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学三十年

改革开放30年,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和传统文化的转型,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与时俱进地同改革开放取一致步调,将现代文学研究从多方位推上一个新的学术层级,开创了文学研究越来越自觉的独立局面.尽管在现代文学研究与改革开放的互动关系中也有过“乍暖还寒”的天气,但总的发展趋向却是改革开放的车轮滚滚向前,以不可阻挡之势冲破了种种阻力,逐渐使学术自由的舂光充满了人间,并照耀激励着文学研究者在学术领域中锐意探索,在突围与探索中开创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

所谓突围首先是现代文学研究主体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突破了思潮泛滥时机械阶级论在文学研究上所筑起的一道道围城,冲决了现代文学一个个禁区,逐步将文学研究纳入人本论的思想轨道和“文学即人学”的美学范畴.诚然在阶级社会里文学带有一定的阶级性,但是这种阶级性是包涵于丰富复杂的人性之中,它既不能代替人性更不能取代文学的人学内涵；而这样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却成了现代文学评论或研究的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起所谓的阶级论不遗余力地讨伐人性论及人道主义,逮至思潮猖獗时机械阶级论对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的围剿达到斩尽杀绝的程度,不仅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思想本身遭到彻底否定,而且持有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文学观的学者也遭受灭顶之灾,这既形成了知识者见到人性论与人道主义“谈虎色变”的恐怖心理又强固其以机械阶级论给现代作家作品任意定性判“刑”、上纲上线的思维定势,特别是所谓的“路线斗争”观念的强势介入几乎给所有的现代中国文学都戴上封资修的政治帽子而成为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全面”的对象.机械阶级论和路线斗争观念把现代文学领域都扫荡光了,只有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才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别是“”的非人时代,在思想解放运动的驱动下,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中国人不仅从思潮中获得人性的解放,有了主体意识,而且以人为本的观念也在社会文化心理逐步扎下根.社会上勃起的人学思潮推动了现代文学研究由阶级霸权话语向人学话语占据上风的根本转变,这主要体现在：机械阶级论所划定的文学“禁区”被突破,解放了一大批戴着形形色色封资修阶级恶冠的“敌对”作家作品,使其重新回到现代中国文学的正宗位置,特别是对文学流派社团或文学思潮的梳理研究淡化了阶级烙印或超越了阶级界限,消除了阶级偏见以平等的历史的美学价值观来对待现代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流派及一切文学现象,使那些在阶级斗争或路线斗争围城中蒙受“冤检测错”案的作家作品得到平反,此其一.逐步突破机械阶级论思维模式,研究主体确立人性论思维框架,以人学的理论视野重新审视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和作家作品的历史地位与美学内涵；特别是对作家作品分析评外关注人性的深度与广度,使那些人性复杂深邃、原始生命意识强烈的人物形象得到了高看和厚爱.正是从人性论思维范式着眼,使沈从文、张爱玲等一批作家作品获得意想不到的青睐,至于哪些长于叙事的文本也受到研究者的热评,这就使上世纪30年代被阶级论批判的梁实秋所持的人性论在新时期得到复活,并在现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探索中显示出不朽的思想威力,此其二.既然文学是人学已成为人们的共识,那么文学的灵魂是人道主义的或者说人道主义是一切原则中的最高原则也逐步被学界人们所认可.“”的结束和新时期的开始,突破机械阶级论的牢固围城而竭力弘扬人道主义则成了思想战线和学术界的攻坚战,从1979年到1980年《文艺报》、《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报刊便围绕如何认识人性和人道主义、如何认识文学和人性以及如何看待文学对人性的描写展开了争鸣,并从而引发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通过这场大讨论,尽管分岐依在但却深化了人们对人道主义及“异化”问题的认识,尤其促使作家在作品中对人性的刻画、对人的价值和人的生命意识以及人的生存状态的分外关注,也使研究者以人性论的价值眼光来研究现代文学.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阶级论的解构,人道主义的深入人心,使学人们对人道主义的认识已达到这样的高度：“承认人道主义原则高于革命的原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思想的最根本标志.”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法国作家雨果的著名小说《93年》,就因为它表现了“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主题,革命主题与人道主题相比尚且如此,那么人道主题与文学所表现或蕴含的经济主题、主题或道德主题、生命主题或生存主题乃至宗教等主题相比更能显现出最高原则的制导性.其道理很简单,作为人学的现代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最高原则,就在于它把人视为终极关怀的对象,也在于现代文学的创作主体、对象主体和读者主体的三位一体结构的组成都是以人为轴心的.此其三.仅以上述三个维度的简略考析,便可看出改革开放30年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基本上突破了机械阶级论的围城并多方位地步进入文学即人学的人本主义探索轨道,它既可以与五四新文化人学运动的现代学术精神相呼应又可以与世界文学研究的人文精神相契合.

