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体范式的转换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体范畴的基本内涵是指具有各种特征的多层次的文章整体.文体范畴的产生,标志着古代文章整体观的自觉和成熟；各种辨体理论的兴起,反映了古人对各种文章整体特征认识的深化和细化；有关文体发展和创作的体用论,揭示了特征各异的现实文体的生成机制.一体多用的文章整体论克服了“体裁和风格二分论”研究范式的学理缺陷,实现了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统一,揭示了中国古代文体论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彰显出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古代文体论研究中,人们对“文体”(简称“体”)范畴一般有“体裁”和“风格”两种释义.其具体做法是将文类文体论(有关诗体、赋体等的文体论)中的“文体”或“体”范畴解释为“体裁”,而将作者文体论(如“太白体”)、流派文体论(如“竟陵体”)、时代文体论(如“盛唐体”)等中的“文体”或“体”范畴解释为“风格”.在此基础上,学界建立了“体裁论”与“风格论”二分的古代文体论研究模式,并长期普遍遵循.该研究模式的形成既与中国古代文体论的内部构成有关,又深受西方文类学(TheoryofGenres)和语体学(Stylistics)并存互异的理论格局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直接从中国学界通常将Genre(文类)和Style(语体)译为“体裁”和“风格”、将TheoryofGenres和Stylistics译为“体裁学”和“风格学”看出来①.这一具有西方学理背景的二分式研究模式,为中国古代文体论的现代阐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但其学理缺陷是,在这种分而治之的阐释视野中,中国古代文体论仅仅保持了形式上的完整,而缺少统一的本体论说明.为了弥补“二分模式”的这一欠缺,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应该根据“文体”范畴的“体裁”和“风格”二义,重新界定中国古代文体论的范围――认为中国古代文体论应指关于“文学体裁”的常与变的理论,而那些被理解为“风格论”的文体论则应被排除在外②.从表面上看,这种做法确乎达到了学理自洽的目的；但从更深层看,这一思路又难免简单和保守.其简单主要表现为只是把那些理解成“风格论”的古代文体论撇开了事,其保守则体现在对古代“文体”范畴的两种流行释义完全接受,未加反思.因此,与其说这种做法解决了问题,毋宁说更充分暴露了“二分模式”的理论危机.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以古代文体论的史料为依据,通过文献实证与逻辑分析、本体论与方法论相结合的方式,重新解读古代“文体”范畴的基本内涵,辨析二分式释义的失误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切合中国古代文体论的新的研究范式.

一

中国古代以“体”论文和“文体”一词大约产生于汉魏之际.如汉末卢植《郦文胜诔》：“自龀末成童,著书十馀箱,文体思奥,烂有文章,箴缕百家.”③蔡邕《独断》论“策”：“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体如上策.”④在稍后的魏晋六朝文论中,以“体”论文便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形成了中国古代文体论的第一个高峰.从有关文献可知,在“文体”观念产生之前,人们已经在“文”的观念框架内对有关文章的众多问题有了相当丰富的认识；但为什么在有了“文”的观念之后还会出现“文体”观念“文体”范畴从哪些方面发展了“文”的观念并丰富了人们对文章的认识“文体”范畴依靠什么独特的理论内涵确立了它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地位这此问题构成了本文思考的基本路径.

文体范畴给人们最直接的印象是,它提出了一个关于文章之“体”的问题.《说文解字》称：“体,总十二属也.”段玉裁注：“十二属,许未详言.今以人体及许书核之.首之属有三：曰顶,曰面,曰颐：身之属有三：曰肩,曰脊,曰尻；手之属有三：曰肱,曰臂,曰手；足之属有三：曰股,曰胫,曰足.”藉此可知“体”本指由“十二属”构成的人的完整身体.那么,可否推测：“文体”一词也可指“文章整体”

