在即位之后的魏黄初年间可能续有润饰、删补.为了使《典论》不朽,曹丕去世之后,他的儿子魏明帝还有将该书刊石立碑事总之,以曹丕建安十六年立为王储,二十五年纂汉建魏朝,《典论》当中的“屈原、司马相如优劣论”所发表的时机,系于三世纪初叶建安十六至二十五年(211-220)的十年之间,大致不会有大的差错.


曹丕著《典论》,如上所述,受汉代以来著述子书以图不朽的学术传统的影响,而他在《典论》之中热衷于写作具有优劣品第意义的“优劣论”,亦与当时时代风气方面的因素有关.曹丕生活的汉魏之交的时代,上承东汉国家实施的察举徵辟选官的制度,品鉴人物已经成为浓重的历史习惯.评论人物的“清议”风气,至东汉后期尤其昌盛.曹丕撰著《典论》的东汉末期,优劣辩论的例子显然已经从评论当世人物以怎么写作于实用的察举选官升华为一种普遍的思想与辩论的方式,但是,还未上升到玄学的抽象程度.以曹丕特别佩服的孔融为例,孔融有《周武王汉高祖论》、《圣人优劣论》、《汝颍优劣论》(《全后汉文》卷八三),第一论以为周武王不如汉高祖;第二论文阙,论点不明;第三论以汝南士胜颍川士.当时优劣辩论风气的产物,又如曹丕《周成汉昭论》(或曰“论周成汉昭”),以为汉昭帝未必劣于周成王(两见于《全三国文》卷八、卷七).又如曹植《周成汉昭论》、《汉二祖优劣论》、(《全三国文》卷一八),丁仪《周成汉昭论》(《全后汉文》卷九四)等等.

结合人物优劣辩论的背景来观察曹丕之创“屈原、司马相如优劣论”,可见一方面,一如周武王之于汉高祖、汉高祖之于东汉光武帝、周成王之于汉昭帝,屈原、司马相如二人的成就与价值必然具有类似性、可比性,因此二者的优劣才会有辨析、论辩的空间.另一方面,优劣辩论的风气本来就是从当代人物评论的习俗演变而来的,所以,创为“某某、某某论”或“某某、某某优劣论”基本上都有一定现实的时代因素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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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本节所述,“优劣论”所代表的品评人物,是后汉“清议”的一时风气使然,所涉及的多数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指标意义的历史人物.唯其如此,优劣辩论的风气才具有思想相对解放、是非重新辨明的思想史意义.“屈原、司马相如优劣论”可在其历史环境中得一初步理解,然而,提出司马相如与屈原作比较的论题,其中所反映的又是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呢这就涉及到《楚辞》的传播与汉代辞赋正统的建构等问题.

二 屈原、司马相如比较论的历史渊源

屈、马优劣论建立的前提是屈、马比较论.屈原的生卒年虽然众说纷纭,然其活跃于楚怀王之世(前328-前299)则毫无疑问.而司马相如则是西汉景帝(前156-前141)至武帝时代(前140-前87)前期的辞赋代表作家,相如的卒年,史籍有明确记载,是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7).二人的年代相差一百五十年左右.显然,屈原、司马相如二人的可比性建立的逻辑起点是司马相如的成就获得普遍认可之时,大致在汉武帝时代的晚期.仔细推究屈、马比较论的建立,其所涉及有兰方面的因素:一者,《楚辞》在西汉一代的广泛流传与巨大影响,二者,司马相如成为西汉文学“崛起的典型”;三者,屈原与司马相如之间的关系.下面分述.