在机械阶级论主宰现代文学研究时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趋于绝端的两极,使新与旧、雅与俗、左与右、古与今、中与外等文学研究的二元对立思维得到恶性发展.如果说战争文学的二元对立思维处于非此即彼的不可调和的两极尚有客观依据,那么到了“十七年”和“”文学中及其评论中出现的绝对两极思维则带有很大程度的主观臆断性和文化专制性,因此在突破现代文学研究机械论所形成的各种围城的同时实际上也在突破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桎梏,只有突破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方可使研究主体的思维得到进一步解放,在现代文学的各种互动张力关系中进行纵横捭阖的探索,以发现知识增长点和学术创新点.不可否认,这些二元对立的认知结构与现代中国文学创作实践与批评实践的客观存在,大致相吻合,它们作为主体思维的认知模式不论在文学创作或文学评论中都发挥过积极功效,而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对其突破则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它们是否具有价值内涵即能否把它们作为价值范畴来运用；二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否完全对立的还是互动互补互依互转的.就以文学上的新与旧二元对立认识结构而论,是晚清和五四文学先驱们把进化论的新陈代谢规律和新的必定战胜旧的原理引入文学领域而形成的,反映到作家和批评者的头脑里则凝成新与旧二元对立思维范式,随着新文学取代旧文学的节节胜利越发导致新与旧认知模式中的二元的极度倾斜,即新的一元处于绝对优势,旧的一元则处于绝对劣势.如果把这种新旧认知结构运用于现代文学评论与研究中,那就造成了“唯新是好,唯旧必糟”的认识误区或认知错觉.其实,构成新与旧认知结构的“新”与“旧”的两元并非是两个价值范畴.文学价值大小高低不是以新与旧来判定的,新文学价值未必高,而旧文学的价值亦未必低.早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茅盾、周作人、胡适等既没有以新与旧来区分文学的性质也没有把新与旧作为价值范畴.只是随着科学进化论和政治阶级论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强势介入与制导,不仅把新与旧二元对立模式推向极致,而且也赋予新与旧难以承担的价值内涵.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者通过对新与旧认知模式的突围与反思,既消解了它在认知上造成的误区又认清了它并非是个价值评估范式,这样就从性质上破除了新旧文学的界限,有力地推动了现代中国文学总系统中新体文学与旧体文学在横向上进行“互动关系”的研究,消除了所谓新旧价值观的阻碍而以平等的价值尺度来探究新体文学与旧体文学的互通互补关系,真正把产生于现代中国的旧体诗词、章回小说以及文言散文、旧戏曲等与新自由体文学置于同等价值坐标上予以评说,这无疑拓展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新格局.况且现代中国生成的新旧文学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主要不是性质或内涵上处于对立而是在形体上有新旧之分,它们互以对方为存在的条件,即没有新文学的衬托就没有旧文学,没有旧文学的比照也没有新文学,并且新旧文学在整体现代文学布局中是相互补充的也是相互制衡的,同时在一定条件下是互相转化的,即新文学并非绝对的“新”、旧文学亦非绝对的“旧”,仅仅是相对而言.所以把新与旧二元认知结构绝对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只有冲决这种误导的认知模式才能使主体思维获得自由进入现代文学堂奥探索的活力.再以文学研究上的古与今二元对立认知范式而论,所谓“古”是指传统文学,而“今”是指现代文学,在长期的二元对立的哲学法则的渗透下古今文学关系的探讨也形成了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尤其在机械阶级论风行时把传统文学定性为封建主义文学而现代文学则定性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新主义文学,这不仅赋予了古今二元对立认知模式的阶级内容也强化了古今文学的对抗性与异质性,无疑导致了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关系的人为紧张及其“断裂”的结论,误认为现代文学的生成是以彻底否定传统文学为前提的,似乎古今文学之间并没有承传性而完全是异质相对的.现今已突破了这种古今文学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真正认识到从表层结构到深层结构古今文学的互通性关联性,即现代文学是在承继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古今文学之间存在差异性,但现代文学却是对古代文学在认同中继承、在承传中超越的,它把中国文学的变迁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创造了现代型的中华民族文学.可见对文学研究古今二元对立认知模式的突围与探讨,不仅形成了打通古今文学关系研究的热门话题,发表或出版不少这方面有分量的专论和著述,而且获得了有创见的古今文学通识,深化了现代文学溯源追根探索的纵向视野,开拓了文学研究的新理路新格局.最后以文学上雅与俗二元对立认知模式而论,早在清末民初与五四时期新文学的诞生便与以鸳蝴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形成雅与俗对峙的局面,在新文学先驱们的视域中新文学是雅文学即为人生的严肃文学而鸳蝴派的消遗游戏文学则属于通俗文学,用茅盾的话来说乃是现代旧派文学,故新文学阵营曾掀起一场围剿鸳蝴派通俗文学的批判运动,这投射到新文学评论者与研究者思维上则形成了雅与俗二元对立的认识结构,在“雅文学”的强势打压下“俗文学”始终没有翻过身来,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鸳蝴派通俗文学总是处于被批判的地位,甚至把通俗言情小说作为庸俗低级的文学扫进垃圾堆.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和新的市民通俗文学的崛起,研究者主体突破了雅俗文学二元对立认知模式的羁绊与局限,不仅消除雅与俗文学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而且以现代性的视野对以鸳蝴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重新解读重新评价,既为现代中国文学梳理一条雅俗并举互补的贯通线索又把张恨水、金庸等通俗文学纳入现代文学史大家的地位,特别是范伯群先生提出了“纯、俗双翼展翅的文学史”观,并以此为主线开创性地书写了一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随之带动起一场通俗文学“研究热”.上述可见,新与旧、古与今、雅与俗等文学研究二元对立认知模式的突围与探索,改变了已有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格局,初步打通了中国文学的纵横关系,展示出现代文学的整体风貌与新的学术增长点.

