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商人的文学创作

内容提要明清两代,由于商人阶层的壮大,出现了一批商人文学家.他们的创作在史传中屡被记载,一部分商人创作的作品仍然存世,这构成了明清文学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与文人创作不同,商人的经济实力使他们的创作活动经常以文会的方式进行,他们的诸多作品都是文会唱和的产物,这些作品缺少社会和人生的厚度,仅仅是文会场景的再现.但商人的山水田园诗却仍然表现了一定的审美意识；作为有文化修养的个体,他们的作品中也表现了对生命对情感的关怀,这些作品和文人创作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同样具有普遍价值.

文学史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呈现着不断扩张态势的发展过程,这个扩张的态势包括文体、题材、文化观念、审美趣味等等方面,还包括作家队伍的扩张.社会愈是发展,文明程度愈高,用文笔状物写心的人愈多,再加上科举考试取士名额的限制,被排除在士大夫行列之外的读书人越来越多,因之作家队伍也就越来越庞大,其成分也越来越复杂.与前代文人士大夫为主的作家队伍相比,明清时期不仅有着大量的布衣文人,还有为数不少的商人也从事文学创作,特别是有着“贾而好儒”文化取向的徽商中,更是不乏文学才俊,有的甚至在当时的文坛上还颇有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无疑是历史本原的组成部分,是文学史曾经发生过,只是被忘却的存在.他们的作品也表达了作为普通人的心灵、情感,和士大夫的作品一同叠映了某一时代的风貌,具有或高或低的审美价值.因此,对明清时期商人文学创作的探讨和关注应该是有意义的事情；对于文学史的研究而言,更是一个不应该忽略的论题.

一商人阶层的壮大和商人创作的蔚起

明代中叶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土地兼并的剧烈,商人阶层空前壮大.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中将洪武二十六年和嘉靖二十一年各省人口加以对比,得出了“中国的人口从14世纪后期的约6500万增加到了万历二十八年的约1亿5千万”的估测.人口增长,土地有限,加上皇室和地主兼并土地,必然带来职业结构的调整,商人占人口的比例也越来越大.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第十章《其他人口结构》在考述了明代设立“商籍”后有一个推测：“1630年,中国人口约为19200万,这一年的中国城市化率大约为8％,如是,城市人口大约1536万.检测定商人及其家属占城市人口的40％,则全国城市商业人口大约为610万.加上乡居的商业人口,明代商人及其家属的人口总数可能达到700万.

在江南的徽州,商人群体的崛起表现得更为突出.明代中叶,由于人口增长,而地处山区的可耕土地有限,生存困境迫使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与其他地区相比,徽州人经商的和从事农耕的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明代中叶后的各种文献记载里,我们都可以经常看到,徽州人从事农耕的只占到十分之三,而经商的则达到十分之七.例如,出生于徽州的明代文人汪道昆就说过：“新都业贾者什七八.”这个比例当然只是指男性,即便如此,也十分惊人.徽州人外出经商,并非个体式的,而是成群结队,明末徽州文士金声就这样描述道：“夫两邑(歙、休两县)人以业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且其人亦皆终岁客居于外,而家居者亦无几焉.”换言之,徽州人的经商是群体性的行为,所谓“徽商”其实是徽州商帮.

商人的成分无疑是复杂的,有的是继承先业,有的从小就当学徒,也有不少原是走科举考试道路的读书人.余英时教授在《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一文中从人口和科举名额的角度指出读书人“弃儒就贾”现象的发生原因.他引文徵明《三学上陆冢宰书》为据,得出以下数字：苏州地区1500名生员,三年之间只有50人可以成为贡生或举人,则每一生员三年之中的成功率只有三十分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读书人与其盘旋于成功率低下的科举道路上,不如“弃儒就贾”.这一情形,在徽商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徽州本有“重儒”的文化传统,很多徽商本来就是走读书应试道路的,但为生活所迫或应试不利而不得不放弃这条道路,国家图书馆的天启刻本《厚铭日记》为徽州祁门人谢朝元所编集,其中有《柏山谢先生传》一篇,为“古歙虚舟汪伊撰”,该传记述正德年间的一个姓谢名锦号柏山的徽商“自幼颖异,读书日记数百言,作对多古意”,因为父亲经商,没有帮手,他只好辍学,一面奉养父亲,一面帮助父亲经商.放弃读书,他有所不甘,“乃稽古述事,托物写情,勉成小诗四十首,内外咸高之”.父母去世后,他庐墓守孝,官员绅士“慰访庐所,嘉其山川之胜,编为十二景,则按景抒怀,排韵古律凡十二章,句句皆孝思之随感,而见哀情之触目而生也.”歙县《潭渡黄氏族谱》卷九《望云翁传》记载了一个叫黄长寿的歙县商人,别号望云,他“少业儒,以独子挡门户.父老,去之贾.以儒术饬贾事,远近慕悦,不数年赀大起.驻维扬理盐策,积贮益浩博.等翁虽游于贾人,实贾服而儒行,尝挟资流览未尝置.性喜吟咏,所交皆海内名公,如徐正卿、叶司徒等,相与往来庚和,积诗成帙,题曰《江湖揽胜》并《壬辰集》,前太史景公为之引,梓成藏为家宝”.正因为有这样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积累,他们染指文学创作才有了可能.

在徽商聚集的扬州和杭州等地,徽商不仅从事文学创作,而且成为了文坛上的活跃人物.例如明末杭州徽商汪汝谦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他在西湖建造了多个画舫,以此交接名流,享受湖山之胜和声歌之乐.董其昌、陈继儒、王思任、茅、李渔、钱谦益等明末清初的文士均曾到过他的画舫和园林,并题额赋诗.他还和当时的名媛才女有密切来往,如王薇、林天素、杨云友等,柳如是到杭州后,他不仅为之安排了住处,而且对她多方关心,后来,又刊刻了她的《湖上草》和《尺牍》,对此,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曾作详细的考证.在与文人和才女们交往的同时,他也有不少的诗歌创作,其现存的《春星堂诗集》收录集子15种,其中既有和当时的文士们唱和的合集,也有个人诗集,《绮咏》、《绮咏续集》、《西湖韵事》、《游草》、《闽游诗纪》、《松溪集》均为他个人的诗集.类似汪汝谦的商人还有不少,有些商人不仅将自己的作品结集刊刻,还请了当时的名士为之作序,陈建华在《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六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一书中搜集了一些有名家品题的徽商诗文集的记载：郑作,字宜述,歙县人,有《方山子集》,李梦阳作序；余存,歙县人,有诗集《缶音》,李梦阳作序；其子余育,李梦阳为之作传；程汝义,休宁人,王世贞为其诗集作序；吴德符,歙县人,胡应麟为其诗集作序.

