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文艺学高层坛”综述

2007年11月16至18日,由《文学评论》编辑部与西北大学文学院主办,《小说评论》、《延河》与《美文》杂志社协办的“2007年文艺学高层论坛”在古城西安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回顾和总结了新时期20年来文艺学的发展状况,讨论和反思了当下文艺学的热点问题,思考和瞻望了文艺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并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集中进行了讨论：

一　文学研究的本质与起点问题

南开大学刘俐俐认为,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机制与话语秩序的建立,其稳固性有赖于对“文学是什么”和“文学如何”这两个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解决.比较而言,这两个问题一为文艺学的“根基”,一为“末梢”.问题不同,解决的思路亦不同.传统文学理论无视研究问题的不同,要么采取本质主义的方法,要么使用经验主义的方法,因而模糊了文学研究的学理性与独立性.事实上不仅一些文学研究不必要使用这两种方法,而且这两种方法本身都有局限.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将二者结合起来,以文学的文本分析这一具体实践活动作为打通二者的相似度检测.西北大学祝菊贤教授以中国音乐艺术形式为个案,探讨了文艺活动的本质,将文艺活动归结为一种表现万物生命自然、自由、和谐、本真的存在状态,认为这种带有独特生命体验、表现万物形式自律的中国古典美学精神,可以为当下我们思考文艺的本质提供有益借鉴.西北大学袁峰教授运用古典诗学的释义法,将文论创新的起点定位在不同语系下不同语词的“语根”的生发阐释上,试图从中西方文化的话语前奏――“语词”的追本溯源中,找到中西方文论现代性转化与沟通的具体途径.

与文学研究“本质主义”者将“文学是什么”作为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建平研究员更为关注“什么是文学”、“文学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等一些具体的文学发生学问题,认为文学的概念史与文学的事实史并不一致,前者完全是现代学科建制的产物,而后者则是随文学活动一起发生的.因此,要研究文学的本质,就应该从文学活动本身出发,去思考文学在历史上曾经呈现为什么,只有这样,才能逼近文学的本质.中国人民大学牛宏宝教授则独辟蹊径,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确立与分化人手,分析了中国现代性知识在建构过程中所必然具有的知识分子身份确立视角.他认为,由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身身份的现代性建构攸关中国现代性知识话语的进路和去路,因此,探求中国现代性知识话语(包括文学理论话语)的生成与建构,少不了首先探求建构这一话语的知识分子主体.以此为出发点,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建设才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才能与西方同行之间进行平等对话.

二　文学研究的边界问题

文艺研究是不是一定要固守自己的边界,以防因边界的消失可能造成学科的坍塌问题.首都师范大学王德胜教授持否定态度.针对近年来出现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对于“文学边界”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王教授一如既往地为他所主张的“新的美学原则”作了辩护.在他看来,目前关于文学“边界”之争背后实际上掩盖的是两种观念之争,即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之争、多元共生思维与单一线性思维之争,而这两种观念之争背后所掩盖的又是学术利益之争.《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研究员也对文学研究边界模糊所可能造成的问题持乐观态度.他通过比较当代陕西小说作家群创作范式的转变,分析了媒介时代传统小说创作所可能遇到的挑战,认为图像时代很可能会带来文学创作更大的繁荣,文学研究也由此会获得更广泛的天地.复旦大学杨乃乔教授运用比较诗学的方法,分析了目前文学研究与发展出现的边界模糊现象实际上不是文学的消亡,而是文学面对全球化所作出的必要的调整,是文学面对各种挑战而对自身边界的重新划定与思考.他认为,文学研究也只有运用比较诗学的方法,进行中西文论术语的相互阐发、相互生发与相互建构,才有出路.苏州大学刘锋杰教授则通过对文艺学界流行的“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本质理论的全面清理与反思,从文学政治学的角度解读了文学的本质与文学的边界问题.他认为,在理解文学的本质时,可以以“艺象形态”这一文学范畴将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审美”属性既关联又区别地进行考察,唯有如此,才能正确地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把握文学的本质与边界.

三　文学研究的价值与价值取向问题

文学的价值与功用问题也一直是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它关系到社会主义条件下“文学为谁怎么写作”、“怎样怎么写作”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四川大学冯宪光教授站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立场上,通过区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两个重要理论命题――“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来思考今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设问题.他认为,惟有将“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这两种文学和文学观念结合起来,才能做好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教授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将文学活动的价值与人的发展关联起来考察,认为文学的创造性与人的创造性、文学的个体性与人的个体性具有一致性,由此确定了文学的根本作用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发展,解放人的感觉,使人成为更加丰富的、更加深刻的、存在并追思世界意义的现实体.西北大学段建军教授以陕西作家柳青、路遥和陈忠实的小说创作为例,具体分析了处于中国乡土社会民众“肉身化”生存的独特经验,揭示了这种“肉身化”的生存方式直接决定了中国社会基层结构的事实.他认为,从文学价值的角度看,这几部小说完全可以被读解为一部揭示并反映中国社会底层民众“肉身”存在的历史.而这种文本价值分析方法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使文学研究的理论话语与人的日常生活经验重新联系起来,将文学理论置于与文学实践及社会生活的互动关系当中,从而不但给文学理论找到了实践基础,而且可以开拓出文学理论在今日发挥作用的可能方式与向度.

会议讨论当中,也有学者对文学今天还能否像往常一样发挥作用表示了担忧.如武汉大学张荣翼教授就对时下文学及文学理论“总体性话语”复活的现象忧心忡忡.他通过对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经济之间紧张的张力关系分析,认为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下,文学还能否一如既往地发挥其价值作用,孰难预料.

