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译介在十七年语境中的嬗变

内容提要　十七年俄苏文学译介,经历了一个由“一边倒”的盲目译介到焦虑、反思,再到立足于民族国家话语的过程；十七年欧美文学译介是在意识形态对立冲突语境中进行的,重点译介其传统文学而现当代西方文学基本被排拒；十七年主要是从政治文化而非文学角度译介亚非拉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民族国家和文学三重话语所构成的复杂语境,决定了外国文学译介在十七年的嬗变与特征.

一、建国初的取舍

早在１９４８年,邵荃麟就在香港著文,批判１９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古典文艺①.到１９４９年７月,周扬、茅盾作为新中国文艺领导人,一面批判现代派诗歌为代表的欧美国家文学,一面强调应加强对苏联和新主义国家文学的学习②.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人民文学》发刊词指出：“我们的最大的要求是苏联和新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群众性文艺运动的宝贵经验,以及卓越的短篇作品.”③由此可见,建国初看重的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而排拒、反对欧美文学.

５０年代初新中国刚刚建立,而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中国势必为捍卫现代民族国家利益,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立文学关系,译介其文学.由此可见,建国初在外国文学取舍态度上,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民族国家话语,处于一种和谐、统一状态,其功能指向是一致的.

首先,欧美文学虽仍有译介,但大都为古典文学中那些反映阶级压迫、民族矛盾的作品.据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不完全统计,１９４９―１９５３年翻译出版欧美古典文学著作的主要情况是：德国２８种,英国３９种,法国９６种,美国３８种④.至于现当代文学,尽管偶有译介,却主要限于革命的进步文学⑤.

其次,加强了与东欧人民国家文学的交往,译介了他们的不少作品⑥.这是因为东欧人民国家,政治上隶属社会主义阵营,二战后进入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他们的命运与中国颇为相似,他们的现当代文学的基本话语,也与新中国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和民族国家话语颇为相似.但译介这些国家文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进团结与友谊,译介、交往关系主要体现为一种政治关系.

再次,全方位地译介俄苏文学.所译作品无论数量还是类型,均是空前的,“在苏联文学作品中,几乎没有一种重要著作不曾被我国翻译家译介过来的,许多重要作家的多卷集也开始出现”⑦.建国后的７年中,“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包括作家出版社）就翻译出版了１９６种俄苏文学作品”⑧.俄国古典文学虽仅占俄苏文学翻译种数１０％左右,但在１９４９―１９５３年也达１１４种⑨.在大量翻译俄苏文学作品同时,苏联文坛重要的政策、理论性文本也被介绍进来.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联共（布）为加强文艺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做了一系列的决议,如《关于（鳄鱼）杂志》、《关于〈旗〉杂志》等,它们在４０年代末就被译成中文,在１９５１年底开始的文艺运动中,它们与日丹诺夫的《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以及斯大林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２日给杰米杨别德内依的信等,被指定为专门的学习材料,得以介绍.另外,５０年代初苏联文艺界对歌剧《波格丹赫美里尼茨基》和乌克兰诗人普罗柯菲耶夫的批判言论,也被及时地译成中文,一同作为新中国文学构想与发展的参考.

１９５２年,苏共１９大召开,中国《文艺报》１９５２年第２１期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