清代扬州徽商与文坛的关系更为密切.乾隆年间的徽州盐商马曰、马曰璐兄弟,嗜好文化,马曰璐筑街南书屋,藏书逾十万卷,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馆,马曰璐儿子马振伯献书776种.他们自己也从事诗文创作,马曰著有诗集《沙河逸老小稿》六卷、词集《谷词》一卷,马曰璐有《南斋词》二卷.他们又筑小玲珑山馆,成为文人雅集的场所.比马氏兄弟稍晚的扬州总商江春与其弟江也热心于文学,他们筑秋声馆和康山草堂,延纳文士,举办文会,自己也有创作,有《新安二江先生诗集》之刊刻.这些商人凭借着丰厚的财力,为当时文人们的创作活动提供了物质条件,他们自己也积极参与文学创作,显示了明清时期商人创作的活跃程度.

明清时期商人的创作大体上有三种类型：

一是尚未从商之前的创作.例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所传的王野：“儿时习为诗,稍长,弃博士业,从其兄贾江淮间,兄死,不能归,入吴,说梁溪土风,家于鸿山之下.”这位在后来颇有诗名的“布衣王野”从小就曾经学诗,后来“弃博士业”,跟着哥哥经商.国家图书馆的一部《率滨吟社录》反映了徽州民间学诗写诗的活动,该集收集了徽州休宁率口程氏家族组成了一个吟社,吟社活动方式,其卷首的吟社条约有详细的规定,它要求参加诗社的人每月作诗一首,每年一次聚会,对每人所作诗歌予以定评,同时还要“同试一题”,类似于诗歌比赛.此外,条约还规定了奖惩措施以及聚会方式.在条约的序言里,撰写者说：“习举子业者,恐妨其用功而止之,遇便间一预焉,不为例.”换言之,这个吟社虽然不主张正在攻习“举子业”的年轻人参加,但他们还是有机会参加的,所谓“遇便间一预焉”.这些“习举子业者”未必都能够顺利通过科举考试,他们中的大部分也像父辈们一样,在科举考试没有希望的情况下走上经商的道路,在这个时候参加吟社的活动,无疑受到了诗歌创作的熏陶和影响,甚或也能够写出一些像样的诗作来.

二是从商之后的创作.这一类的创作情形当然最多.当商人们经商取得成功后,既有超越物质生活的心态,又有精神上的追求,他们或自我吟咏,或与文人们交往唱和,例如明代中叶歙县商人郑孔曼,在经商的同时,游历各地,他“虽游于贾,然峨冠长剑,然儒服,所至挟诗囊,从宾客登临啸咏,然若忘世虑.著骚选近体诗若干首,若《吊屈子赋》、《岳阳回雁》、《君山吹台》诸作,皆有古意,称诗人矣”.《率口程氏续编本宗谱》记载了明代一个名叫程梧的徽商,其“先世历商池阳”,他本人也“偕伯兄石峰公辈贸迁,等因而财产日隆,起池郡,中年颇丰裕”.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就“慕李杜才,为千古人豪,力习词章,落笔有惊人句,乎有盛唐家法,殆将跻汉魏阶梯,陋下乘而参上乘矣！故新都一时名士愿交公,结有白岳、中州、七潭三社,丽泽之益,不啻率滨吟社而已.诗稿若干卷,有足传于世者”.清代黟县商人胡际瑶“虽业商,然于诗书皆能明大义,舟车往返,必载书箧自随.每遇山水名胜之区,或吟诗或作画以寄兴,著有《浪谈斋诗稿》一册”.像汪汝谦、马曰、马曰璐、江春都有诗文集刊刻和流传.

三是罢商从文的创作.

这一类的商人很特别,他们或厌倦商人生活,或完全醉心于文学,俞正燮在《癸巳存稿》卷15记载了清代一个叫汪廷榜的商人就是如此.他“少学贾,二十八岁,置货汉口,见帆樯丛集,蔽江面十数里,人语杂五方,汉水冲击,江波浩淼,纵观之心动,归而读书,学文词,喜驰骋,渐不自喜.等于逆旅晤戴震、李谆,与订交,学益广.中乾隆辛卯江南举人,授书饶州紫阳书院,补旌德县训导,以病归”.这位号为“仰山先生”的徽商最后弃商从文,中了举人、做了官.程晋芳的道路更有代表性.他本是盐商,但是他“好儒,罄其资购书五万卷,招致多闻博学之士,与共讨论”；他一心向学,“眈书史,见长几阔案心辄喜,铺卷其上而事不理”；因为醉心于学问和文章,他把生意的事情都交付给家奴,“一任侵盗”,以至于负债累累.但他献的赋却得到了皇帝的欣赏,后来不仅中了进士,还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著有《勉行堂诗集》24卷,《勉行堂文集》6卷.

总之,在明清两代,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土地兼并的剧烈,商人阶层空前壮大.由于一部分商人本来就是读书出身,他们虽然走上经商道路,却依然热爱文化；有的商人虽然未必是读书出身,却在经商成功后崇尚文化.因此,他们积极参与文学创作,有的甚至成为文坛上的活跃人物.明清两代商人的文学创作无疑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不可忽视的流脉.

二文会与唱和：商人创作之情景再现

商人和文人的一个明显的区别是他们有经济实力,富商大贾还有私家园林,凭借这些条件,他们可以做文学活动的“召集人”和出资人.于是,在他们刊刻的诗集里,以文会为主题,以及在文会中和文友们唱和的作品占有突出的比重.我们以徽商汪然明、江春和马曰的创作为例略予考察.