关于《楚辞》在西汉的传播与影响.“楚辞”,顾名思义,是楚国的文学.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楚国郢都沦陷之后,江淮之间成为楚国后期的政治、文化中心,据王逸《离骚后叙》:“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天问后叙》:“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传,而莫能说《天问》.”楚人“以相教传”、“世相教传”《楚辞》传播的核心区域应就是江淮地区.该地区可称为《楚辞》的根据地.楚国灭亡之后,在旧楚国地区,如上所述,《楚辞》仍是比较盛行的.关于汉朝建立之后《楚辞》在西汉的传播,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方面,汉代可考的第一位辞赋作者是跟随汉高祖打天下的“楚人”陆贾,《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记载“陆贾赋三篇”.其实,秦末奋起消灭秦朝的主力包括项羽、汉高祖刘邦在内都是楚人.楚人写作辞赋,鉴诸《楚辞》在旧楚国区域的流传教习情况,应该是毫不稀奇、可以理解的.第二方面,汉代早期重要的辞赋代表作家贾谊,于汉文帝时代为长沙王傅,失意流落至长沙,哀悼屈原并写作辞赋,这是中原文人到了旧楚地区受楚文化影响而写作辞赋取得重要成就的例子,《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以贾谊与屈原并列.第三方面,分封在旧楚国地区的汉朝诸侯,其门下文人写作辞赋,掀起一股创作的热潮,终于将要将辞赋推广至汉朝的其他地区、特别是汉王朝所在的中原地区了.《汉书地理志》曰: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商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写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

关于楚、汉之际的《楚辞》之学,这里说得极为明白,质诸汉史,吴王、梁孝王幕下文士在西汉文帝、景帝之时的活动大致略有先后承接关系;而都于寿春的淮南王幕下文士是相对独立的另一群体,这三股文坛势力所代表的都是旧楚地区辞赋文化的活力与影响.吴地至战国后期已人楚版图,寿春是战国末楚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梁国地理上位于战国末齐、楚交界的位置,梁孝王时,其所接受的又多有吴楚叛乱前后自吴王幕而来的文士.从中原与旧楚地区的文学文化关系而言,汉文、景之际三地的辞赋创作活动,颇有一点声势相侵、热潮来逼的景象.第四方面,汉武帝时代《楚辞》的传播过程当中,汉武帝、淮南王、太史公司马迁是三个关键的人物.《汉书》卷四四《淮南王传》:“初,(淮南王刘)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汉武帝爱好《楚辞》,因请专精于此的淮南王作《离骚传》,淮南王所作的《离骚传》认为《离骚》义兼《国风》、《小雅》,可与日月争光;淮南王《传》的主要内容被司马迁采入《史记》的《屈原列传》,在推广与表彰《楚辞》的历史上影响巨大.在这一论述中,屈原的成就被推崇到了极点.淮南王极为熟悉旧楚地区的辞赋文化,他以《楚辞》与《诗经》相比附的论述,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是《楚辞》文化的自白与标榜.第五方面,大略同时,汉赋的在汉武帝、宣帝时代终于来临,司马相如成为代表这一巅峰成就的典型.第六方面,对于西汉辞赋创作成就的整理与论述,汉成帝时始的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之作,以及扬雄的相关论述对于东汉以后具有重大影响力.

关于司马相如成为西汉文学“崛起的典型”.我们从前节的论述中可见,司马相如的成就正是在《离骚》、被淮南王、司马迁相继推崇到极点的时代产生的.汉武帝是辞赋文学的狂热爱好者与积极实践者,他年纪轻轻甫即位,就安车蒲轮徵召前辈辞赋作家枚乘来京师,枚乘不幸死于道中,武帝又诏枚乘子枚皋“待诏”(《汉书》卷五一《枚乘传》).武帝读到《子虚赋》,感叹不得与作者同时,一听说司马相如为此赋,又赶紧召相如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从辞赋文学的成就来看,司马相如堪称“圣之时者”,他的成就受到同时代人的普遍认可.《汉书枚乘传》附枚皋传:“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司马迁准备“藏之名山”(《史记太史公自序》语)传诸后代的《史记》为司马相如立专传,待遇极高.《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赞语》曰:

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等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

在这里,司马迁评司马相如的辞赋,“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推崇可谓至矣.