《文心雕龙》中的诸多表述就一再明指或暗示文体具有“文章整体”这一属性.如《附会》篇：“若统绪失宗,辞味必乱；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刘勰借用“偏枯”这一中医术语,并从同为中医术语的“血脉”和“气脉”中化出的“义脉”一词,形象地说明文体应该是与人体一样的气血流通的有机生命整体.再如《总术》篇：“况文体多术,共相弥纶,一物携贰,莫不解体.”此句可以理解为,文体应该是由多种创作方法相互结合、相互协调共同完成的文章整体,如果这些创作方法相互背离,这一文章整体就会解散.又如《序志》篇：“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肇悦,离本弥甚,将遂讹滥.”此句可以理解为圣人所创造的文体是“正言”与“体要”(即雅正之言与充实的内容)的统一,但是后世“辞人”却过分追求辞藻之美,破坏了文体的形式与内容的完整性.⑤在这些表述中,刘勰显然都是将文体作为文章整体来看待的.如果再将这些有关文体的表述置入《文心雕龙》整体语境中作进一步参照,还会发现文章整体观乃是刘勰论文的基本观念,对文体的文章整体属性的描述不过是其文章整体观具体表现之一端.

在文体论产生之前,人们并未对文章的整体性形成自觉关注,故极少直接论及文章的整体性特征.文体范畴的出现,表明古人已经充分认识到文章整体与人的生命整体之间的相通性和相似性,标志着古人关于文章整体观念的自觉和强化.“文体”范畴在“文”范畴之后出现,其重要意义之一即在于将文章的整体性特征突出出来,此前潜在的文章整体观因此得以彰显.自此,中国古代的文章整体观有了一套自觉的、贴切的理论话语.

在中国古代文体论视野中,文章不仅具有整体性,而且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在文体论及其周围,汇聚了中国古代有关文章生命整体性的最丰富的描述.如《文心雕龙附会》篇云：“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颜氏家训文章》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二者都以人的生命整体喻文章整体.其他如“体气”、“体格”、“体调”、“体韵”、“体趣”、“风貌”、“风格”、“气格”、“气脉”、“骨鲠”、“风骨”、“骨髓”、“骨劲”等诸多描述文章生命整体结构或特征的术语,也与古代文体观念关系密切.钱钟书先生曾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文论具有“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的特点⑥,堪为的论.

中国古代文体论中的文章生命整体观并非一个孤立的文论现象,而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思想的生命整体观在文体论中的体现,蕴涵着深厚广大的生命整体意识.这种生命整体意识滥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流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分支和层面,渗透在传统文化的诸多重要观念中.“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周易系辞下》)是这一生命整体观的思维方式基础,其基本特点是将思维着的主体――人――的生命形式和结构扩展到所有或有生或无生、或天然或人为的事物,其结果便是万物与人同体,天地与人同体,宇宙与人同体.方东美先生曾指出：“中国哲学上一切思想观点,无不以此类通贯的整体为其基本核心,故可藉机体主义之观点而阐释之.”他又将这一思想称为“机体主义”：“机体主义旨在：统摄万有,包举万象,而一以贯之；当其观照万物也,无不自其丰富性与充实性之全貌着眼,故能‘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而不落于抽象与空疏.宇宙万象,赜然纷呈,然克就吾人体验所得,发现处处皆有机体统―之迹象可寻,诸如本体之统一、存在之统一,乃至价值之统一等等.进而言之,此类纷披杂陈之统一体系,抑又感应交织,重重无尽,如光之相网,如水之浸润,相与洽而俱化,形成一在本质上彼是相因、交融互摄、旁通统贯之广大和谐系统.”⑦这里所说的“机体主义”也即“生命主义”,以此理念观照中国古代文体论,当会有更深的领悟.