熟悉明清历史和文学的人,对汪然明这个名字当不会陌生.陈寅恪先生撰写的《柳如是别传》,就用了不少的篇幅考证汪然明和柳如是的关系.汪然明的生平,《丛睦汪氏遗书》收有其小传一篇、墓志铭一篇,基本上传述了他的一生.他本是徽州府歙县丛睦坊人,后来移居杭州.他名汝谦,号然明,又号松溪道人.生于万历丁丑(1577),卒于顺治乙未(1655).和大部分商人传记一样,小传和墓志铭里对汪然明经营什么商业、如何经商只字未提,而是着力写他的文化活动.建造画舫,以西湖为园林,是汪然明在士林中传为佳话的事情,也是西湖的一段风流佳话.他所造的大画舫有两只,起的名字很别致,一只叫“不系园”,一只叫“随喜龛”；小的画舫名字也别致,分别叫“团瓢”、“观叶”,还有“雨丝”、“风片”.“不系园”建造于天启三年(1623),《不系园集》卷首有汪然明写的《不系园记》,所署时间为“天启三年岁在癸亥仲春之初”.他详细记录了建造这个画舫的动机和过程：

自有西湖即有画舫.《武林旧事》艳传至今,其规制种种已不可考识矣！往见包观察始创楼船,余家季元继作洗妆台,玲珑宏敞,差足相敌.每隔堤移岸,鳞鳞如朱甍出春树间,非不与群峰台榭相掩映,而往往别渚幽汀,多为双桥厌水锁之不得入,若孤山法埠,当梅花撩月,莲唱迎风,令人怅望,盈盈如此衣带,何故高韵之士又驾一蜻蛉出没如飞,骄笑万斛舟,为官为估,徒豪举耳.等癸亥夏仲为云道人筑净室,偶得木兰一本,斫而为舟,四越月乃成,计长六丈二尺,广五之一.入门数武,堪贮百壶；次进方丈,足布两席；曲藏斗室,可供卧吟；侧掩壁橱,俾收醉墨.出转为廊,廊升为台,台上张幔,花辰月夕,如乘彩霞而登碧落；若遇惊飚蹴浪,欹树平桥,则卸栏卷幔,犹然一蜻蜓艇耳.中置家童二三,擅红牙者俾佐黄头,以司茶酒,客来斯舟可以御风,可以永夕,追远先辈之风流,近寓太平之清赏.陈眉公先生题曰“不系园”.佳名胜事,传异日西湖一段佳话,岂必垒石凿沼园邱壑,而私之曰我园我园也哉！

汪然明对于《武林旧事》所记载的西湖画舫早有艳羡之心,而对于同时人建造的画舫,他觉得还有不便之处,那就是体积太笨,“别渚幽汀”不能去,湖上的桥也不好过.他所建造的画舫体积也不小,但可以“卸栏卷幔,犹然一蜻蜓艇耳”.兰木为舟,储酒百壶,斗室卧吟,广收醉墨；可御风,可永夕,可饱览西湖美景,陈眉公又为之题了“不系园”这个好听的名字,确乎风雅之极！

以西湖景色为自家景色,斫木兰为舟,以画舫为园林,家童红牙,茶酒雅会.于是,陈继儒来了,董其昌来了,茅来了,当然,还有汪然明的徽州同乡也来了.荡舟于西湖之中,对着西湖的山水,文人雅士和女史们“啸咏骈集,胜情幽蔓”,汪然明又将自己和他们的“啸咏”之作结集《不系园集》和《随喜龛集》,形成了与汪然明、与画舫联结难分的“主题诗集”.两部集子题咏甚多,黄汝亨《咏不系园》写道：“流水原无定,扁舟相与移.山容迥合见,云影去来期.何必人世远,唯应鸥鸟知.飘飘陶径外,日涉趣偏宜.”陈继儒《题随喜庵》诗描写更具体：“渠以千金穿,石以百夫辇.辛苦构名园,无乃蚕作茧.坐君随喜庵,出入自游衍.树走红桥移,草青白鸥显.有风恣渺茫,无风泊清浅.鱼鸟若倒悬,烟云赐亦腆.湖山不转君,君被湖山转.”诗中将辛苦造园和以船为园相对照,将辛苦建造园林比喻为“无乃蚕作茧”；然后写登舫游湖的感受,有“红桥”、“青草”、“白鸥”的颜色,有凭舫临风或无风清浅的感受,有鱼鸟倒映、烟云飘动的远眺,当然,最深的感受还是“湖山不转君,君被湖山转”.汪然明本人当然也有关于这两个画舫的吟咏,集中收有其《作不系园》诗：“年来寄迹在湖山,野衲名流日往还.弦管有时频共载,春风何处不开颜情痴半向花前醉,懒僻应知悟后闲.种种尘缘都谢却,老耽一轲水云间.”又有《不系园成》两首,其一为：“湖光二月漾晴晖,轻舫新成傍钓矶.有水有山情不系,非园非圃忘归.娟娟夜月横琴榻,采采朝云出舞衣.长笛一声如裂石,满滩鸥鹭莫惊飞.”其二为：“碧沙流影敞玲珑,疑是珠光弄镜中.棹拨春波还带藻,幔垂朝日转怜风.但看一叶低青雀,不碍双桥落彩虹.到处吾园无往著,歌声只在水西东.”

与汪然明的西湖风流相比,清代中叶生活于扬州的马曰、马曰璐兄弟文会与唱和似乎更具有文学活动的意味.马曰的祖父自徽州祁门迁于扬州经商,他本人在23岁那年曾回家乡参加科考,但无结果,于是“承先人之业,推排世故,柱艰钜,渊照不遗”,从此开始了亦商亦文的人生道路.阮元《淮海英灵集》说：“征君昆弟业鹾,资产逊于他氏,而卒能名闻九重,交满天下,则稽古能文之效也.当时拥重资过于征君者,奚翅什伯,至今无人能举其姓氏矣”.他筑有南街书屋,藏书逾十万卷；他又筑小玲珑山馆,为文人雅集的场所,在这里,他们曾经举行过多种文会活动,如在乾隆八年(1743)10月,从金陵移古梅植于馆内,厉鹗、全祖望等10多位文人都有诗吟咏唱和；乾隆十二年(1747)5月15日,马曰邀集文友们为“重五之会”,厉鹗撰文记载道：“岁丁卯五月十五日,马君半槎招同人展重五之会于小玲珑山馆.维时梅候未除,绿阴满庭,偏悬旧人钟馗画于壁,等遂人占一画,各就画中物色,赋七言古诗一篇.”在这次活动中,马氏作《展重五集小玲珑山馆分赋钟馗画得踏雪图》：“黑云垂华天漠漠,滕六翻空七萧索.岩壑惨澹森寒光,九首山人戟张.等我张此图五月中,但爱幽涧鸣迥风.画师有意与无意,道眼看来等游戏.一庭冰雪净吾胸,子虚乌有亡是公.”马氏将他们和当时文人们文会唱和的作品结集刊刻为《韩江雅集》、《林屋酬唱集》等.

