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季羡林《禅和文化与文学》

近年来著名东方学家季羡林先生在《文学评论》发表《门外中外文论絮语》、《美学的根本转型》等文章,以其对文艺理论问题的关切与敏锐,提出了这个学科发展中带有根本性的某些议题,引起很大反响.他的近著《禅和文化与文学》(1998)搜集了季先生关于东西文化的有关论述,有助于系统地理解作者的思想脉络.

我们面临着一个竞争的世界.中国人乒乓球打得出色,卫星、火箭也高飞天外.在文学艺术方面,园林被人啧啧称赏,国画被人争相,汉魏石刻、唐诗宋词都有崇高的世界地位.然而,在文学理论方面,中国在世界上的声音却相对很小,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有"失语症".近百年来,从"西学东渐"到"五四"前后的"全盘西化",再到50年代以后照搬苏联文学理论的"一边倒",以至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引进西方各种文论学说,中国知识分子何以不能发出自已的声音呢对这个困惑许多学者的问题,季先生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我们的文学和西方的文学也不一样.很多人说我们没有话语,我说中国的话语多的很,只是没有被消化."(第264页).他尖锐地指出:"必须对西方文论彻底检查一番,以决定取舍,不能奴隶般地当应声虫.中国的文艺理论,无论是整理旧的,还是创造新的,绝不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第266页)季先生还进一步论证了东西方文学的差异乃在于基本思维模式的不同,以至运用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也就大异其趣了."西方重分析,中国重综合",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结论,凝聚了季先生大半生对于人类文化发展的思索.

季老早年就读于水木清华之时,便已接触到西方文学与文论,1935年去国离乡,赴德留学,十年寒窗,其专攻虽非西方文化,但在欧洲古典哲学的故乡,朝夕浸淫其间,对西方文化的分析型思维不可谓知之不详,而归国后长期的东方文化研究,又使季老得以领略东方思维模式的个中奥妙.这样,在季老已逾半个世纪的治学生涯中,既有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东方文化的全面了解,也有对蛰居十年的西方文化的深刻认识,加以博览群书,才思敏捷,故而季老在本书中不仅能够从文学、美学与语言学方面,而且能够从历史哲学与自然科学方面提出论证.在《禅和文化与文学》一书中,季老有时从文学角度探讨中国诗文的思维特性,如拈出元代散曲作家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说明"东方的综合思维方式或者模糊的思维方式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第118页).有时又从美学与语言学角度探讨东西方不同词性,诸如"善"与"美"的不同意趣,并得出西方"美感"仅限于视觉与听觉,而东方文化则"眼耳鼻舌身"无处不可以为美的原因,就在于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的结论(第99-100页).《禅和文化与文学》一书对东西方两种基本思维模式之别的更加有意义的论证,是季老从历史哲学角度对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与西方的天人对峙的观点的区分所作的解释与说明.季老说:"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勉强打一个比方,我们可以说,西方是一分为二,而东方是合二为一.等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夸大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根本对立的.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主导思想,由于其基础是综合的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西方向大自然穷追猛打,暴烈索取.等东方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是同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的凝炼的表述."(第152-153页)此外,季老对近年来数学研究成果中有关中国"传统数学在以问题为主旨的发展过程中建立了以构造性与机械化为其特色的算法体系"与"西方数学以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为代表的所谓公理化演绎体系"(第195页)的差异的引证也加强了"综合"与"分析"作为东西方两种思维模式的结论的说服力.在此基础上,季老认为西方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模糊学、混沌学正预示了西方分析型思维模式的式微,因为"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西方文化的主宰下,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等威胁人类未来的发展,甚至人类生存".而挽救之道在于:"人们首先要按照中国人、东方人的哲学思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彻底改恶向善,彻底改弦更张.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幸福地生存下去."(第155页)由此,季老十分乐观地预言了东方文化"起八代之衰",救西方之弊的光明前景.而其中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季老满纸都是"东风压倒西风"的豪情,但并未对西方文化盲目喊打.在《"天人合一"新解》一文中,季先生强调:"我的意思并不是要铲除或消灭西方文化,等西方文化迄今所获得的光辉成就,绝不能抹煞."(第155页)"在西方文化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矫正其弊病,继承它的一切有用的东西.用综合思维逐渐代替分析思维,向宇宙一切事物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等这一个转折点就从二十一世纪开始."(第116页)而实现这一转折点的途径,在季先生看来,除了鲁迅先生所主张的"拿来主义"外,还需加上"送去主义".不管人们对季老的观点赞同与否,老先生这番集学者热忱与求实精神于一身的探求,还是为后继者的研究找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禅和文化与文学》一书昭示于人前的,是一位生气勃勃,永具进取之心的前辈学人形象.季先生德高望重,却绝不以此骄傲自矜,在本书《门外中外文论絮语》等一系列文章中,季先生从不讳言自己曾经有过的粗浅认识,不以一贯英明的面目示人,而以一种坦坦荡荡,谏往追来的态度,不断三省己身,寻求自我的更新.与此同时,季先生朴实自然的文风和谦逊平和的语吻,也十分令人感喟,本书虽则新意迭出,考证精微,象《关于神韵》中对印度九世纪时的文论家欢增的《韵光》中有关词汇功能的分析、《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中沙门与婆罗门关系的论述、《禅与文学》中"什么叫悟悟到了什么"的评说以及"天人合一"的新解等等,但所有文章读来,都如清风拂面,轻快、亲切,受教于有意无意之间,全无时下以艰深文其浅陋的文风之弊.季老的文章确是"索性让自己在脑袋里跑一趟马"的(第1页),信马由缰,娓娓道来,决不故弄玄虚,决不矫揉造作.特别是文章中俗语、俚语的运用,更使议论平添了许多活泼泼的情趣.比如论到诗人与禅客之悟"好象是在茶壶里煮饺子,肚子里有,只是说不出来".它如"东风压倒西风"、"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等等,明白晓畅,具有口语的自然洒脱的魅力.而季老以望九之龄,学界耆宿之位,每每自称"门外汉"、"半瓶醋"、"野狐谈禅",又尊称别人包括后辈学人为先生,为专家,为内行里手,盛赞人家的文章"见解精辟"、"有相当的深度和启发性"等等,不禁令人想起孔子"以吾一日长于汝,勿吾以也"的虚怀若谷的师范.季老用自己的文论证明,真正的学问,是大可不必板起面孔训人的.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禅和文化与文学》一书中,季老虽未以权威的口气阐扬自己的主张,贬抑他人的异见,但他对东西方两种基本思维模式的分析界说,确为来日的研究工作开拓了思路.当然,每一个重大文艺理论问题的解决,都不是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对季先生的观点本身有不同意见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此,季先生也多次表明了"欢迎新论"的态度.我相信,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必将有利于中国文学理论的健康发展(季羡林著《禅和文化与文学》,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8年8月初版)〔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责任编辑:黎湘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