二

我们还应注意到,中国古代文体论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辨体”理论.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曾根据不同标准将“辨体”分为五类,以此为基础,并综合其他文论著作中的辨体论,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其一可称为文类文体的辨析.这类辨体所得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各种文章类别,古人常常称之为“诗体”、“赋体”、“词体”等.其中一些文类文体还可作更细的划分,如诗体又可分为古体和近体,古体又可再分为四言古体、五言古体等,近体又可再分为五言律体、七言律体等.这种辨体论中的“文体”(或“体”)范畴,学界一般解释为“体裁”.其二是严羽所谓的“以时而论”的辨体形式,如建安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等.其三是严羽所谓的“以人而论”的辨体形式,如苏李体、徐庾体、少陵体、山谷体等.其四可称为“以派而论”的辨体形式,如元白体、西体、太学体等.其五可称为“以品而论”的辨体形式,如形似体、质气体、情理体、飞动体、婉转体等(见《文镜秘府论》“十体”).其六是以写作技巧为标准的辨体,如五韵体、五平体、五仄体、失粘体等(见明杨良弼《作诗体要》).在这几种较大的辨体论之外,还有效汉武帝与群臣所赋之诗的“柏梁体”,效《文选》所选之诗的“选体”,效南朝徐陵编《玉台集》之诗的“玉台体”,效韩诗而有“香奁体”,效梁简文帝诗而有“宫体”,等等.这些辨体论中的“文体”或“体”范畴,学界一般解释为“风格”.

但问题是：第一,“体裁”与“风格”这一流行的二分释义是否准确反映了各种辨体论中的“体”范畴的基本内涵倘若不是,这些“体”范畴的内涵是否具有某种统一性是否具有“文章整体”这一基本规定性第二,除了“文章整体”这一基本规定性之外,辨体论还反映了文体的哪些属性这些属性与“文章整体”这一属性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各种形式辨体中“体”范畴的涵义并不适合作截然两分的解释.从逻辑上看,这些不同形式的“辨体”,实为从不同角度、根据不同标准对文体所作的分类；而在作为所有文体总称的“体”概念与作为各类文体名称的“XX体”概念之间,乃是一种“属概念”和“种概念”的关系.显然,在众多表示各类文体的“XX体”等种概念中,作为属概念的“体”本身并无差异,不同的只是对“体”的限定和修饰.

那么,上述各种形式“辨体”中的“体”范畴是否都含有“文章整体”之义呢首先,古代文体范畴最基本的内涵乃是指文章的整体存在,在上述各种形式的“辨体”中,“体”范畴所表示的对象并未因为辨体标准的不同而改变,因此其中的“体”理应仍然具有“文章整体”这一基本规定性.其次,就文类文体的辨析来说,其分类所得即为一系列具体的文章类型,每一种文章类型,无论所含文章数量是多是少,都应该是一个整体存在.古人在辨析文类文体时,始终着眼于各类文章整体的特征和构成,这一点可以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刘勰的《文心雕龙》、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等著作中看出来.尽管这些论著在描述每种文类文体时各有侧重,但从整体上看则论及了包括文章内容和形式在内的各种因素⑧.

第三,尤需指出的是,学界将上述第二种以下的各种“辨体”中的“体”范畴解释为“风格”并不准确,不仅与上文的逻辑分析不合,更重要的是与古代文体论的文献不符.如唐代皎然《诗式》云：“评曰：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才性等字亦然.体有所长,故各归功一字.偏高偏逸之例,直于诗体：篇目风貌,不妨一字之下,风律外彰,体德内蕴,如车之有毂,众美归焉.”⑨这里的“体”人们习惯上总是理解为“风格”但是皎然本人说得很清楚：所谓“一首举体便高”、“一首举体便逸”,表明这里所辨之“体”乃是一首诗的“举体”,也即一首诗的整体.此其一,其二,皎然又说：“体有所长,故各归功一字.”这里的“体”自然也即前面所说的“举体”,而“体有所长”意为每首诗在整体上都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这些特征即下文概括为“一十九字”的“高”、“逸”、“贞”、“忠”等.研究者之所以把这里的“体”理解为“风格”,原因在于既未能注意到皎然所说的“举体”一词,又未将“体”(即“举体”)与“体有所长”区别开来,即没能把一首诗的整体与这首诗整体上最突出的艺术特征区别开来.其实,正如诗的“举体”不等于“体有所长”,诗的整体也不等于诗的“风格”⑩.