江春(1721―1789),字颖长,因其出生时有“白鹤翔于庭”之异象,故别字鹤亭.本籍为安徽歙县,家业世代治盐.自其祖父江演起,侨居扬州.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江春的志向本非经商,而是攻读八股参加科举考试,而且显示了不同凡响的文才.据应澧《江鹤亭先生传》记载,他在初入塾学的时候,老师出对曰：“云开千里目”,江春应声而答：“窗纳一天星”,从此“人目为奇童”.但“辛酉乡围,以兼经荐,额溢弗售”,于是“弃帖括,治禺荚业”.经过这次失败的科举考试之后,江春开始全力经营盐业.因其“练达多能,熟悉盐法,司盐政者,咸引重之”,最终被推为总商,成为清代八大盐商之一.《扬州画舫录》中记述江春“初为仪征诸生,工制艺,精于诗.与齐次风,马秋玉齐名.先是论诗有‘南马北查’之誉.迨秋玉下世,方伯(江春)遂为秋玉后一人.”可见江春不仅喜爱诗歌,在创作方面在当时也获得了推重.和马氏兄弟一样,江春也凭借着丰厚的财力,构筑了诗酒文会的场所,他在南河下街建造了随月读书楼,又在对门建筑秋声馆,四周增建亭榭池沼,药栏花径,名为“水南花墅”.在东乡构建别墅,名为“深庄”,在北郊的别墅名为“江园”.乾隆二十二年,江园改为官园,乾隆帝赐名“净香园”.江春移家观音堂,近旁即扬州三山之一的康山,相传为明朝康海读书之处,江春在此重建了康山草堂.他还在重宁寺旁构筑了东园.因而江春有时被文人称之为康山主人或者东园主人.有了这样的条件,江春也必然成为文会的“召集人”,袁枚说江春“性尤好客,召集名流,酒赋琴歌,不申旦不止.”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江春为纪念苏东坡七百岁诞辰,召集文人在寒香馆悬像赋诗,“一时文人学士如钱司寇陈群、曹学土仁虎、蒋编修士铨、金寿门农、陈授衣章、郑板桥燮、黄北土宅裕、戴东原震、沈学士大成、江云溪立、吴杉亭火良、金棕亭兆燕,或结缟宁,或致馆餐”.江春本人在这次活动中也写了《丙戌嘉平十九日为苏文七百岁生日同人悬像于小山上人致函相关作诗纪事》一诗.江春以自己的物质条件,为一批的文人提供了文化交流、文学创作、文史研讨的合适氛围,他自己也在这样的氛围中创作了一批诗歌作品.

《扬州画舫录》记载道：“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砚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这样的文会高雅而热闹,成为当时扬州城内的一道令人羡慕的文化风景,如果没有商人提供的物质条件,这样的文会活动不可能举行.文会的内容很是丰富,马曰《沙河逸老小稿》里有不少写文会活动或记述文会场景的笔墨,其卷三有《集让园投壶》、《展上巳集环溪草堂流觞宴会》,还有《五日席间咏嘉靖雕漆盘联句》.乾隆十七年(1752)上元节,他和一批文友聚集在小玲珑山馆联句,卷五收录了《壬申山馆上元联句》即为他们聚会的诗作：

山馆留宾作上元(曰),东风当户月当轩(张世进).光摇积雪晴逾艳(方士庹),影乱华灯夜转温(马曰璐).到手觥船如下埭(陈章),同声诗句抵吹埙(闵).流连不怕金吾禁(陆钟辉),高会何妨一笑喧(楼).

这样的作品,既是诗歌,也完全是他们在上元之夜联句的场景再现.但在这样的文会中完成的作品很难有多少价值,我们能够读到类似“连茵结袂聚名流,朗润人惊群王府”、“今者偕吟朋,尽日依团蒲.有琴且试弹,有酒且试酤”的诗句.那是一种热闹非凡的场景,是一种唤起优越感的场景：来的都是名流,而名流都是自己的吟朋诗友,他们或者联句,或者弹琴,或者饮酒,总之是一种风雅的生活场景,绝非俗人可比.商人们有相当多的诗词都是在这样的文会中“创作”的.他们的所谓“作品”在热闹的乃至欢快的氛围中完成,带有很强的应景或竞赛的意味,它们漂浮而缺少人生况味,只是这些创作场景的记录和再现.

三山水与田园：商人创作之审美意识

与充斥商人诗集里大量的文会唱和之作相比,商人们的山水田园题材的作品却表现出了比较强的审美意识,因之也有了一定的审美价值.

商人因为经商,行走江湖本是他们生活方式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巨商大贾因为口袋里有丰裕的银子,也经常有旅行活动,因此,记录游踪行迹便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另外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人在获得巨额商业利润后,往往把其中的一部分用于购写土地,这当然又为他们创作田园诗提供了条件.

《闽游诗纪》为崇祯十四年汪汝谦福建之游所写诗作,陈寅恪先生认为汪氏此行是“访林天素之行”.虽然如此,从杭州到福建沿途的山水风物还是被汪氏摄入笔端.如《六月八日自福州由兴泉抵清漳共七百二十里篮舆作十日行以五言纪事》共11首,其二《福清道中》：“稻色映斜阳,风吹夹道黄.农家欣有岁,我亦慰饥肠.”其三《兴化道中》：“环看多垒石,如逐牛羊群.壑响流松风,山山欲出云.”前者写稻色,后者写石景,景致宛然.对闽中风物的描写也时见集中,如多首诗写到荔枝,其《枫亭观荔枝》道：“一迳绿荫满,临流濯锦鲜.乍耽秋色老,转觉春光妍.已惜味堪饱,还看香可怜.莫言妃子笑,行客也留连.”《闽中咏物十二首》分别吟咏了哆绒、犀箫、五色晶章、犀梳、犀觥、玻璃瓶、墨纱灯、倭剑、倭镜、王若水湖滩图、建窑白定鼎、血珀.卷末的《武夷游记》记其与友朋游历武夷山的经过,其中写九曲溪水一段文笔简洁而传溪水之态：“初进峡口,溯流漱石,幻然仙境.赤壁千仞,奇峰插天,九曲潆洄,深潭浅濑,令人应接不暇.初曲回视,幔亭、大王二峰,雄峙水口.二曲玉女峰卓立霄汉,旁列片石,题曰‘镜台’,盖以水光云影时相漾荡也.三曲仙船架于小藏峰,半入石缝,如在天际,终不可解.四曲卧龙潭,澄碧阴阴,晴虹泻壁,如遇风雨,辄摇摇不能自主.五曲接笋峰,危梯千寻,俯瞰壑,无济胜之具者不敢蹑,徒有望洋之叹.等”