至于司马相如究竟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古今论者的论断似乎意见杂出、其实大体一贯.前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赞》从诗教道义的讽谏立场上高度评价相如赋,但是,也不忘指出其表面的“虚辞滥说”.《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的论述,似乎是不同意司马迁的观点的,认为包括相如赋在内的辞赋作品“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此一观点若是沿袭自刘向、刘歆,则启发了扬雄;若是出自班固,则必是受扬雄观点的影响.《法言吾子》:“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显然,扬雄认为以辞赋的文体,很难达到,“讽谕”、“讽谏”的目的.扬雄《自序》:“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然而,否定辞赋的政教道义价值,不过是扬雄的两个“自我”的其中之一,扬雄的文学史贡献是他作为辞赋作家的成就,作为司马相如事业的继承者,他又将相如代表的辞赋文学继续推向前进.基于道义价值、文体风格两方面对辞赋文学的矛盾的论述,东汉时代继续流传,除了前揭班固的例子,东汉明帝永平中诏书曰:“司马相如但有浮华之词,不周于用.”(班固《典引》引,《文选》卷四八)司马相如代表的华丽至极的文体风格,近人的论述比较更能从其实质上的审美意识着眼,揭发其奥秘.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其《中国文学史一瞥》文中认为,司马相如代表“美文”的出现:

美文的中心是称为“赋”的长篇韵文,即以帝国的首都、帝王的狩猎、祭祀等巨大现象、事件为素材的叙述性文字,全篇充满着经过选择的华丽词语所组成的对句.等专门夸示韵律之美的作品有其存在的理由的,便成了文学史的正式开幕.其魅力使得诏敕、书简等为了说服对方的实用性的文章也以文体相似的美文撰写,成为在以后延续数世纪的美文时代的开始.

近人徐复观《西汉文学论略》对汉赋形式的两个系列的论述,其中之一“新体诗的赋”所探讨的亦是司马相如代表的辞赋文学的风格特征.

关于屈原与相如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在某种意义上,在汉武帝的时代,可以说他们俩是有过一次巅峰相会的.即《离骚》被推崇到了极点,而相如也成为当代辞赋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关于屈、马二者之间的具体关系,《汉书艺文志》的论述若是承自《别录》、《七略》,可以说最初是刘向发表的观点:“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在这里所论述的序列中,屈原属于创始者,继承者是宋玉等,其流变而有司马相如等.这一序列又似乎是分成两截的,屈原与孙卿(荀子)“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而宋玉以下包括司马相如在内“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因此,司马相如的辞赋与屈原的继承者宋玉更具有直接的关系.屈原之于司马相如是有渊源关系的,但是,汉人亦将当代的辞赋创作直接与《诗经》所代表的三代之雅颂传统相联系,如《两都赋序》曰:“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从这一论述角度看,汉代的辞赋文学又显然具有一定的独立于《楚辞》之地位.所以,才有扬雄所谓“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法言吾子》)之类的感叹.升堂入室的都是汉人,这证明汉人是认识到汉代辞赋所拥有的独立于《楚辞》的文学空间的.总的来说,汉人一方面将《楚辞》视为辞赋文学的重要渊源,并将屈原作品称为“赋”,另一方面,又不完全将二者等同视之,这是屈、马优劣比较论出现的一个大的历史的语境.

倘论“优劣论”的渊源.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一方面传述淮南王对《离骚》的评价,另一方面,《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赞》又评价相如“与《诗》之风谏何异”.是一种各有擅场的观点.若以前揭《汉志诗赋略序》关于有无“讽谕之义”所作的比较为例,刘向、刘歆的观点基于诗教的大义,是右屈原的.扬雄对屈原、司马相如作直接比较见于两处,一者,《汉书扬雄传赞》“(扬雄)实好古丽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等赋奠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赋”、“辞”二字可以互文,对《离骚》、相如的评论分别是“深”、“丽”.二者,扬雄《反离骚序》日,“屈原文过相如”,则是明白表示屈原文章超过相如,至于究竟基于何种标准作此论断,亦不易多作发挥.如上文所引《法肓吾子》,扬雄又以为相如之赋“入室”,以之为辞赋之典型.班固似乎是扬相如一些,前揭《两都赋序》以汉之辞赋直接比拟三代之雅颂.班固作《离骚序》,从儒家礼教明哲保身等标准出发,对屈原的行事方式有所批评;同时,对《离骚》的文学价值仍给予极高评价:“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等这里也认为宋玉以下的辞赋作者包括司马相如在内,“自谓不能及”屈原.这一观点,大体上继承并综合了《七略》及扬雄的论述.比班固同时稍后的王逸撰《楚辞章句》”,集此前的《楚辞》研究之大成.他的《楚辞章句叙》对班固对屈原的批评有所反驳,二百年之后再次呼应汉武帝时代淮南王对屈原的评价.曰:“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等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等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王逸对屈原的表彰,一则以为《离骚》符合诗人讽谏之义;再则举例反驳班固的论述,以屈原所作所为符合君臣大节再则以为屈原才智词华博远,千古绝伦.苟如此,当然不是司马相如所可比拟的.