皎然所说的“体有所长,故各归功一字”,对正确理解古人有关文体的表述很有启发意义.每种文体都是一个整体,但是每种文体又总是表现出一种或几种最突出的特征,这些特征便成为古人命名这种文体的标志.这些突出的特征可以是语言形式层面的,可以是题材内容层面的,也可以是审美特征层面的；可以是比较“实”的,也可以是比较“虚”的；可以与作家个性有关,也可以与时代风会有关等但是任何一种特征都不等于文章的整体(即文体).对照《诗式》中的这段话,很多围绕文体范畴内涵的纠缠便迎刃而解.“体有所长”,可以“归功一字”,也可“归功”二字,如《文心雕龙体性》篇“八体”之“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等,乃至“归功”更多字.如钟嵘《诗品》称张协“文体华净,少病累”,称郭璞“文体相辉,彪炳可玩”,称陶潜“文体省净,迨无长语”等.钟嵘所说的这些“文体”,研究者也多理解为“风格”、“风貌”等,但钟嵘其实已经在另一个地方点明了他所说“文体”的基本涵义.“晋平原相陆机”条,钟嵘称陆机诗歌“才高词赡,举体华美”[11].这里的“举体”与皎然所说的“举体”是一回事,都是指诗的整体.所谓“举体华美”,意为陆机的诗在整体上具有“华美”的艺术特征.依此,前面所说的“文体华净”、“文体”“彪炳”、“文体省净”等,都应理解为这些诗人之诗整体上具有“华净”、“彪炳”、“省净”等艺术特征.尽管既可以说“文体华净”,也可以说“风格华净”,但前者是从诗歌整体谈“华净”这一特征,后者则是在诗歌整体的“风格”层面谈“华净”这一特征,其间差异不容忽视.

我们认为,古代“辨体”理论的主要意义在于：在文体范畴所表征的文章整体性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各类文章整体的各种不同特征,反映了古人对文章整体特征的高度自觉.在文体论和辨体论产生之前,古人已经有了比较自觉的文章特征意识,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文章分类理论.如《尚书》之文在名称上已经有典、谟、训、诰、誓、命等区别,《周礼大祝》有辞、命、诰、会、祷、诔等“六辞”之说,《诗经》篇章在先秦时已被分为风、雅、颂三类等.时至汉魏六朝,随着辨体理论的发展,古人对文章特征的认识进入了空前自觉的阶段,此前有关文章分类和文章特征的论述也融入到了文体论之中被重新表述.如《尚书》中的典、谟、训、诰、誓、命等,在东晋托名孔安国著的《尚书序》中被称为“六体”.更重要的是,文章分类论发展到辨体论阶段后,文章类别和文章特征的辨析得到了极大发展：一方面其分类更为精细、完备,另一方面,当诗、赋、颂、铭、诔、书等被称为文体之一种后,人们对其特征的描述也愈加精炼.如曹丕《典论论文》将奏议二体的特征概括为“雅”,将书论二体的特征概括为“理”,将铭诔二体的特征概括为“实”,而将诗赋二体的特征概括为“丽”；陆机《文赋》以“缘情而绮靡”为诗体的特征,以“体物而浏亮”为赋体的特征,以“披文以相质”为碑体的特征,以“缠绵而凄怆”为诔体的特征等.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在传统的文类文体辨析的基础上,又从另―个角度概括出分别具有“典雅”、“远奥”等特征的八种文体.这是一种以高度抽象、概括的文体特征为根据的文体分类形式,使文体分类由习惯变为自觉,由因循变为创造,开创了以高度概括的文章艺术特征为标准的这一重要的辨体理论形式.

