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视野下的台港文学

祖国大陆学术界对台港文学的研究,大致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978年,活跃于港粤两地的曾敏之先生在广东作家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公开呼吁学界“配合开放与改革,文学也应‘面向海外,促进交流’”（1）.1979年,广州《花城》杂志在创刊号上登载曾敏之的论文《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这是大陆介绍与倡导关注本土以外汉语文学的第一篇文章.同年,北京《当代》杂志在第1期上发表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产生较大反响,台港文学也因之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近三十年来,与台港学者、作家的交流日渐频繁,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定期不定期召开,相应地,由沿海而内地,各种关于台港文学研究机构与刊物也相继成立与创办,研究队伍由零星的散兵游勇而成集团之势,成果丰硕,一时之间,台港文学似乎成了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

然而作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一种“新生”的文学学科,台港文学似乎并未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正如圈内有言：一流学者弄古代文学,二流学者弄现当代文学,三流学者弄台港文学.也正因如此,台港文学从引进大陆的第一天起,便没有自己应有的位置,也从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只是附属于大陆的现当代文学,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一段可有可无的“盲肠”.

据笔者手头所收集到的各种“中国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著作或教材中,收有“台港文学”部分者,从1990年至今,起码有近二十种,按出版时间大体如下：1.雷敢、齐振平主编《中国当代文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2.金汉、冯云青、李新宇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3.曹廷华、胡国强主编《中华当代文学新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4.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5.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6.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於可训著《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8.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9.金钦俊、王剑丛、邓国伟、黄伟宗、王晋编《中华新文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10.田中阳、赵树勤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1.国家教委高教司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大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2.郭志刚、孙中田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3.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4.肖向东、刘钊、范尊娟主编《中国文学历程当代卷》（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15.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6.王泽龙、王克宽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程凯华、邹琦新、谭卫平主编《中国新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17.刘勇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在上述17种文学史著作中,既有地方性大学学者所编著,如雷敢等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即属西北的陕西师范大学,也有影响甚广的全国性权威教材,如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朱栋霖等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及黄修己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对于这些文学史著作各自的特点优劣得失,学界自有评判,在此不用笔者赘言.我想说的是,在对待台港文学上,编撰者们在某些方面体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几点即是文学史眼光的缺失、书写方式的困惑与态度的漠然.

下面仅以较早面世的金汉等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简称金著）、影响最大的钱理群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简称钱著）、权威性教材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简称朱著）及最新出版的刘勇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简称刘著）作为考察对象来具体分析大陆学界是如何看待台港文学、书写台港文学以及评判台港文学的.

首先,在结构安排与篇幅分配上,这几种文学史著作无一例外地把台港文学置放于全书的结尾,显得可有可无,而篇幅则少之又少,在整体框架中几乎不成比例.金著全书688页（删除前言与后记,下同）,台港文学部分共34页,占总篇幅的5.1%；钱著全书664页,台港文学部分共13页,占总篇幅的1.9%；朱著全书592页,台港文学部分共48页,占总篇幅的8.1%；刘著全书507页,台港文学部分共42页,占总篇幅的8.2%.这样的结构设置与篇幅限定,明显看出编著者对台港文学的极不重视与缺少了解.在金著中,台港文学是没有位置的,它们只能以附录的形式出现.在为何这样编排上,编著者并没有说明,只是在“绪论”里顺便提到一下：“中国当代文学是指等整个中国大地上的文学（作为完整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它理所当然地也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学）.”（2）原来编著者只是把台港文学当成同少数民族一样并列的文学,至于它们的自成一体与博大丰硕,是并不在意的.显然,金著只是把台港文学当成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块拼图边角的碎片,甚至是随时可以割弃的“盲肠”.而钱著在这一点上,虽然给了台港文学一个位置,成为29章中的最后一章.但在标题的设置上,干脆舍弃了香港文学,只以“台湾文学”示人.可能考虑到台湾与香港同属我们的亲兄弟,不能厚此薄彼,以后不好面对香港同胞,因而,在介绍完台湾文学后,又不得不提及香港文学.“在此顺便还要提到香港的现代文学.”（3）接下来寥寥数百字就把香港文学给打发了.

如果说金著因成书较早（1992）,资料欠缺,尚不能较为充分认识到台港文学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的话,那么,出版于1998年的钱著,在台港文学研究成果颇多、学术繁荣,两岸交流非常广泛的条件下,加之钱理群、吴福辉与温儒敏几位乃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屈指可数的著名学者与文学史家,依然如此对待台港文学,则颇为让人不解了.就文学史眼光而言,钱理群的睿智,温儒敏的博学,吴福辉的敏锐而深刻,按理说决不会出现如此重大失误的.如果非要找原因的话,笔者私下揣测,应该是不太重视台港文学的缘故罢.