在突破现代文学研究机械阶级论所构筑的重重围城及新与旧、古与今、雅与俗等多种二元对立的认知结构的严重桎梏的同时,研究主体以更大的勇气与魄力对50年代初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进行突围与探索.因为新学科的建立是以机械阶级论为思想基础、以《新主义论》为理论纲领,着重突出了无产阶级思想对新文学的领导权和革命文学的主导地位,这既贬低了其他新文学形态的价值又遮蔽甚至否定了一些有美学价值的文学.王瑶先生在新学科规范下所撰写的第一部《中国新文学史稿》“力图以的《新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史稿》设《绪论》,下分‘开始’、‘性质’、‘领导思想’、‘分期’四小节,为全书之统领.这四个部分的论述,都是以关于革命文化问题的论述,作为指导思想的.它肯定了中国的新文学是从‘五四’开始的,其基本性质是新主义的文学,其领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亦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史稿》的出版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范本,50年代至60年代所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或中国现代文学史几乎都没有出离王本文学史的规范与框架,形成了影响既深且广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模式.及至改革开放的1980年初,这种现代文学史学科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受到质疑与挑战,明确提出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主义与之相关的人道主义；这一出自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观点并被以后研究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看法.却遭到一些学人上纲上线的批判,虽然思想解放道路上这片乌云很快散去,但它所留下的历史教训至今未得到认真反思.如果说这是突破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第一次挑战,那么第二次挑战则是80年代中期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口号和“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范式的设计,后者最大的突破是,不仅彻底摆脱了机械阶级论对现代中国文学的政治规范与框定,使现代文学研究回归本体而成为自足的独立系统,而且彻底打破了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各自为政的分割局面,将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并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贯穿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全过程.对于这个新学科的设计得到不少学人的认同,并以此框架书写了多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20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等,这就把“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落到实处,也是对重构中国文学史的积极探索与尝试.但是“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重写文学史的学科范畴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这不仅表现在时间跨度上只能涵括20世纪中国文学而2l世纪的中国文学就不能纳入了,而且表现在空间上主要突显了与改造民族灵魂相关的启蒙文学而其他形态的文学则受到忽略.还有的学者根据“五四”人的文学诞生至“”人的文学被否定而出现非人文学正是现代文学走了个历史怪圈,便提出“中国新文学60年”这样一个学科范畴,但是作为重构文学史的学科设想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相比较而言,在我看来.“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理念更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开放性、科学性和前瞻性.说它更具合理性,因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是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上,它可以涵括从晚清至今凡在现代中国所生成的一切文学形态以及各种文学现象与思潮流派,既不厚此薄彼又不排斥异己,说它更具合法性,因为现代中国所有文学都生成于五十六个民族的国家共同体,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即使有的文学触犯法律也要遵照法律来解决,但它仍然属于现代中国的文学,而不是别个民族或派别的文学,说它更具开放性,因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已突破了民族界限、阶级界限、党派界限,将所有形态文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学的完整系统直接或间接与世界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文学进行对话与交流,在世界文学之林中所见到的中国文学不再是某个民族或某个阶级或某个党派的文学,而是现代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说它更具科学性,因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是以公正平等的价值眼光来对待所有民族所有阶层所有党派的文学,并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依据统一的价值标准来评估其文学史的地位及自身的思想价值和美学意义,力求克服“唯新是好”或“唯汉独尊”的评估倾向,说它更具前瞻性,因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上限与古代中国文学衔接而下限则是随着中国现代化的速度与步伐在不断延伸.致使这个学科的发展空间难以预测,它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只有32年又不同“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仅有100年,而是与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历程同步并行的.