由于辨体论是古代文体论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所以文体所有的“文章整体”这一基本属性很多时候都不是由话语直接说明,而是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存在着.古人根据具体语境的需要,有时会特别强调文体的文章整体性,有时则着意突出文体作为文章整体所具有的某种特征,但二者始终统一于任何一类或一种文体之中――文体的特征总是文章整体的特征,而文体所表示的文章整体又总是有特征的文章整体.根据文体的文章整体性和特征性的这层关系,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古代文体论中的文体是指具有各种特征的文章整体.

三

那么,具有各种特征的文体是如何生成的呢这就需要论及古代文体论的方法论―体用论.

体用论是中国古代文化很重要的一种思想方法论,也是中国古代文体论的基本方法论.其内涵非常丰富,但有两个最基本的规定：其一是“体一用殊”,意为事物的本体始终如一,而事物本体的作用和表现形式则是千差万别、变动不居；其二是“体用不二”,意为事物的本体与作用、本质与表现是统一的,表现是本体的表现,而本体是表现着的本体.体用论辨证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与表现、抽象与具体、共性与个性之间的统一性、差异性和相对性.

古人一般把文体的生成分为三个基本层次：首先是所有文章的共同之“体”,这是所有文体的基本范型；其次是各种文类之“体”,这是各种文类文体的基本范型；最后是直观具体的个别文体.在文体的发展和创造过程中,文体的三个层面之间便形成了两层体用关系：一是所有文章共同之体与各种文类文体之间的体用关系,二是各种文类文体与个别文体之间的体用关系.

人们很早就根据体用规律解释文章的共同之体与各种文类文体之间的关系.如曹丕《典论论文》：“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里所说的“本”“末”关系实通于“体”“用”关系.汤用彤先生正是以“体用论”来诠解王弼著名的“举本统末”说.他认为,王弼“主体用一如,用者依真体而起,故体外无用；体者非于用后别为一物,故亦可言用外无体”[12].曹丕所谓文章之“本”乃指所有文章的共同之体,而文章之“末”则是指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各种文类之体.“文本同而末异”,意为所有文章存在着一个共同之“体”,但是作为共同之体具体表现的文类文体却特征各异.因此,“本同而末异”也可看作“体一而用殊”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明人范应宾在《文章缘起注题辞》中更明确谈到了文体发展过程中的文章共同之体与各种文类文体之间的体用关系：“由两汉而还,文之体未尝变,而渐以靡,诗则三百篇变而《骚》,骚变而乐府,而歌行而律而绝,日新月盛,互为用而各不相袭,此何以故,则安在斤斤沿体为,体者法也,所以非法体也,离法非法,合法亦非法,若离若合,政其妙处不传,而实未尝不传.《易》曰：拟议以成其变化.不有体,何以拟议不知体之所从出,何以为体而极之无所不变.”[13]所谓“文之体”即文章的共同之体,因此是“未尝变”的；但是文章共同之体的具体表现形式又是随时推移、不断变化的,每个时代都会产生某种主导性的文类文体,如诗体、骚体、乐府体、歌行体、律体等,此即所谓“互为用而各不相袭”.“不有体,何以拟议”旨在说明“体”是“变化”的依据；“极之无所不变”意在强调只有通过“变化”,“体”才能得以表现.