至于朱著与刘著,虽然从篇幅与编排上超过了金著与钱著,其台港文学部分的撰写者如方忠先生也是台港文学研究的著名专家,但就总体上来说,仍然只是把台港文学当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附属物而已.

其次,从内容尤其是作家与作品的挑选与评价而言,上述几本著作同样存在明显的缺陷与失衡.陈平原曾经在《通俗小说的三次崛起》中指出：“总的来说,在20世纪的中国,高雅小说始终占主导地位.但‘通俗小说’也有三次令人瞩目的崛起：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后到‘五四’以前,等第二次是40年代,等第三次是近两年,港台的武侠、言情小说‘热’过以后,国产的、引进的各类通俗小说如‘雨后春笋’,大有与‘高雅小说’一争高低之势.”（4）我之所以在此引用陈平原先生这段话,是为了说明大陆的学者在撰写台港文学“史”时,依然没有摆脱长期以来对台湾、香港文学状况的固定看法.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长期的隔绝,人们最先接触的是台港的通俗文学,而这股以金庸、梁羽生、古龙、琼瑶等为代表的武侠与言情小说浪潮,很快席卷了大陆的角角落落.以至于人们一谈及台湾与香港的文学,就只有武侠与言情,就只有金庸、古龙、琼瑶了.这种成见似乎波及我们的深居方塔的专家学者们,从而使他们在评判台湾与香港的作家作品时,界定台湾文学时有意无意地失去了应有的从容与客观.

治“史”讲求的是客观公正,讲求的是知人论世,讲求的是史、论结合.这种传统在中国已绵延数千年.钱著在收录台港文学时,只论及1949年以前的状况,这样人为地斩断了台港文学发展的完整流程,同时某些论断也值得商榷.如述及香港文学时,编著者认为：“尽管香港沦为殖民地的时间比台湾日据时期更长,但在50年代之前,在香港从事文学创作的本土的作家或南迁的作家,其文化与创作环境和大陆的情形是大致一样的,所以不宜将此时期在香港写作或发表的作品都归于香港文学.香港的‘现代文学’其实很不典型,也很薄弱.一直到40年代末,出现了侣伦和黄谷柳等少数香港本地作家,写出《穷巷》、《虾球传》等一些作品,才初步有了名副其实的‘香港文学’.”（5）照钱理群等看来,南来作家的创作是“不宜”“归于香港文学”的,即使他们的作品写作或发表于香港.依此类推,鲁迅、许地山、茅盾、郭沫若、肖红、夏衍、戴望舒、肖乾等在香港积极创办刊物、举行讲座等各种文学活动又该如何判定呢?他们对香港文学的影响又应怎样评价呢?更为重要的是,钱理群等认定香港“现代文学”“很不典型”的结论,却与他们自己的说法自相矛盾.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前言》中,他们是这样说的：“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以此对照许地山的《玉官》、《铁鱼的腮》,肖红的《后花园》、《呼兰河传》,茅盾的《锻炼》,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等作品,哪部或哪篇作品不是用现代文学的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的不是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呢?

至于金著,无论是整体评价台港文学方面,抑或是具体作家作品的选取与评论方面,则更让人费解.例如在概括台湾光复初期的文学现状时,认为其是“文化沙漠”,并指出：“原因首先是因为日本殖义者长期对台湾的掠夺与近期的战争创伤,已使台湾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社会动荡不安,作家失去了安定的环境.其次是国民党腐败的政治所致.接收当局对台湾人民的新的压榨,导致了1947年‘二二八’起义.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当局更加强了对台湾人民的控制和迫害,使作家,尤其是进步作家难有力作问世.”（6）这样的仅仅局限于客观政治因素的论述,不深入文学特别是作家创作心理机制、审美个性本身,不仅显得缺少文学史识见,更让人依稀见到“政治权力话语”操控一切的影子.在评断香港文学的特色时,编著者在列举了徐速、杰克、吕伦（按,“吕”应为“侣”）、金庸、亦舒等众多作家以后,指出：“以上各路作家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比较健康、清新,雅俗共赏；注意融西法于民族传统之中；形式活泼多样,以引导读者向上、向真、向美,达到陶冶性情、潜移默化的目的.当然,他们的作品也不同程度地缺乏应有的思想深度,但就社会环境和读者水准来说,不仅不宜苛求,甚至已属难能可贵.”（7）这段文字很好地揭示了编著者,也可能是大陆学者们共同的看法与偏见,即香港读者的艺术水准是不高的,那当然其创作水准与品味也高不到哪去,故而,我们“不宜苛求”.而什么是作品“应有的思想深度”,也让人不知所云.还是这段话中,关于“健康、清新”、“融西法于民族传统之中”、“达到陶冶性情、潜移默化的目的”等断语,显得极为空洞,大而无当.