总的来说,在汉代人的相关论述话语当中,作为汉代辞赋文学的开山祖宗与当代典型的屈原、司马相如二者,进行比较论述的例子是有的,也具有一些优劣品第的因素.但是,同时不容忽视另外一方面,武、宣时代之后,汉人总体上认同司马相如代表的辞赋文学为文学的正宗,这是两汉文学史上的一个客观形势.正面比较并宣示屈原优于司马相如,如曹丕《典论》之明确完整者实属仅见.其历史意义,不容忽视.

三 “屈原、司马相如优劣论”疏证

经过前节历史的“综合”,现在再回到曹丕的屈、马优劣论本身,以下分三部分对此作一较详细的疏证,求其较为确切之解释.

“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今按:设为问答,是周、秦以下著作的一种论述方式而已,并非确有某人向曹丕提问也.“赋”:是古代文章体裁之一种,但是,在此亦不可过于以后例前,据曹丕《典论论文》,文章分为“四科”,“赋”所指斥的应是“诗赋”这一科,“赋”即“辞赋”是“诗赋”科的最大宗.按诸当时的概念,屈原、司马相如的作品都应包括在“赋”的范围之内.“愈”:《广雅释言》曰:“愈,贤也.”总之,此节设为问答,提出屈原、司马相如之赋的优劣的问题,作为论述的主题.

“曰:‘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

今按《广雅释诂》“尚,上也.”“尚,主也.”“尚,高也.”“屈原之尚”、“相如之长”,“尚”、“长”同为优长之义.“优游”“优游”一词,春秋战国以下,至汉魏之际均非常流行.举曹丕同时代人的用例看,吴质《答魏太子笺》:“伏惟所天,优游典籍之场,休息篇章之囿.”(《文选》卷四○)李善注引班固《答宾戏》“婆娑乎艺术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何晏《景福殿赋》:“莫不优游以自得,故淡泊而无所思.”(《文选》卷一一)李善注引《毛诗》曰:“优哉游哉.”郑玄曰:“优游,自安止也.”总之,“优游”与“休息”、“婆娑”、“淡泊”相仿,具有悠闲自然的倾向.“案衍”:“案衍”与“优游”一样,亦为叠韵连绵词,汉魏辞赋作品中有使用.《子虚赋》曰:“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迤靡,案衍澶漫.”(《文选》卷七,司属彪曰:“案衍,窳下也.”《上林赋》:“荆吴郑卫之声,韶护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文选》卷八)嵇康《琴赋》:“清和条昶,案衍陆离.”(《文选》卷一八)李善注:“案衍,不平貌.等《广雅》曰:陆离,参差也.”《广韵》上声卷三《二十八猕》:“衍:达也.等《字统》云:水朝宗于海,故从水行.等案”同“按”,《广韵》去声卷四《十十八翰》:“按,抑也,止也.”“案衍”一词,地形、音乐都可形容,大意是错落低洼不高耸、悠长参差不整齐的意思.“案衍”一词的这种自然杂出之义,与前揭“优游”一词的悠闲自然,正是同义.所谓“穷侈极妙”,即指本文上节所论相如赋之“虚辞滥说”、“淫”、“浮华”等特质而言的,是种极力修辞铺张的倾向.曹丕认为,屈原赋之特色“优游案衍”,与相如赋之“穷侈极妙”各有所长,也可以说是各臻其极.