但是,文类文体又必须以具体的个别文体作为其现实存在,这样就形成了文类文体与个别文体之间的体用关系：一方面,文类文体是个别文体生成的根据；另一方面,个别文体是文类文体的具体表现.明人赵梦麟《文体明辨序》云：“说者有以文之为用也,纵发横决,游矫腾踔,方其骋思而极巧也,固驰驭无方而神运莫测,何以体为哉虽然,《易》不云乎：‘拟议以成其变化.’［无］变化者用也”,[14]“所以为之拟议者体也.体植则用神,体之时义大矣哉,而胡可以弗辨也！”[15]论者同样引《周易系辞上》的“拟议以成其变化”说明其中道理.他一方面承认“文之为用”具有“纵发横决,游矫腾踔”,“驰驭无方而神运莫测”的特点,也即是承认具体文体的创造在表现形式和表现对象上是灵活多变的；但另一方面更强调“体”是“用”的根据,所谓“体植则用神”,意为只有确立了文类文体的规范,具体文体的创造才能出神入化.顾尔行《刻文体明辨序说》的观点与赵梦麟非常相似：“文有体,亦有用.体欲其辨,师心而匠意,则逸辔之御也.用欲其神,拘挛而执泥,则胶柱之瑟也.易曰：‘拟议以成其变化.’得其变化,将神而明之,会而通之,体不诡用,用不离体,作者之意在我,而先生是编为不孤矣.”[16]这段话以“体”“用”相对的方式将文体创造过程中的体用规律解说得更为透彻.“体欲其辨”意为需要辨明各种文类文体的基本特征,因为这是个别文体创造的准绳.“用欲其神”则是说在创造具体文体时,又不可拘泥陈规,胶柱鼓瑟,而应善于变化,出人意表.所谓“体不诡用,用不离体”,有体在用中、用在体中的意思,表明文类文体与个别文体是一种被表现与表现的关系.

如上所论,从所有文章的共同之体到各种文类之体再到直观具体的个别文体,既是每个现实文体生成的过程,也是文体的差异性和特征性得以呈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相对抽象的所有文章共同之体与各种文类之体在获得更加具体的规定性后,渐次转化为下一个层次的文体.在文体创作中,作者一般先有一个关于所有文章的整体范型――尽管很多作者在写作时未必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接着是对文类文体的确定,在这一环节,作者需要在意中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关于某种文类文体的整体范型,包括适合这种文类文体的题材内容和语言形式等；最后才是一个直观的具体的文章整体的完成.当这一创作过程完成后,文章共同之体和各种文类之体便自然融入到直观具体的个别文体之中,实现了“体”与“用”的合一[17].

四

文体是古代文体论的核心范畴和理论基础,一旦对其内涵的理解发生改变,必然会引起对整个古代文体论理解的变化.长期盛行的“体裁论”与“风格论”二分的古代文体论研究范式,除了存在本文开头所说的未能为古代文体论提供统一的本体论说明这一明显不足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理论欠缺就是重本体论研究而轻方法论研究,未能从古代文体论的本体论与方法论的联系入手,把握古代文体论的整体面貌.尽管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古代文体论中所包含的体用论思想,但是在对体用论的理解和运用上,仍然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偏差.如有的研究者主要是从文体与文体功用的关系来理解体用论的内涵,将文类文体的流变解释为文体功能的变化,没有从更为精微的“本体与表现”这一关系层面揭示文体发展、创造的内在机制[18].有的研究者虽然恰当地在“本体与表现”的意义上说明了文章本体与各种“体裁”之间的体用关系,但由于论者主要是将古代文体理解为“体裁”,所以未能将文类文体以外的文体现象纳入其中[19].本体论不能成为方法论的基础,方法论不能为本体论提供支持,这是目前古代文体论研究中的普遍现象.

如果说此前的古代文体论的研究范式是“体裁与风格二分论”,那么本文所建立的研究范式可称为“一体多用的文章整体论”(“一体多用”是对文体的特征性和层次性的概括).首先,这一新的研究范式为各种形式的古代文体论和文体现象提供了统一的本体论说明.本文从“具有各种特征的多层次的文章整体”这一基本内涵层面,揭示了各种辨体论中文体范畴共有的意义内核,此前分属“体裁论”和“风格论”的古代文体论在本体论层面实现了真正的统一；而在传统研究范式中为了学理自洽而有可能被排除在外的被理解为“风格论”的文体论,在新的研究范式中得到了合理的说明,确立了其在古代文体论整体中应有的位置.这一传统研究范式危机的解决,也成为新的研究范式确立的标志.其次,新的研究范式实现了古代文体论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统一,总结了文体发展和创造过程中遵循的体用规律,揭示了中国古代文章史上特征各异的具体文体生成的内在机制.第三,新的研究范式在古代文体论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层面同时建立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古代文体论所蕴涵的文章整体观和体用规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有着深厚的渊源：前者折射出传统文化中的生命整体观,而后者是传统文化最基本的思想方法论――体用论――在文体论中的具体运用.这些联系的揭示,彰显出古代文体论丰厚的传统文化意蕴,使得我们可以在一个更加宏阔的视野中重新确定古代文体论在传统文论和文化中的地位.