与汪汝谦因追寻情人林天素的独自之游不同,马氏兄弟似乎总是和文友们结伴同游,游则有诗,而且刊刻成集.乾隆十三年(1784)冬,二马“因江月发兴”,邀诗友同游焦山.厉鹗记此次游历“凡九人,往返两宿南庄,留山中凡三日夕,人各赋诗七首,联句一首”.乾隆十七年(1752)春,二马又与陈章等人游林屋诸景,赋诗唱和,沈德潜为《林屋酬唱录》所作的序说：“马君谷,雅嗜山水,今春偕昆弟友生,自扬入吴,过惠山,历武邸,憩明瑟园,乃攀天平,历支硎,俯寒泉,蹑华山乌道,上灵岩,陟邓尉,由天池石壁渡太湖,探石公包山、林屋、飘渺峰、消夏湾诸胜,饮明月坡而返.流连唱和,并得诗五十余首,体格各殊,性情自,林壑云日,烟霞鱼鸟,尽归诸寸楮间,可云不负斯游也已！”《焦山纪游集》、《林屋酬唱录》就是这两次出游创作的遗留.因为是游历山水,无论是作为商人还是作为文人,他们对大自然的亲近感是接近乃至相同的,形诸笔端的文字,也共同体现着对自然美的感受和体悟.这些诗作都描写了郊外农村的自然景色,表达了一种闲适悠然的心境,虽然每个人着眼的景色有所不同,但在艺术上却难分轩轾.

马曰的《沙河逸老小稿》中还有一些吟咏田园风光以及景物的诗作,读来也有审美的风致.如《南庄四截句》之一：“邻园老桂客争夸,每到花时怅日斜.何似今朝明月夜,小山秋影属吾家.”也许马曰所经历的热闹场面太多了,那株老桂树月下的秋影才显得那么清新,才让人感到它的宁静.又如《冬日田园杂兴》四首：

禾稼匆匆输税了,布泡絮帽倚茅檐.城中写得新官历,爱说明年是稔年.

健妇抛锄糠贮火,丈人弃壅土支床.迎亲忙了家翁事,新妇佳儿乌饽香.

竹掩梅藏自一村,鸡声人语旧篱门.西风云净月初上,正照田家老瓦盆.

髡柳沿堤冷日斜,粉书农具比邻夸.豳风满眼留题遍,槌鼓声声噪晚鸦.

作为富商巨贾的马曰想必对农事并不了解,当然也毫没有体验过农家的艰辛,但他还是知道农民要向官府交纳赋税.也正因为有着距离,他眼里的农家生活才富有新鲜感.这里有“竹掩梅藏”、“髡柳沿堤”的自然景致,有“布泡絮帽倚茅檐”、“鸡声人语旧篱门”的乡村风情,有农妇、老人、新媳妇、儿童的身影,有“槌鼓声声噪晚鸦”的风俗画,还有农民对“爱说明年是稔年”的向往和期待.

江春之游与汪汝谦以及“二马”更有自己的特点.其《随月读书楼集》中有《黄海游录》一卷,是专门到他的家乡黄山游历时所写下的诗作.这组诗从其老家歙县江村出发时写起,一直写到游历完黄山回到江村为止,共32首.每首前面有小序,介绍自己游览的位置,将在黄海游历时的所见所闻无一不以诗作记录下来,所记甚微甚细,一草一木、一石一屏,皆入笔端.如第16首：

(小序)横跨一松于始信峰之南北崖,是名接引松.援其枝过仙渡桥,踏空而行,升峰之绝顶,乘危历险,同游者不能从焉！

侵晓试攀跻,幽寻意已迷.松声横跨谷,岭路直乘梯.桥信仙人渡,身看飞鸟低.如何才一瞬,大海白云齐

这首诗的小序写其登黄山始信峰的经过,诗作则抒发其登峰的感受,“身看飞鸟低”写峰之高峻,“如何才一瞬,大海白云齐”写峰谷云海的忽去忽来.如果到过黄山的人,就会知晓这样的感受是非常真实的.难怪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对江春的《黄海游录》赞赏有加,他说：“凡吟险峻山川,不宜近体.余游黄山,携曹震亨、江鹤亭两诗本作印证,以为江乃巨商,曹故宿学,以故置江观曹,读之不甚慊意.乃拮江诗,大为叹赏.如《雨行许村》云：‘昨朝方戒途,雨阻欲无路.今晨思启行,开门满晴煦.雨若拒客来,晴若招客赴.山灵本无心,招拒讵有故’又曰：‘非是山行刚遇雨,实因自入雨中来.’皆有妙境等其心胸笔力,迥异寻常.宜其隐于禺荚,而能势倾公侯,晋爵方伯也！”袁枚在为江春所作的墓志里再次提到此事,说“余持公诗游黄海,一丘一壑如得导师”.

江春还有《深庄秋咏》一卷,收诗72首.深庄是其园林别业,也是其避暑的地方.卷前小序道：“余性不耐暑,每至背夏涉秋,则洗然以喜.今夏更苦炎亢,入秋后连雨始解.因屡至深庄,行散之余,不废吟弄,意有偶属,辄以五言二韵写之.”诗均以一字为题,写自己的感受,如《涨》：“一夜渔梁没,芦花浸白头.不知天地阔,添得几分秋.”又如《怨》：“露华团夜色,罗袜渐生寒.底事空阶月,依然度曲栏”前诗写秋天涨水的景色,选取了渔梁淹没、芦花被浸的特写镜头,别具眼光；后诗写女子之怨,以“底事空阶月,依然度曲栏”侧写之,体现出含婉的风致.

应该说,山水田园题材是商人创作中最具有审美意识的作品,也是和文人创作毫无差别的作品.当他们亲近自然、体验自然的时候,他们也从精于筹算的商人还原为自然状态的人.山水田园风光唤起了他们纯粹的审美感受,从而书写这种审美感受.这种审美感受书写因个人的文化修养和内在气质的不同,甚或比文人的书写更富有美感意味.