“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馀度矣.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

今按:此句是前述屈、马比较的申论,进一步申述屈原赋的特质,并得出相如、扬雄不及屈原、也就是屈原优而司马相如劣的最终结论.“据托”:《广雅释诂》:“据,引也.”“据,定也.”《广雅释诂》:“,寄也.”《疏证》引《方言》:“托,寄也.”“据托”,即寄托、依托、安定之义.“譬喻”:《广雅释言》:“譬,喻也.”喻同“谕”.《广雅释诂》:“谕,告也.”《疏证》引《诗序》郑笺,“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总之,“譬喻”者,取事比方以使人明白,不直言而转以他物晓告之.所谓屈原的“据托譬喻”,王逸《楚辞章句》当中所有的《离骚前叙》说得最为明白,曰:“《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与王逸同时代的著名文人张衡《四愁诗序》亦曰:“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雾为小人.”(《文选》卷二九)

“意”:《广雅释诂》:“意,志也.”《广雅释言》:“诗、意,志也.”《疏证》据《诗谱正义》引《春秋说题辞》:“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淡为心,思虑为志,诗之为言志也.”总之,“意”即“志”即心中的感受或感情.周旋:《国语》“周旋序顺”注“周旋,容止也.”“周旋”是一种外表的动作.《左传僖公廿三年》“以与君相周旋”注:“周旋,相追逐也.”总之,“周旋”本为舞姿旋转,引申为流转不患.“其意周旋”是指屈原的作品多用譬喻,因而感情、感受丰富流转.“绰”:《说文》:“绰;缓也.”《孟子公孙丑下》:“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注:“绰,宽也.”《说文》:“余,饶也.”《说交》:“度,法制也.”《礼记月令》:“度,谓制大小也.”总之,“绰有余度”者,指宽和、有多余的范围.

“意未能及”之“意”《广雅一释言》附:“意,疑也.”《疏证》:“意者,犹言或者,等拟度之辞也.”这里应是把话说得委婉一点所用的谦词,意思是说大概司马相如、扬雄比不上屈原吧.

综上所述,对于屈原、司马相如孰优孰劣的问题,曹丕的回答非常明确:屈原优、司马相如劣.他论述的理由是,尽管相如的作品“穷侈极妙”,用尽了修辞的手段;但是,屈原的作品依托“譬喻”,将内在感情表达得流转不息、宽和自如,比之“穷侈极妙”的马赋,“优游案衍”的屈赋的效果是更为高超的,因而也是司马相如、扬雄所比不上的.对于相如所代表的辞赋文学的特质、对于《楚辞》的特质,曹丕的前人其实都已经认识与论述得比较到位了,比如,《七略》、《汉志》论屈原“作赋以风”,《有恻隐古(诗)之义》;扬雄论屈“深”马“丽”一班固论《离骚》“弘博丽雅”、“从容”;王逸论屈原“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优游婉顺”,“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总之,对屈原与相如所代表的文学的价值的认识,委实具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曹丕此论真正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之上明确完整地提出了一个“屈优马劣”的论断,这一论断的理论与历史意义,才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

四 “屈原、司马相如优劣论”的文学史意义

在进入具体论述之前,首先必须明确,鉴于屈原、司马相如均是代表巅峰成就的作家,在他们之间所作比较,不能简单视为是两个作家评价之间的较量.不如说,这是对两个文学范式(Paradigm)所进行的轩轾.颇为类似于文学史上的《史记》、《汉书》优劣论、及“唐宋诗之争”等话题.

第一,从建安邺下文学的小环境,以及曹丕个人的文学趣味等方面的因素来看,他之提出“屈优马劣”的观点并不奇怪.文学史上,建安邺下是个“五言腾踊”(《文心雕龙明诗》)即文人五言诗大量涌现的时代,这一现象亦与作为当时文坛领袖的曹丕有一定的关系.从曹丕个人的能力与趣味方面看,当时在王位继承人的位置上与他具有一定的竞争关系的他的弟弟曹植交才富艳,是位笼屈、马于笔下的文学通才;相比较而言,曹丕的文才稍微偏狭一些,他更为擅长乐府诗的写作.《文心雕龙才略》曰:“魏文之才,洋洋清绮.等乐府清越.”《诗品》曰:“(魏文帝)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馀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而与新兴俗乐相伴而起的乐府诗即所谓“风诗”,在文学特质上自然与多用譬喻、擅长抒情的《楚辞》为近,而稍远于歌功颂德、铺张扬厉之汉大赋.所以,从理论与观念方面看,“屈优马劣”的观点与曹丕个人及邺下文学的趣味是契合的.

