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的"私人化"倾向

一

回首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让人们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是一番相当骚动、也相当亢奋的情景.刚刚从十年""的阴霾中挣脱出来的知识分子,以前所未有的激奋情绪,在自身擅长的学术领域内大显身手,一展风采.无论是有关古典文学内部研究的呼唤,有关大文学史观的讨论,有关宏观研究的倡导,有关文学研究方法的论争,还是有关古典文学研究出路的探讨,在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内在精神上,都无不澎湃着一股汹涌的社会使命感和文化使命感.人们不仅仅是想要振兴古典文学研究,更重要的,是力图要把古典文学研究与当代社会、当代文化、当代人的命运维系在一起,要为古典文学研究注入一股青春的生气和现代的活力.人们普遍认为,古典文学研究不应该是封闭的,不应该是塔中的学问.古典文学研究应该是开放的,应该与平民百姓的命运息息相关,应该与社会文化的脉搏一同跳动,更应该在当代文化建设、当代思想启蒙中奉献出自身不可替代的价值.

尤其是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和文艺理论研究界那种故革鼎新的壮观场面,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同仁们无不产生一种强烈的内心紧迫感,提出了十分尖锐的问题:古典文学研究向何处去当人们痛感古典文学研究界相对的沉闷与迟滞的时候,人们不再是指责时代的压抑、社会束缚,而是把反思的触角伸入到自身的灵魂内部,声讨古典文学研究者犹如"冷血动物"般的冷漠、顽固,并大声疾呼血性男儿的出现.这种对自身的反思、忏悔、解剖,实际上指向对整体的"国民性"的反思、忏悔、解剖.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化、现代思想的先驱者所发出的震撼人心的呼喊,在半个世纪以后得到了强烈的回响和呼应.人们痛苦地看到,虽然时光在无情地流逝,一弹指间,半个世纪就奔骥泄洪般地消逝了,但是,老问题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且越来越严重,简直积重难返了.

时过境迁,当我们今天翻阅80年代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时,我们仍然为其中流溢的那股青春的而感奋,仍然为那些虽然略显浅薄但却尖锐泼辣的思想所折服,仍然为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所感染,仍然为那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所振奋.在历史文化的背景中思考古典文学研究的对象,在现实社会的需求中确定古典文学研究的位置,在思想探索的潮流中奉献古典文学研究的智慧,这成为一个时代的主导风尚.

但是,一迈入90年代,情势便发生了始料未及的巨大变化.人们在嗤笑80年代少年般的幼稚时,把少年般的也扫荡无遗了.古典文学研究界仿佛一夜之间便成熟了,从少年步入了中年,甚或"知命"抑更远.然而却成熟得令人心寒,令人忧惧.因为作为成熟的外在标志的,不是思考的深入,思想的周严,而是对陈年积古的文物的畸恋,对考据索隐的方法嗜好,对清代朴学的成就的输诚折服,对所谓"纯学术"或"学术规范"的顶礼膜拜.于是,作为成熟的代价的,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外在视域迅速地萎缩了,萎缩成一个小小的学术圈子里的人们自玩自娱的精致游戏.当参与政治、参与社会的热情迅速降温的时候,当商品经济的大潮兼天涌来的时候,古典文学研究者纷纷采取了一种消极抵抗的方式,在"画地为牢"的学术圈子里经营起一片"壶中天地"、"袖里乾坤".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便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里滋生蔓长起来的.所谓"私人化",是与"公众化"相对称的一种学术研究倾向,这种倾向把学术研究拘限为一种纯粹的私人行为的"独语"方式,而同以社会交往为特征的"公众话语"相对立."私人化"的学术研究倾向,以个人的需要作为衡度学术研究行为唯一标准或根本标准,把学术活动看作仅仅对个人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有用的实践活动,而拒绝与社会进行有效的信息交往,更摒弃在社会中衡度学术活动的价值."私人化"的学术研究倾向,不仅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而且还进一步消解了一切意识形态,而把学术研究行为本身视为一种非意识形态的文化行为,不仅退避了政治,退避了社会,甚至进一步退避了个人的主体价值,而把学术研究行为本身"物化"为一个独立自足的宇宙.

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并非空谷足音,而是其来有自的.往远处说,它是清代乾嘉时期"以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朴学思潮的余脉,往近处说,它则是20年代"整理国故"思潮的回流.往浅处说,它是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学术表征,往深处说,它则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的隐逸心态的现代变种.

二

"私人化"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成为一种倾向,一种"时尚",无疑有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形态.这里我们仅略举数例,稍加剖析,以便"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挂一漏万之处,敬请读者诸公"举一隅以三隅反".