四寂寞与孤独：商人创作之生命关怀

商人享受着热闹,享受着因为自己的富有而带给文人快乐的“精神胜利”.但是,在他们的心底,却潜藏着传统和现实交织所带来的寂寞和孤独.

就传统而言,中国历来是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社会,农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社会经济的根本,社会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农民.因此,“重农抑商”是封建政府的基本国策,政府出台各种法规法令限制经商,千方百计要把劳动力人口固定在土地上.商贾也因此成为社会的最低层.商贾尽管能够拥有较多的财富,但是他们获得的社会地位却与他们拥有的财富始终不成正比.一旦身为商人,甚至连穿衣服都要受到限制.据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记载,朱元璋曾经颁布法令：“加意重本抑末,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亦不许穿绸纱.”尽管在明代中叶以后,不少的思想家都开始认识到商人的重要性,如何心隐认为：“商贾大于农工,士大于商贾,圣贤大于士.”黄宗羲也提出“工商皆本”的观点：“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但是在国家政策上,“重农抑商”仍然是基本策略.作为“四民之末”的商人,尽管他们拥有巨额的财富,可以挥金如土,可以毫无顾虑地享受物质生活,但他们的社会地位永远也赶不上士大夫阶层.他们的自卑,是拂之不去的阴影.就现实而言,能够染翰操笔的商人,大多在年轻的时候都曾经有过踏上士大夫道路的梦想,马曰、江春等人都曾经参加过科举考试.这种梦想,或是随着科举考试的失利,或是因为生计之所迫,而不得不放弃.但年轻时候的梦想是难以彻底忘怀的,这也是他们在经商成功后,热衷于和文人士大夫交往的重要原因,他们要在这种交往中寻找自己的“精神胜利”感,寻找因为梦想未能实现的心理平衡.除此以外,文化修养比较高的商人,他们和文人一样,有着种种寂寞和孤独感,有着和文人一样敏感的心灵.对于生活中挫折的感受,对于生命意义的扣问,他们同样有能力用文字表达.就这一层面而言,商人的文学创作仍然有着普遍意义.

文人的寂寞感,往往因为功业未就,壮志未酬.他们的行游,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当游而不得,他们的寂寞感乃至凄伤感就借文学笔墨予以抒发.这方面很典型的例子是王粲的《登楼赋》.和文人一样,商人为了生计,也要漂泊他乡；他们的行游,没有“治国平天下”的远大志向,但在旅途中,他们同样感叹自己的漂泊人生,也同样用诗歌抒发内心的寂寞和无奈,寄托自己对故乡和父母、家人的思念.休宁县率口程氏刊刻了本族的诗集《率滨吟社录》,其中有不少是族中经商者所写的诗作,读这些诗,可以增进我们对商人心灵的理解和同情.这里引录几首：

爆竹山城暮,桃符里巷新.一樽分岁酒,千里望乡人.烛影摇残夜,梅花报早春.天涯归未得,遥念北堂亲.――程梧《客中除夕》

漂泊悲游子,投向苏州.山河分曙色,霄汉动高秋.古木荒陂尽,寒云野戍稠.劳歌渡淮水,离思转悠悠.――程镇《早渡淮水》

读这些诗作,我们能够感受到湖海漂泊的商人们的寂寞和孤独,乃至他们内心的辛酸.他们也许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他们也许过上了豪华的生活,但是,他们都有过在旅途忍受寂寞的经历,无论是在什么地方,他们都离开了温馨的家园,独自漂游于他乡,甚至连除夕也不能和家人团圆.他们思念着故乡的山水,也思念着家中的亲人,但他们仍然必须忍受孤独和寂寞；他们不仅孤独寂寞,也为这样的生活状况感到悲伤；为了生计,他们丢弃了书生的“书剑”,也牺牲了本应有的安宁.在汪然明、马曰、江春的作品里,我们可以读到他们不同于程氏家族诗人的人生感慨.

祟祯十二年(1638)秋天,汪然明有扬州、南京之行.他将此行所作诗结为《游草》刊行.其卷首《自序》云：“记余少年游屡矣.吴阊凇泖间,酒炉此社,获逢名公,缙绅高流,翰墨之盛,而广陵、白门托迹尤多.时观里琼花,桥边明月,泊秦淮桃叶,小姬家无不三五踏歌,十千写醉,繁华佳丽事,种种在人胸臆.亡何,今秋一重过,而邗沟落叶,触目烟霜,旧游俱不可问；月夜步金陵曲中,访一二故识,筝寒雁断,哑哑只柳上鸟耳.即余弟师挚素称金石家,而图书鼎彝已作王谢燕子,飞去堂上久矣！至于文酒萧条,友朋零落,可胜今昔之感！因惘然返棹,一访陈徵君顽仙庐,苍颜一笑,相对然,使人淡然意消.于是知切感怆亡赖不足当,有道人前耳.因出途次七言杂咏,先生为点正,聊存以志余过云.”这次行游给他一种物是人非的感受,在《金陵寇四娘廿年前秦淮见之今来门户萧条,赋此志慨》中,他也表达了这一感受：“忆昔逢君惬胜游,今来寂寞正悲秋.舞衣幻作朝云想,鸳被翻成梦草求.霜鬓不禁怜皓月,风情犹尚恋青楼.萧条到处浑如此,往事应教涕泪收.”汪氏此行,明王朝尚未灭亡,但汪氏诗集中的那种“萧条”之感却如此浓烈,也许是秋天的景象让他有这种感受,也许是王朝覆亡前的种种迹象让他有了这种感受

马曰有词集《南斋集》,其第一首《百字令自述》就表达了一种人生感慨：

半生情味,叹飞光激箭,流年随手.踏遍槐花成底事,蜡烛三条孤负.洗墨池荒,画眉人老,萧索闲门旧.添丁诗句,玉川何日才就赢得玉柱金庭,银涛雪屋,湖海笼襟袖.回首东华尘土梦,布袜青鞋还又.桑柘骑牛,沧浪吹笛,沮溺真吾耦.从今以往,乐天惟是歌酒.