在作家、作品的选取标准上,当然见仁见智,但金著等依然存在问题.金著在列举乡土文学代表作家时,竟忽略了其开创者与奠基者的赖和、杨逵与吴浊流!在朱著中,虽然没有割舍赖和等伟大乡土文学家,但他们的文学史贡献、影响、地位,显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与价值评判.刘著则干脆去掉台湾的散文,当然李敖、柏杨等散文大家就不能在文学史出现了.作为2006年才出版的文学史教材,稍有文学常识的人均应顾及李敖、柏杨的影响与文学史意义,刘著如此做法实在令人困惑.

北京大学洪子诚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中曾说：“中国当代文学等指的就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因而它限定在‘中国大陆’的这一范围之中；台湾、香港等地区的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在文学史研究中如何‘整合’（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的问题,需要提出另外的文学史模型来予以解决.”（8）洪子诚提到的“整合”问题,其实就是困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界的问题.台港新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分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客观历史存在,是任何文学史编撰者都绕不开的,也不应绕开的文学事实.尤其是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海峡两岸经济、文化等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我们更应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统摄在一起,共同编织出完整的、统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那么,包含大陆、香港、台湾、澳门及海外华文文学的大文学史究竟该怎样书写呢?很明显,上面所列各种版本文学史著作的板块组合书写方式是失败的,是不值得提倡与推广的,至多可以说是权宜之计.也许正是考虑到“整合”的困难,或者是目前尚没有找到“另类的文学史模型”,因而洪子诚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并没有把台港文学等纳入其中,这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做法.相对于金著等强拉拼奏,无疑高明得多.尽管如此,洪子诚在《前言》中提到的“整合”观念,用有别于传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模型来予以解决的书写方法,无疑给我们提供了契机或者说理论方法.笔者由于长期给中文系本科生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并连续给中文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开设台港文学选修课,因而积累了少量经验与认识,某些认识与洪子诚的“整合”观念可谓不谋而合.现将自己的心得与编写具体思路简单介绍如下,供同仁们参考.

一、全面摒弃以往把台港文学当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附属物的观念和看法,在具体书写过程中对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华文文学进行有机融合.而这种融合,说到底就是穿插,但绝非硬塞.如在“绪论”中把台港文学置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大视野中,勾勒出它们是怎样汇入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洪流中去的,它们在发展、演进的历程中是怎样接受大陆文学的影响,并影响大陆文学的.当然,编写过程中要强调大陆文学的主导与主流地位,需要说明台港文学的差异性与某种自主性.在各章节中同样纳入台港文学,无论是文学思潮还是各类文体,均应加以整合,穿插其中.尤其要考虑到台港文学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间段,与大陆文学并不同步乃至隔绝,有其各自历史发展轨迹和演进线索,我们可以分开来阐述.如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大陆新中国政权成立,对外文化、文学交流逐渐由开放走向封闭,内部则是社会主义文学勃兴；而台湾与香港则走上自主发展之路,向西方学习,对外交流频繁,现代主义文学崛起,乡土文学复兴.其间,可具体对照大陆与台港乡土文学的各自特点,加以比较.而在撰写现代主义文学时,应首先阐述台港50年代至6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而大陆地区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现代主义文学则明显晚于台港,所以在词语的选择与运用上,则要仔细推敲.

二、在重点或代表性作家、作品的选取与评价标准上,既不能沿用过去的革命政治话语统一衡量,也不能各自为阵,放任自流,其根本原则就是突出作家的创作个性、文学史价值,突出作品的艺术特色、审美价值、思想特征,一句话,就是艺术独创性.应避免偏见和戴有色眼镜衡量,尽可能做到准确把握.如其创作背景、创作动因、思想艺术个性与特色,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到底如何等等,力求客观公正,防止错乱失衡.在这个方面,可参考学术界的最新成果,但应该是共识.这是文学史确定性、稳定性、科学性的起码要求.譬如,在评价台港通俗文学创作时,既不能矫枉过正,把金庸等的武侠小说创作说成是一场“革命”,这毕竟是一家之言,又不能笼统地把整个通俗文学归之于大众消费文化的必然结果而加以指责.

三、与上述两点相联系的是,在重新书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时,应持以开放的文学史眼光,运用多元而非一元或者二元对立的分析方法去看待问题,否则会失之偏颇.80年代末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其实质就在于使之（文学史）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改变过去那种文学编著中非科学的思维定式.而钱理群等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其目的也殊途同归.因此,我们在把台港文学与大陆文学重新整合时,也应该采用这样的方式方法.

总而言之,虽然编撰这样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面临诸多困难和复杂的矛盾,但考虑到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考虑到这一问题的迫切性与重要性,20年前“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我们有必要再次提出!

注释：

（1）陈国球：《情迷家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80页.

（2）（6）（7）金汉、冯云青、李新宇：《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第656页,第683页.

（3）（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1页,第662页.

（4）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页.

（8）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Ⅳ页.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