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过程是一个深切体验、感悟、发现其意义并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在学术上之所以有重大创新和巨大增值,除了突破机械阶级论的围城、二元绝端对立思维模式的束缚以及传统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桎梏外,重要的在于突破了“政治标准第一”的一元价值论,逐步形成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价值观为主导的多元价值评估体系.而马克思主义文艺价值观即是恩格斯提出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结合的价值标准,所谓“美学观点”主要视一切文学现象都是审美文化现象,一切文学形态都是审美形态,一切文学作品都是审美文本,一切文学史都是审美历史,这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特质规定,也是判断文学是否有价值或价值大小的首要标准所谓“历史观点”主要视一切文学现象、文学作品、文学思潮流派直至文学史都是特定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下的历史产物,因之必须把文学置于特定的历史范畴来研究评价.不过在评价文学的具体过程中决不容许把“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拆开来分而用之,应该将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作为完整的价值体系来运作,恩格斯关于文学要“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的评论为我们正确运用美学的历史的价值标准树立了典范.马克思主义美学价值体系是对“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价值观的反拨和颠覆,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引上正确的价值轨道.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价值观在深化现代文学研究中起着主导作用,那它也仅是多元价值评估体系中的重要一元,并不排斥其他价值标准的广而用之.现代性是个众说纷纭的概念,不论其内涵或外延都难以作出明确界定,也许正是这种模糊性不确定性才使它成了现代文学研究常用的准价值范畴,而且把现代性引入文学研究领域又往往与启蒙理性话语联系在一起.若说西方文学的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呈示出历史性的进化轨迹,那么现代中国文学所蕴含的这三种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现代性几乎共时『生地杂陈成一团,这越发增强了文学研究判定是何种现代性的难度.因为不论从时间维度、价值维度或者审美维度上来判断现代性,都要考察现代中国文学异彩纷呈的运动形态、理论形态和创作形态.尤其要辨析作家们最先感受体验到现代性文化思想信息和审美意识信息而物化成的各种样态的审美文本,这是极其不容易做好的探赜发微的研究工作.要是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那现代性主要体现于中国启蒙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中,而其他形态的文学则不是被合弃就是被遮蔽,这无疑影响到作为为准价值标准的现代性的普适性与公平性.目前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已出现把现代性泛化的倾向,就连深受政治思潮影响的“文学”也具有激进现代性特征.可见,当一个概念或范畴失去了特定的涵义或质的规定时,它的话语威力或表现力就不复存在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进入一个多元的价值时代,尽管在价值判断上会出现这样的偏差或那样的误解,但毕竟在作家研究上、作品解读上、文学史书写上能够各抒己见且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就初步形成了学术研究的“百家争鸣”的景象.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上的开拓创新至少要具备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其一,系统而扎实的现代文学史料工作.樊骏先生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一文中作了这样的概括：“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经过长期的延误之后,终于受到了重视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在收集、整理、编写、保管、出版、传播等环节,都做了不少工作,取得迅速进展和可喜成果,整个工作呈现前所未有的活跃繁荣的气象.”等其二,合理而优化的学术梯队结构是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在突围中探索、在探索中创新的中坚力量和根本保证.近30年现代文学研究形成了一支最能战斗的锐意进取的学术队伍.经过两次较大的更新换代,30年代和40年代出生的学者基本上退出学术研究的第一线而50、60、70年代出生的学者组成中青结合的学术队伍则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绝对主力,他(她)们大都具有博士学位,学术视野开阔,外文基础好,创新意识强,理论思维新,知识结构厚实,思想自由度高,敢于拼搏而力图闯出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近几年发表或出版的一些创新趋优的学术成果大多是由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的.这是现代文学研究在21世纪期待有大的突破、大的创新的希望所在,也是无可估量的巨大潜力所在,如果他(她)们能抗拒权钱的巨大诱惑,不浮躁,少功利,而专心致志埋头苦干地从事现代文学研究,那定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真学者”(梁启超语).

近30年的研究实践充分证明,惟有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才能给人文科学研究创造宽松自由的文化生态环境,为中外文化学术对话提供更多的机遇和平台,惟有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突破人文研究领域的有形或无形的“围城”,让研究主体以自由心态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创新,使现代文学研究从辉煌走向更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