写这首词的时候,马曰应该年过半百了,他感慨的是“飞光激箭,流年随手”,时光过得飞快,人生有许多变化,自己虽然“赢得玉柱金庭,银涛雪屋”,过着富贵的生活,但再多的金银和财富,仍然不过是一个豪华的梦而已,所以要像长沮和桀溺那样作一个避世的隐士,不再有什么追求,“乐天惟是歌酒”.这种消极的人生态度,其他的文人也有,所不同的是马曰不是感叹功业难就,而是觉得整个人生都无趣.《沙河逸老小稿》卷三还有一首《除夕次少陵杜位守岁韵》：“殷勤夜惜玉川家,也向春灯看结花.犹忆少时期刻鹄,空惭老大学涂鸦.庭梅已见香堪挹,斗柄何妨影渐斜.但得明年少人事,故园泉石足生涯.”对于年轻时的志向他“犹忆”于心,对于“老大学涂鸦”他空自惭愧.这也许是大多数人的普遍的感慨吧！

在抒发人生感慨方面,江春《题我与我周旋图》颇值得玩味：“达者能忘我,焉知身外身空山虽寂寞,相对若为亲.霜后枫如醉,溪边草自春.但令二见泯,何处著纤尘”这显然是一首题画诗,但诗题中“我与我周旋”,实际上是“我”与“我”的冲突,在自我内心矛盾的表达.对于寂寞,他要“相对若为亲”,这对于风光无限的江春来说,似乎是不可理喻的.看来,身在热闹场中、“以布衣交天子”的总商江春的内心,也有着难以排解的寂寞,以至于“我”与“我”周旋起来.这首诗提醒我们,商人同样有着复杂的内心世界,特别是文化素养比较高的商人,他们也许有着和文人一样的敏感心灵.再读江春的《雨后》：

雨过涤烦暑,幽花无俗情.畴青知水满,山白识云生.人意殊忧乐,年功辨歉盈.吟蝉犹昨日,顿觉韵凄清.

透露出他内心的“忧”与“愁”.特别是“人意殊忧乐,年功辨歉盈”更透露出他在维持豪华场面的艰难.他以布衣上交天子,固然荣耀万分,但乾隆皇帝并不是白白地给他恩宠,举凡修河、征战之事,都得要江春捐输银两,所谓“年功辨歉盈”说的也许就是这些事情.在他受着乾隆皇帝的恩宠、被众人羡慕仰望的时候,他已经感觉支撑那种豪华的场面已经十分艰难.果然,在他死后,家产就荡然无存了.过继给他的儿子江振鸿生计艰难,乾隆皇帝下令让众商人出银5万两,写下康山草堂作为公产,银两则接济江振鸿.可到了道光年间,江春后裔的家产被籍没时,其亏空已经达到40万两.有一首《扬州画舫词》专咏江家衰败之事：“莫笑江园瓦砾堆,当时歌舞日低徊.多情毕竟输杨柳,犹是烟笼旧钓台.”在他人看来,江春身后的衰败是可笑的,他本人也许早已预感到到身后的荒凉.

五追忆与寻觅：商人创作之情感书写

如果说,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书写情感,那么在明清商人的创作中,他们作为个体的存在,的确书写了各种各样的情感.这些情感大致可分为三种：亲情、爱情、友情.

1．亲情

汪汝谦风流一生,但其《甲午七月次儿蒙洪督师调至长沙军前》却写出了他的儿女之情：

一生常苦六亲愁,况复年增万里忧.却感烽烟多未定,故知踪迹半沉浮.人逢巧笑邀青眼,我本钟情到白头.遥忆楚江空结思,时时凝涕问来舟.

他的《次儿请检测归省,督师赠余“风雅典型”匾额.儿归因叙亲友随任无一存,童仆亦亡十七.余慨八十老人,一切当谢,使余年得闲即儿辈养志,感怀述事,复拈八章,自此当焚笔砚矣》之四也同样写出了这种天伦之乐：

世事看来总戏场,如何偏我独多伤每逢按剑无男子,犹喜谈诗遇女郎.昔慨侯门怀短铗,今看彩服上高堂.庭前绿映逢初夏,喜视儿孙序雁行.

汪汝谦次子汪继昌,字徵五,中顺治己丑(1649)科进士,历仕广西左江道、湖广江防兵备道按察司副使.在他任职广西的时候,也正是吴三桂据守昆明的特殊时期,汪汝谦的担心可想而知.汪继昌被洪承畴调到长沙后,烽烟仍然未歇.也因此,他在诗中表达的思念之情是真切而浓烈的.当汪继昌回杭州省亲后,他既感悲伤,又感欣慰,特别是看到儿孙满堂的情景,他更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

江春的悼亡诗中有悼念朋友之作,像《哭汪敬亭》、《挽马半查先生二首》等,还有一组十首的《悼亡诗》,皆为其故妻罗柔所做.如其一：“燕钗鸾镜顿成空,三十年来一梦中.伉俪情深增涕泪,可奈秋雨更秋风.”言辞亦算凄婉动人,可以看出江春作为一代盐商温情的一面.

2.爱情

《闽游诗纪》为崇祯十四年汪汝谦福建之游所写诗作,集中有《福州访林天素,知已移居建宁赋怀十首》,其一道：“不接风神已廿年,芳堤花下每相怜.自从南浦消魂后,何至三山复黯然.”其七曰：“凭将双履轻千里,半为名山半为君.却讶相寻无定踪,不知何处觅行云.”对林天素的忆念之情、对未遇她的失望、黯然之情均为浓挚.集中有多篇未见林天素时的忆怀之作,但在见到林天素后,林天素似乎并没有和他重燃当年的感情,最后他不得不和她分别,集中有《别林天素》四首,其四日：“一觞一咏一呜咽,肠断春深泣杜鹃.若得重逢如此日,恐应多出再生缘.”陈寅恪先生说：“所可笑者,然明此行本专为访觅林天素,但天素终未能与之偕归西湖.”但诗中表达的伤感凄切之情倒是非常浓烈的.

在商人的作品中,江春的爱情诗写得最好.他有《无题》二首：

其一

酒污罗衫灭旧熏,可怜心事怕重闻.海棠庭院胧胧月,燕子池塘细细云.入手风光邀定子,满头花草忆双文.幽情唤醒无人会,难忘题诗玉线裙.

其二

斗帐芙蓉翡翠,盘龙明镜照梳头.已知写婢名如愿,都说生儿字莫愁.粉领低垂轻点鼓,圆腰宛转学捎球.满庭空绿风旋絮,帘押高挑放雪兜.

