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的理与体系建构

我与梅新林先生本无交往,以前只是陆陆续续地注意过他的一些论文和著作,另外在上海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简单地交谈过几句.2004年,想不到我有幸地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当我拿到沉甸甸的两大本正反面都复印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的论文(复旦大学出版社已于2006年12月出版)时,着实吃了一惊.吃惊的不只是拿在手里感到分量重,而且是一看就觉得选题好；再一读,由衷地感到这篇论文确实非同凡响,于是就写下了如下的评阅意见：

这是一篇气势恢弘、论据扎实、力图建构一门新学科学术体系的优秀博士论文.

的确,我最欣赏的就是这篇论文立意高,明确追求创建一门新的学科,或者说,想开拓一片新的学术天地,并努力构建其学术体系.学术上的开门立户,绝非易事,这必须要有十分的才学,十二分的胆识,要真正具有学术上的自由独立的精神.做学问最糟糕的是,既无才学可支撑,又无胆识敢闯荡,常常匍匐于他人之下,不是“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就是“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大学读书时,王运熙老师讲到《史通》的《六家》时说,古代的历史著作从记言之《尚书》,到记事之《春秋》,到编年之《左传》,到国别之《国语》,到通古纪传之《史记》,到断代纪传之《汉书》,乃至后来的纲鉴体、纪事本末体等等,“诸史之作,不恒厥体”,不断创新,自立门户.这一番话对我的触动很大.一时间,我也妄想在学科的交叉上动脑筋,来点创新,想将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路数与文学史的编写结合起来,搞“中国文学史学”.现在看来,这真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搞了一阵子,不久就“”起,使我的美梦彻底破灭.当然,归根到底是我的才力毕竟有限,不足以开出一条新路.不过,想走新路的念头却由此而从未在我心头泯灭,还是不断地想另辟蹊径走自己的路.正因此,这部明确表示要开创新学科的书稿,引起了我的共鸣.退一万步说,即使他如今所建构的学术体系还不很成熟,但他的这种积极、自觉地开创新学科的意识也是我由衷钦佩的,因为我们的学界还是太缺乏这种创新的精神.更何况,他如今创立的“中国文学地理学”还是有板有眼、像模像样的呢！

当然,学科的创新不等于胡来,决不是随心所欲地标新立异.这必须要收集充分的材料作基础,要自立原创的理论来支撑,要作好通盘的梳理成体系.在这三者之中,恐怕是能提出自己原创的理论最为重要也最难.尽管没有详尽地搜集材料就不能煮无米之炊,未能系统地构建框架就不能造无梁之屋,但没有理论就没有灵魂,没有生气,所有的材料与建构都会显得零乱或平庸.相反,有了独立的理论,就能纲举目张,血脉贯穿,所有的材料与建构就能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生气盎然.可是,中国学者的传统思维,是重感悟而轻思辨,在表述上常常好用形象比喻,或点到为止,将精到的理论隐藏深处,对系统的描述不感兴趣.随着近代西学的东渐,有的人一方面诟病传统的文学批评没有理论,不成体系,另一方面则往往仰视理论体系的构建而认为高不可攀,缩步不前.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往往也是有理论,有体系的,只是没有明确地表述而已.当然,我们检测如能借鉴西方的理论思维与表述方法,就能取长补短.因此,我们现在不但要加强理论意识、体系意识,而且要加强这种理论意识、体系意识的表现.梅先生的这部书稿在这方面就显得非常突出.他建构的“中国文学地理学”,就是由“场景还原”与“版图还原”的“二原”说来加以支撑的.在这基础上,又提炼了“本土地理”、“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区系轮动”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与范畴予以密切配合,构建了一个多元、立体而又动态的网络,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了书稿的理论性与体系性.这也就是我由衷钦佩的第二点.

检测如说,学科创新性与理论体系性只是在“虚”的层面上看的话,那么关键还是要考察这创立的“中国文学地理学”在“实”处究竟有没有必要建立与能不能成立.文学与地理学,本是两门学科.但在我国古代,早有一些人就用地理的眼光来考量文学家与文学作品,较早的如《诗经》的编纂,就是以地理的区分为纲目的,《左传》卷九《襄公二十九年》中所载吴公子札论乐,何尝不是论诗.另一部文学经典《楚辞》也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这就使后世的《诗》《骚》研究专著,独多用地理的角度去加以注解考释.在古代的文学批评中,或以地域论诗人个体风格的如曹丕说“徐时有齐气”,或以地域论诗歌流派的如标“江西派”、“江湖派”、“派”、“竟陵派”等等,或以地域论南北之异同的如《隋书文学传序》论“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云云,或以地域来编纂一方之总集与编写一地之诗话的如《河汾诸老诗集》、《广陵诗事》等等,可以说时有著述,代不乏人,但这些有关文学与地理相关的论述,不少是随手点到,多数又缺乏论证,总体上都没有进入一种自觉的阶段.至20世纪,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不同时代中国文学南北的不同,而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更可视之为一部近代的地域诗歌史.它们标志着中国文学地理学开始进入了一个自觉的阶段.但是,在整个学术大环境的影响下,文化地理与人文地理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不大,80年代以后兴起的文化热特别是文化地理研究著作的接连出版,有力地促进了人们从文学、地理学交叉的角度上去寻求中国文学研究的突围.回顾过去,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尽管也重“知人论世”,也讲“时代背景”,但在“论世”与讲“背景”时,往往多从时间上着眼,而忽视了空间的观照.对于作家、作品与当地的山川、气候、物产等自然条件,以及更重要的与特定区域的历史沿革、风俗民情、教育水准、民族交往、人口迁徙、方言特点等人文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往往注意不够.而实际上,人是生活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之中的,文学也始终打着一定的时空的烙印.以时间为顺序来考察文学发展的历史固然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以地域为分界来研究文学演变的特点何尝不是一条可行的的坦途.于是乎,一时间有关文学地理或地域文学研究的论文与专著纷纷出现,不少博士论文的选题也与此有关.现代文学研究方面也出版了诸如《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这样规模稍大的丛书.而就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出版的专著来看,像陈建华的《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江浙地区社会意识与文学》(1992)、曾大兴的《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1995)、李浩的《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2002)、徐永明的《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2005)、戴伟华的《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2006)、韩结根的《明代徽州文学研究》(2006)等都有较深入的探讨.其中如曾大兴的研究相当宏观和富有条理,与明确建构“中国文学地理学”实差一步之遥,而李浩在2003年发表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学术突围》中,也明确鼓动用“文学地理学”来突围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如此等等,都说明了创立“中国文学地理学”乃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梅先生能抓住时机,乘势而上,水到渠成地对以住的研究作了总结与提高,有条不紊地为以后的研究夯实了一个平台.毫无疑问,自此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将进入了一个更加自觉、更高层次的新阶段.

走笔至此,面对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光明前景,我自己虽心向往之,却已力不从心.对此问题,又素未钻研,无法体悟其中的精微奥妙.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学地理学者,还是认真地啃啃梅先生这部上下两册、洋洋80万字的大作吧！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