其一为"小题大做".9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界盛行一种风气,研究者在"小题大做"的标榜下,不惜其"小"地深挖细掘,把沉寂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一些藏在历史旮旯里的小作家、小作品都拿出来捣腾一番,且美其名曰"填补文学史的空白".的确,文学史是有很多空白的,没有空白的文学史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不能不区别"有意的空白"和"无知的疏漏".如果是后者,那是值得填补的,如果是前者,则大可不必画蛇添足.因为文学史原本就是一种"文学记忆"的历史,反过来说,也是一种"文学遗忘"的历史.那些被历史遗忘的作家、作品,并不仅仅因为其"小",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历史上价值不高.在历史价值的筛子中,它们被无情地筛掉了,这正是一种历史的公正.要把一些被遗忘的作家、作品重新纳入到"文学记忆"当中去,至少必须有一个无可置疑的条件,那就是这些作家、作品应具有被前人忽略、但却不应该忽略的价值."小"要在"大"的坐标系里去衡定它的价值.无视"大"的坐标系,无视历史的、社会的价值标准,只是自顾自地"小题大做",这就是"私人化"研究倾向的表现.

其二为"舍内求外".9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界还有一种明显的迹象,不少研究者倡导"汉语文化圈"的研究视野,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到对域外汉语文学的研究.不少研究者努力选取域外汉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日本、韩国的汉诗、汉文、汉语小说、古典诗话、古典诗学等等,乃至以整理各国的汉文学文献作为己任.我们并不认为研究中国研究古代文学自身的问题就比研究域外汉文学的问题更重要,学术课题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国界的,更不应就国界区别其价值.而且,在"全球化"趋势已经席卷天下的今天,打破国界更是势所必然,理所应当的.但是,研究域外汉文学显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路,一种是为了解决中国自身问题的"拿来主义"理路,一种是求得域外学术界青睐的"媚外"理路.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有一些研究者正是取的后一种理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也许因为域外汉文学在异国并非主流,在中国又是新的处女地,比较容易出奇制胜或出新制胜,成为一个领域的权威.但是也不能否认,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是因为看到域外学术界的经费资助远远高于国内学术界,投入较少的时间和精力便可以取得较大的经济回报,又可以出国旅游,在国外风光一番,这何乐而不为呢换句话说,这些研究者的域外汉文学研究,指向的大多是"私人化"的目的,而不是真正建设全球文化的目的.

其三为"考据至上".在90年代的古典文学研究界里,"考据才是真正的学问"这种清代朴学家遵奉的不二信条,沉滓泛起,成为一股来势汹涌的浪潮.考据作为一种方法,一种手段,是确当无疑,必须大加倡导的.蹈空务虚,永远是学术研究之大忌.有鉴于80年代的过于"蹈虚",90年代的研究者反本求源,追求"务实",这不仅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值得客观肯定的.历史的理论研究,包括理论自身,如果不是建立在坚实的历史材料基础上,那就容易成为无根之花,转瞬即枯.但是,如果将考据作为一种目的,甚至作为一种终极目的,那就不仅是矫枉过正,而且是误入歧途了.因为,这将遮蔽研究者的眼光,窒息研究者的思想生命,使研究者沦入一种"为考据而考据"的"玩学术",不去思考某一对象是否值得考据,拿来就考,津津乐道.乾嘉时期的朴学家之所以缺乏其先辈如顾炎武等人的"大气",朴学家中像戴震其人者之所以寥寥无几,其原因何在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过分迷恋于对历史的细微末节的考证,而放弃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大问题的关注.其次是因为他们追求一种形如槁木、心如古井的治学境界,而缺乏"生气远出,不著死灰"(《二十四诗品精神》)的精神.一味以考据自娱,不以解决有价值的问题为目的,不以研究的"有效性"为准则,而是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标榜自身的"博闻多识",这正是典型的"私人化"心态.

其四为"制谱成风".与80年代探究古代文学家的文化心态的热忱形成鲜明的对比,90年代以来不少古典文学研究者热衷于为一位位大大小小的文学家编制年谱,排比他们的陈年往事、仕迹交游、作品系年,并以此作为研究的终极目的.且不说许多年谱的编撰缺乏文献学的基本规范,仅就这些年谱的内容而言,我们也往往看不到研究者与古代文学家的心灵的碰撞、古今的对话,看到的只是一堆堆僵死的材料.人们热衷于用排比事实,罗列材料,代替对古代文学家灵魂的追索和剖析,以为这才是真正的学问.这种做法正应了庄子那句老话:"中国之君子,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在历史研究中总是需要用材料来说话的,这固然不错,但好歹你得真正地"说话",而且真正地用公共话语"说话",而不是什么也没说,或者好像故意陷入于盲瞽地得意地自说自话.其实,即使仅仅是材料的选择和排比,也很能见出研究者的睿智和深思,但是在近年来出版、发表的大量年谱中,我们看到的大多仅仅是材料的简单堆积和单纯罗列,却很难看到研究者对隐藏在材料之中或背后的文学家心态和社会文化语境的究问和探寻.究其原因,这难道不正是因为研究者缺乏生命的为了做年谱而做年谱,为了得学位而做年谱,为了在学术史上留下一个"遗迹"而做年谱,这不也是典型的"私人化"倾向吗