当然,新的古代文体论研究范式决不是对传统研究范式及其研究成果的简单否定,而是将过去的研究成果经过本体论和方法论转换,整合到新的研究范式中,通过转换理论基点和研究视角,使得对同一对象的研究获得新的意义.例如,传统范式中对古代文类文体理论和现象的很多具体研究并没有失效,人们对各种“体裁”自身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历史流别的分析也仍然有价值；但是在新的研究范式中我们则应该意识到,古人从文类角度对文体的分类和论述不过是各种文体分类形式中的一种形式――尽管是比较特殊的一种,与从作者、时代、流派等角度对文体的分类相比,其间只有分类标准的差异,并无分类对象的不同.因此,为了表明文类文体与其他类别文体之间的这层关系,新的研究范式会倾向于用“文类文体”而非“体裁”称谓古代的诗、赋、颂、诔等各种类型的文章,用“文类文体论”而非“体裁论”以示与“作者文体论”、“时代文体论”、“流派文体论”等其他形式文体论的区别和联系.再如,传统研究范式中对古代文章“风格”理论和现象的研究也仍然具有价值,但是在新的研究范式中,原有的与“体裁论”研究相对的“风格论”研究应该改称为“文体风格论”研究或“文体特征论”研究.除此以外,新的研究范式还会产生一些传统研究范式中不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整个理论结构的调整、文体范畴基本内涵与文化内涵的重新阐释、古代文体论方法论的重新描述和分析、各种“辨体”形式关系的研究及其理论意义的重新阐发等.

①中国学界对西方TheoryofGenres和Stylistics有多种译法,前者有“体裁学”、“文类学”、“文体学”等译名,后者有“风格学”、“文体学”、“语体学”等译名.比较而言,“文类学”和“语体学”更切合其本义.

②钱志熙：《再论古代文学文体学的内涵与方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③选自《全后汉文》卷八十一,清严可均辑自《北堂书钞》卷九十九.

④选自张溥本《蔡中郎集外集》.

⑤有关刘勰《文心雕龙》的引文均见《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⑥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钱钟书〈谈艺录〉读本》,周振甫、冀勤编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⑦方东美：《中国形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1964年第四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论文》,《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方东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72页.

⑧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古人论及文类文体时常用“体裁”、“体制”等词,考诸有关文献,“体裁”、“体制”应是指文章整体的规范性和特征性构成,与“文体”一词的基本内涵区别明显,二者应是文章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⑨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⑩“风格”本义指人的一种严整、刚健的品质,用于论文则泛指文章的各种内在品质,因此“风格”应该是“文体”的一个内在构成要素.

[11]有关钟嵘《诗品》的引文均引见《诗品注》,陈延杰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12]汤用彤：《王弼大衍义略释》,《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9页.

[13]范应宾：《文章缘起注题辞》,见《文章缘起注》,任著,陈懋仁注,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14]根据上下文意,句中的“无”疑为衍字.

[15][16]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4页,第75-76页.

[17]严格说来,体用论中的“体”应该有两重所指：一是指所有文章或某类文章的共同之“体”,一是指相对于“用”的“本体”之“体”.论者以为,相对于较为具体的文类文体(“用”)来说,作为文体最高范型的所有文章的共同之“体”当然也就是其“本体”；而相对于更为具体的个别文体(“用”)而言,作为各类文体范型的各种文类之“体”也自然处于“本体”层面.“体”的两重所指在体用论中就这样得到了统一.

[18]参看刘明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方法论》第二编第一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9]参看钱志熙《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吴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