与张荣翼教授对文学与文学理论及美学能否在今日市场经济下继续发挥作用的担忧不同,中南大学欧阳友权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王德胜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刘士林教授等人对此持一种乐观的态度.欧阳友权教授认为,对于目前文学边界因数字化时代的来临而走向泛化乃至消失的事实,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但只要新世纪中国文学仍然秉持人文性的精神原点,自觉履行文学的价值承诺,通过调控引导和主体自律改善文学对技术的依赖,那么数字媒介对传统文学的挑战完全有可能转变成文学的新的生产契机和强大动力.刘士林认为,当代都市化及都市美学的出现要求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能够做出相应的解释,建立以都市美学为基本范式的学科形态.而都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将后现代的主体同人的原始本能以及传统的感性生命混淆在一起所造成都市异化审美现实,则要求我们对都市美学的具体存在心态保持足够的警惕,建立以“审美的主观形式”为都市美学基本逻辑起点的都市美学形态.

四　文学理论的创新问题

中国古典文论的创造性转化及其可能性与限度问题,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文论如何整合在一起以实现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创新等问题,一直是近年来文艺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次会议也格外给予了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党圣元研究员运用“对话”理论,重新思考了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代的意义生成问题.他认为,中国古代文论要实现创造性的转化,既依赖于创造性的诠释.又依赖于诠释的当代性.为此,就要讲求“对话”,因为“对话”讲求的是多元、平等,讲求差异、共生,这与中国古典文论的整体性思维、互补性思维具有一致性.“对话”既可以是古今的角度,也可以是中西的角度,还可以是跨学科的角度.只有将这几个角度、几种思维结合起来,才能搭建起古典文论意义生成的平台.山东大学谭好哲教授将文学研究置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广泛视野当中.提出了当前文论创新必需立足于三个面向,即必需面向某一时期的文学事实与文学现象,必需面向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及新原理的创造.必需面向社会、人生与艺术的审美理想以及理想规则导引下的价值判断.他认为,惟有这三个“面向”结合起来,文论的创新才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中国传媒大学张晶教授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这一文论创新的经典命题换位表述为“古代文论如何进人当代文艺学”命题,从而使阐释的向度发生了“由古至今”到“由今至古”的转变.不是一味地要从古代文论资源里挖掘出现代性因子,而是要站在今天文艺学建设的基本成果上,充分吸收借鉴古代文论中的合理因子,进行今日中国文艺学的建设,才是适当的路子.这一致思取向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格外关注.

对于目前文学理论研究与创新的困境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胡明研究员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他认为,文艺学的多个问题决定了其研究必然要采用多种方法,而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的天然互动关系也同时决定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足前行.因此,尽管文艺理论本身的变动性与驳杂性使当前的文学理论研究陷入困境,但只要二者互通合作,文艺理论的发展必然会迎来一个新的春天.吴子林副研究员以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生产与现实生活的二元分裂问题为切入点,探讨了当代文艺学研究的可能向度问题.他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及中国古代文人知识分子独特的生命体验与诗性智慧不仅可以为当代知识分子走出这种分裂困境提供路径,而且若将其开掘出来,并与西方文论的逻辑理路相整合.完全可以成为今日文艺学发展的现实路径.中山大学高小康教授站在一种“大诗学”的立场上,将传统的文学文本研究扩展到人类的文化活动空间,将文化研究中常用的田野的、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推广运用到具体的文学研究活动当中,认为通过文学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的变革,可以找到文学活动的异质性与共性,可以推进文艺学学科的创新.

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三位京派批评家(李长之、沈从文和李健吾)的三种不同文学批评文体――李长之标举“传记体批评”,沈从文选择“印象式批评”,李健吾践行“随笔式批评”――的比较分析,尝试探索出一条古典文论现代复活的可行之途.他认为,这三位京派批评家所开创的批评风格与批评实践,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出路和走向有着重要启示意义.西北大学时晓丽教授通过对庄子文本的三种不同阐释模式――“以西释中”、“以中释西”、“中西互释”的比较分析,运用跨文化的阐释方法,分析了各自的优劣及其对中国文论现代性进程所造成的影响,认为只有将这三种阐释向度结合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出中国古典文论所蕴涵的生命意蕴与现代价值.西北大学谷鹏飞博士分析了传统文学因传播方式的变革――由纸质文本的“阅读”转变为图像文本的“观看”――所可能引发的文学文化问题,认为后者的来临使人类的多种文化突出地表现为视觉文化的单一性主导文化,而这种文化在本质上是带有排他性的“霸权文化”,它在现代性的审美主义传统里有其深刻根源.因此,要认识这种文化,就需要对审美现代性的固有资源重新进行清理,通过这种清理,为今日文化与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适宜的空间.

与个案式、地域式,民族式的文学研究不同,陕西师范大学尤西林教授以一种现代性的普世立场,分析了文学艺术问题研究尤其关涉现代性问题,认为现代性的立场使我们有可能获得一种理解文学艺术的适当视野和研究文学艺术的价值中立态度.基于此,今日文学理论的创新,可能更需要一种“宏大叙事”式的总体解决思路,需要强烈的现代性“问题意识”,而不是局限于对个别文学问题的小打小闹式的研究解决.

此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创新问题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张永清教授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在中国的现象式扫描,分析了国内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观念认识、教材建设以及研究与教学队伍方面的具体解决思路.

本次会议当中,与会学者还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身体美学、网络短信文学等一些理论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谷鹏飞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