三

那么,如何看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这种"私人化"倾向呢

或曰:这种"私人化"倾向是"摆脱政治对学术的束缚".有人认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表现出一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性质和特征,它是对80年代过分"政治化"、过分"意识形态化"的学术研究倾向的拨乱反正,更是对20世纪以来过分依赖主流意识形态的学术研究倾向的拨乱反正.且不论这种说法有往脸上贴金之嫌,即使仅论"私人化"的学术研究能否"摆脱政治对学术的束缚",也是令人怀疑的.无论在何时何地,政治总是无所不在地波及着、影响着、甚至制约着学术的."私人化"倾向能在90年代大行其道,不正是与90年代中国政治的自由风气密切相关的吗而且,用封闭学术研究自身的方式来躲避政治的干预,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其消极的文化行为,它将从根本上斫丧学术的生命.学术只有参与甚至干预社会标树起一种学术的主流意识形态,才能保持自身的活力,才能焕发自身的生机,也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摆脱政治对学术的束缚".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把学术研究引导到"世外桃源",封闭在塔内,外在的"束缚"也许可以暂时地躲避,但却无法避免古典文学研究自身的枯萎和凋谢.

或曰:这种"私人化"倾向是"追求永恒的学术".是否有"永恒"的学术这是一个缠夹不清的问题,我们不妨暂且将它"悬置"不论.我们想要质询的是:"私人化"能否作为达致学术永恒的津梁把"私人化"作为达致学术永恒的津梁,无非是以为,就空间角度而言,消解社会性,消解主体性,就时间角度而言,远离当代社会,拒绝投身现实社会文化建设,这便能使学术达致"纯粹"而又"客观"的境界,也就能实现学术的永恒.远的且不论,这种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胡适,他曾说:"我不认为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关系.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转引自耿云志《胡适年谱》第168页)我认为,这种观点,把学术与社会截然对立,把历史与现实断然割裂,无论从操作性的层面,还是从学理性的层面,都是说不通也行不通的.就像鲁迅所形容过的,"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文艺与革命》).在现代社会中,学术的专业化无疑是大势所趋,但学术的专业化决不等于学术的非社会化、非主体化.在专业化的学术研究中关注社会现实,发扬主体精神,这才是学术发展的健康之路.只有对社会有意义的学术研究,才有长久的生命力,只有对现在有意义的学术,才是于将来有价值的学术.如果真正想要"追求永恒的学术",那首先就必须立足于当代,立足于社会.放弃当代,隔绝社会,又遑论"永恒"或曰:这种"私人化"倾向是"追求知识的满足".什么是"知识"《庄子养生主》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知",可作"知识"解,也可作"智慧"解.如果是前者,庄子所言是有道理的,人不能把自己仅仅作为一个知识的承受者,知识的拥有者,那将是不堪重负的,而且也将丧失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价值,所以的确是危险的.如果是后者,庄子所言则是无道理的,因为人之所以活着,就应该活个明白,就应该一生追求智慧,永不懈怠,不这么做,懵懵懂懂了此一生,那才真是危险的.王弼《周易注》:"不大通,何由得大有"."大通"是博学多识的知识境界,"大有"则是洞察精微的智慧境界.不"大通"固然无由得"大有",但是仅仅以"大通"为目的,而放弃"大有"的追求,那就像情愿呆在筏上面不愿达致对岸一样.学术研究,决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传授的活动,更是一种追求智慧的活动.放弃对智慧的追求,这将导致学术研究成为一种不增值的重复生产,知识总量虽然增加了,但是知识的价值却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由于过分膨胀的知识总量的稀释而贬值了.这种贬值的知识,顶多只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或曰:这种"私人化"倾向无非是"各人有各人的活法",不必强求一致.在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有什么必要去干涉他人的学术选择呢的确,学术研究的价值是可以因人而异的,各人对价值的理解不一样,各人的个人需要不一样,那么各人所选择的学术研究倾向就不一样.五个指头伸出来,还不一样齐呢.但是你不能否认,这里毕竟有个价值评判的问题.以历史、社会、人生等价值标准来衡定,任何文化活动的价值都不是等同的.胡适认为:"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论国故学---答毛子水》).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实际上却取消了客观的价值标准.我认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是一种放弃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以学术自娱的不良倾向.虽然不能说"私人化"的学术研究是一种负价值,但是其价值肯定是不大的."私人化"的学术研究导致日益狭隘的学术视野,日益浅薄的学术素养,日益僵化的学术思维,日益封闭的学术心理,这充其量只能造就学术性作品量的堆积,而决不能提高学术的质量,只能是一种衰弱的学术.

本文旨在正本清源,所以不免危言耸听.这就像禅宗的"棒喝"一样,先没头没脑地打一棒,不敢寄希望于"顿悟",聊以为"渐悟"的开端而已.祈请各方圣明,不吝以我为的,振以黄钟大吕,启我愚蒙,也启学界愚蒙.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责任编辑:张国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