第二,关于建安时期“五言诗时代”的建设与文学观念创新的问题.五言诗本是与汉代流行俗乐相伴而起的新的民间歌诗的体式,终汉之世,都是受轻视的,所以,难以进入饱受儒学熏陶的文人精英的笔下.“直到东汉后期,写作五言诗的文人才稍微有几个;但他们写五言诗,也只是偶一为之,不像写辞赋那样作为一种专门事业.”中国文学史上“五言诗的时代”确实是在建安邺下建设起来的,历来的论者多归功于曹氏父子的倡导.《诗品序》曰:“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诚然,统治者的趣味、优容甚至引导,这是彼时五言诗大量实践、大批作品产生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当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是,“认同”同样是个大问题,如果没有观念上的相应的创新,诗的时代也是不容易继续往前进的.这就好比汉人必须将新兴的辞赋与三代的歌颂、讽谏的传统相牵合比附,才能真正理解与接受辞赋文学的合法性、合理性并使之流行.在文人五言诗兴起的历史背景之下,邺下文坛出现的“屈原、司马相如优劣论”反映了文学观念创新的趋向.相如是辞赋文学一统文坛的标志性人物,明白宣示屈原优于相如,这是对辞赋文学正统的挑战与创新.而与相如比较,《楚辞》是更近于“古诗”传统的,所以,“优劣论”某种意义上未尝不可以视为是“文人诗”的一种理论观念上的自觉与创新.或许这可能不是立论者曹丕的主观意图,但是,不妨碍我们从文学史演变的角度得出此结论.

试释曹丕《典》的“屈原、司马相如优劣”参考属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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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于“诗赋联姻”与《楚辞》引导五言诗文人化的问题.鉴于建安邺下时代一方面辞赋居文学正统地位,另一方面五言诗被提升至“文学”的高度,多年前,笔者曾经提出过一个“诗赋联姻”的论题.现在看来,需要作深化论述.“屈马优劣论”开头设问曰:“屈原、相如之赋孰愈”表示这里的比较是在“赋”的范围内作评骘.这提示我们注意,汉末新兴的文人五言诗尽管不能轻易称为文学的“婢女”,在文学殿堂当中的地位起码还是非常边缘的.以曹丕著名的《典论论文》对当代文学成就的论述为例,一则日“虽张(衡)蔡(邕)不过也”,再则日“扬(雄)班(固)俦也”(《文选》卷五二),皆以汉赋的代表作家为参照,主要从辞赋方面着眼.曹植《与杨德祖书》提及邺下著名文人陈琳夸口辞赋可比相如,以为可笑(《文选》卷四二).建安文学主要笼罩的仍是辞赋的气氛,所以,建立“文人诗”的观念,将与俗乐相伴的五言歌诗提升至文学殿堂,最好能在辞赋的殿堂里开辟一块可以兼容新式歌诗的空间.而“优劣论”将屈、马作区隔与比较,正是在某种意义上将“诗赋”或曰“辞赋”的传统分裂为二,处于优先地位的屈原之赋具有更为接近“诗”的特质,正好有利于接纳并辅育新兴的五言诗体.汉魏之际“美文学”意义上的文人五言诗观念的建构,看起来与屈、马优劣论是那么的配合.

《楚辞》如何引导五言诗的文人化,可以引用余冠英先生的论述作证:

钟嵘《诗品》认为古诗和曹植的诗都“出于国风”,等它们也都受到《楚辞》的影响.除开词语的沿用不论,《古诗》里那些“失志”之作(如《明月皎夜光》等)就通向《楚辞》,其独语、叹喟的情调近于《九辩》.曹植诗中的《盘石篇》和《游仙》诸作,命意都象《远游》.其馀忧谗畏讥、牢骚哀怨之作也通向《楚辞》.五言诗从《古诗》到曹植,再进一步到阮籍笔下,文人化的程度加深了,《楚辞》的影响也更加浓重了.阮(籍)诗往往述神话,有奇丽的想象,多用比兴,托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和《楚辞》又有类似的色彩.大致阮籍有所继承的古人主要是庄周和屈原.钟嵘说“其源出于小雅”(《诗品》上),或许因为阮诗“志在刺讥”,和《小雅》中某些内容近似.汉刘安曾说:“《国风》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钟嵘的话也使人将阮诗和《离骚》作联想.