这两首无题诗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爱情故事不得而知,但它们所写的爱情是温婉而细腻的.江春一生无子,从“已知写婢名如愿,都说生儿字莫愁”以及他的十首怀念亡妻的《悼亡诗》推测,或许这诗就是年轻时写给他妻子的.他还有《落花》诗两首,其二道：“几度登临思悄然,可怜红雨正漫天.招魂曲里惊残梦,流水声中忆往年.小劫莫偿尘土恨,痴情还结生死缘.春光自是无根柢,错怪枝头叫杜鹃.”他来到了爱情的发生地,看到满眼如“红雨”的落花,回忆起当年的情和爱,感到“痴情”难解,不禁感叹“春光自是无根柢”.这首诗写得委婉曲折却情真意切,令人品味不尽.

3.友情

商人们并非只认银子不认人,他们和普通人一样,也有朋友,也重视友情,特别是对他们看重的文友,他们总是以诗歌表达出很真挚的友情.例如马曰的《沙河逸老小稿》中,有多首写给厉鹗和全祖望的诗作,或送别,或思念,或重逢而喜,可以见出他对朋友的一片情谊.据全祖望记载,姚世钰去世后,“吾友马曰、曰璐、张四科为之料理其身后,周恤其家,又为之收拾遗文,将开雕焉,可谓行古之道也”.而全祖望本人眼疾严重,马氏兄弟寄书请他到扬州,为之请医疗疾.正因为如此,全祖望去世的时候,特命弟子董秉纯将其所抄文集五十卷交给马氏藏书楼.作为商人的马氏兄弟对文人们尊重有加,与文人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以自己的经济实力,为一批潦倒的文人提供了从事文学创作、文史研讨的物质条件和温馨的氛围,抚慰了他们的心灵,让他们保持了文化的自尊.难怪像厉鹗和全祖望那样有骨气有个性的文人能够和马曰保持极为密切的朋友关系,一直到死.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对商人的态度并不友好,特别是对徽商,更有鄙视的眼光,第二十二回写扬州经营盐业的徽州商人万雪斋爱交游,并且家中还有两淮盐运使的题匾,可惜万雪斋交游的都是牛玉圃这样的流氓帮闲文人；又揭露他不过是奴仆出身,身世卑贱.但是,吴敬梓的长子吴却和总商江春有着不同寻常的友谊.江春的诗集里共有三首送给吴的诗作：

《送吴衫亭舍人之吴门》

乍闻小别月初三,便觉依依绪不堪.剩有离愁生酒半,载将诗思过江南.凉吹雁写风前影,暑尽秋妍霁后岚.剪烛西窗休遽寝,宵长正好听清谈.

《题画送吴衫亭舍人入都》

三年此酬唱,一夕忽歌骊.柳色牵衣袂,荷香饯酒卮.别余鸥鹭侣,还尔凤凰池.得意春风后,裁书报故知.

《吴衫亭舍人服阙如都以诗留别,邗上旧侣石沧徐子绘图相送,余悸赋诗矣.兹于舍人濒行复缀四十字以代折柳》

昨为君题画,还看画送君.秋风别扬子,马首向燕云.名重丝纶阁,功收翰墨熏.欢持今夜酒,不用怅离群.

这些诗作表达了江春对吴的惜别之情和良好的祝愿,从“乍闻小别月初三,便觉依依绪不堪”、“别余鸥鹭侣,还尔凤凰池”、“秋风别扬子,马首向燕云”等诗句中,我们能感受到他对吴的深厚情谊.吴的《杉亭集》中也有《鹤亭重仿竹炉复绘图纪兴同人分赋得七言古》、《九日鹤亭同诸君铁佛寺登高余偕棕亭泛舟红桥不与次日用分得韵》、《江鹤亭招游焦山》、《鹤亭招集净香园观竞渡四首》、《柬鹤亭》、《怀鹤亭》、《和鹤亭》等诗.他和江春之弟江的关系更密切,集中不仅有《题江橙里集句杨柳枝词五首》、《集饮橙里斋中拟皮陆秋夕文宴得青韵》、《怀橙里》、《怀江橙里在新安》等诗,他还和江共同辑有《学宋斋词韵》1卷.可见,他与江氏兄弟的情谊确实非比一般.

明清以降,作家叠兴,作品若云,文人士大夫的创作已经是数不胜数,因此,商人留下的作品渐渐被湮没.商人作品被湮没还有着他们作品自身原因,那就是缺少厚重感.商人的富有,使他们在作品中很少关心民生疾苦,很少反映社会问题；商人的富有,也使他们不像一部分文人那样喟叹人生艰难；商人的富有,也往往使自己笔下的各种生活场景都着上了浮华世界的色彩.但是,商人的文学创作是否没有一点价值摈除他们的商人身份,如果把他们和其他的布衣文人(他们本就是布衣文人)一样看待,他们的人生感受、他们的情感世界,实际上并无二致.他们对于山水之美的体验,他们对于经商过程中的孤独和寂寞,对人生意义的扣问或对于生命短促的喟叹,乃至基于自卑心理的着意的文学才能的表现,以及他们的亲情、爱情、友情,和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他们所具备的文学修养,使他们也能够将这些形诸笔端,并且同样具有文学意味.甚至他们偶尔也会关心社会,例如江春的《大浸》：“大浸口空十尺强,淮阴一片白茫茫.可怜千里如云稻,尽作鲸鲵水族粮.”这是写淮阴一带遭受水灾的情形,对稻谷被淹,他还是表现了“可怜”之情；在另外一首《舟行淮见旧涨水迹感而作》中他还写道：“我虽眇儒冠,于世无补益.蒿目怀治安,感深涕横流.”更明确地表达了对灾害的担忧.

就文学史研究而言,商人创作的被忽略,这似乎是不应该的.在明清文学的研究中,实际上往往绕不开商人和文学的关系.商人介入文人圈,无论是作为“出资人”或“召集人”,还是和文人有唱和酬答,往往都见于文人的笔端.但也许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太多,也许是我们多少也有着鄙视商人的潜在心理,因此在研究中对他们的创作视而不见.本文无意为商人的文学创作进行辩护,但通过上述考察和粗浅的分析,可以看出,商人的创作的确构成了明清文学史的一个现象、一支流脉.我们也的确需要对这一现象和文学流脉作出更为深入的研究.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徽商与明文学》(项目批准号：04BZW026)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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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安徽大学中文系、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