王运熙先生论述建安文人五言诗,注意将叙事的篇章分为比较朴素与白描的种类、叙事结合抒情而语言华美的种类共二种,并指出后者与数量更多的抒情诗一起,作为建安诗的主要代表,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引导中古诗歌向前发展.

第四,从文学的内部秩序来看,屈原优于司马相如的论述,其实是在承认文学的修词特质的前提条件之下,强调“诗赋”文学传统之内“抒情”之于“体物”、“比兴”之于“赋”,以及最终作为文章体裁的“诗”之于“赋”的优越性.从中古文学史的发展来看,这是具有相当的前瞻性的.如果再以“优劣论”与《典论论文》倡导的“文气说”联系起来分析,所谓“文以气为主”,“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一种超越了家族性、血缘性的“气”的概念所强调的人的个体性应即指向个人独特的感受及表现方面,因而宣扬的是一种具有表现主义特质的文学.这种指向抒情性文学的价值取向,与汉代的辞赋正统所代表的歌颂性、装饰性的文学,以及民间歌诗所代表的叙述性、故事性的文学之间具有区别.这一取向再经历此后的不断建构,最终塑造了以“唐诗”的形态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的抒情诗传统与正统.

第五,在《楚辞》经典化的历史上,“优劣论”亦具有其独特的地位.《楚辞》与《诗经》并列为文学上的经典,南朝论者发其端,唐代往后才逐渐成为定论.尽管公元前二世纪中期的汉武帝初年,淮南王刘安早已将《离骚》评价为义兼《国风》、《小雅》,可与日月争光,《史记》对此亦有引述.但是,如本文第二节所论,因为淮南王来自旧楚地域,他的论述具有一定的《楚辞》文化自白与标榜的性质.而从《汉志诗赋略序》的相关称谓与论述(“楚臣屈原等有侧隐古诗之意”)看,尽管汉人都承认屈原为辞赋之宗,但是,对于屈原的作品是楚国产品大概并非毫不介意的.这其中就是宗法制度与华夷观念之下的局限性.王逸表彰乡贤、推崇屈原,却始终托体于经学,处处坚持《离骚》“依经立义”,仿佛《离骚》就是群经之总汇.笔者认为,王逸以经义论《离骚》,除了汉人宗经的历史习惯的巨大影响之外,可能亦有极力弥合《离骚》与经典之间的宗法、华夷层面的差距之苦衷.从这一角度看,曹丕的“屈原、司马相如优劣论”将屈、马比较直接置于“赋”的平台上,一下子就将原本具有复杂的宗法背景的历史论述转换为比较单纯的文学价值的论述,这种完全漂白了《楚辞》的宗法局限性(不产生于王统之下)与地缘局限性(不产生于中原)的新论述,某种意义上,简直是对汉人相关论述的颠覆.而从文学评价的角度明确宣示屈原优于相如即超越汉赋,这也是《楚辞》走向文学经典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第六,从《楚辞》接受史来看,在《楚辞》的影响之下,西汉景帝、武帝之际辞赋文学的爆发式的繁荣,以及接着武帝、宣帝时代的鼎盛,通过与雅颂、讽谏传统相结合,产生出汉赋传统.这如果可以称为是《楚辞》的第一次发现,那么,曹丕的“优劣论”启示我们,在汉魏之际,伴随着相和歌的五言诗文人化,遭遇到文人诗创始的时机,《楚辞》的价值又一次被发现,对于抒情诗文学传统的建构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这堪称《楚辞》的第二次发现.这种每役必与的记录,反映了《楚辞》在文学上所蕴含的强大活力与丰富资源.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秀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