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一次当代转型

引言

《文学研究》是《文学评论》的前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刊物.在中国大陆语境里,往往刊物主办方的行政级别的最高,自然意味着所办刊物的最权威.相辅相成而形成互动的结果是,最高水准的学者专家的论作,也多汇聚在这里发表.然而,正是这份《文学研究》它在其办刊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改版,对当代文学研究的转型也着实显出刊物的意味深远,值得研究者关注.

《文学研究》,酝酿于1956年下半年,正式创办于1957年春.创办的原因,是“许久以来大家就感到有这种需要了”,而且“‘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全国学术界都得到了很大的鼓舞；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人就更为迫切地感到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园地,有一个全国性的集中发表文学研究论文的刊物”,“这个刊物就是在这种迫切的需要下面筹办起来的”.（1957年第1期《编后记》）然而,仅仅办了一年半,刊物就一直是貌合神离地酝酿改版,每一期刊物里面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紧张.1958年第3期,刊物实质上已经改版了,但名称没变.直到1959年第1期,《文学研究》正式改名《文学评论》,完成了从内容到名称的彻底改版.这就是今天的《文学评论》.从《文学研究》到《文学评论》,学术刊物的改版,一名之差,在现在也许不是什么大事情.但是由于《文学研究》的办刊背景和改版的时代背景,这件事情就显得意味深长,它意味着解放后现代中国文学学术研究彻底的当代转型.

从研究到评论：《文学研究》的改版

通常来说,一份杂志的改版,要么是它的发行市场效果决定它必须主动调整自己的出版定位和办刊受众,要么就是它的主办（主管）单位对杂志提出它原来定位无法负载的更高的经济效益或者思想导向要求.当然,在中国大陆,杂志的改版,有时也被称为新闻出版工作的内部整顿.前两者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期刊出版发行的商业策略,后者则更多属于一种政治宏大叙事下的音符变奏.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无疑,《文学研究》的改版,是政治宏大叙事的一种音符变奏.那么,我们能从这些变奏本身看到哪些蛛丝马迹呢?

对一份杂志而言,最重要的形式当然是外包装的封面、封底、扉页、封三、封四的样态（具体情况见表一和表二）.除了杂志装帧等形式上安排上的变化外,在刊物的内容上,《文学研究》杂志也始终在不断的调整当中.从刊物的目录编排到具体的文章类型、作者群体的变化、文章标题的语气和时政气息的变化（具体情况可以见表三、表四）,都透露出刊物创办伊始,就一直动荡不安,表明它在那个时代的无法从容自处的心灵和思想的紧张.

创办之初,《文学研究》的欣喜和有限度、疑虑的乐观是显而易见的.编者以那个时代习惯性的历史开创者的口吻在《编后记》里写道：“我们深信,我们的学术水平,我们这个刊物的质量,都只有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广泛发表各种意见和自由竞赛,然后有可能逐渐提高.”实际上,刊物发刊第1期就开印4万份,连编者都觉得“似乎不算少了”,但仍旧不少读者说这个刊物不容易写到.可见刊物是收到欢迎的.但是,整个紧张的时代氛围,仍旧很快地让刊物感到掣肘.1957年的第2期,刊物主办者就说自己和“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的一样,杂志出版发生“脱期”,原因是“据出版社说,一是由于篇幅增加个别稿发排稍晚,二是由于印刷工作上的缺点.说是从第二期起,可以不再脱期了”.有趣的是,对此现象,刊物主办者也只能无奈地解嘲说“但愿事实如此”.同样,编者也一如创刊时,对办刊一直充满紧张,再次强调“我们把深切的希望寄托于我们成千成万的读者：经常地多多地给我们提一些意见,使这个刊物能够逐渐办得好一些!”

但是话音未落,1957年第3期,刊物“八月十二日”就写好《编后记》,又“因故延至十月十二日出版”.原因是时值“反右”政治斗争的全国气候,刊物迅速地面临更复杂的政治形势变化的巨大压力了.因此,在正式出版的1957年第3期,刊物开篇就是署名“本刊编辑部”的长文《保卫文学的党性原则》.但是,尽管如此,这期发表的文章大多仍属严肃的文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对此似乎“落后”的举动,主编者迅速地在《编后记》里进行了补充说明,“目前全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反对分子、维护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正在进行政治路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说“自下一期开始,我们还打算组织一些批判错误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论文,殷切地希望各地作者支持我们,多寄给我们一些这方面的文章”.一直到1957年第4期,主编者在《编后记》里也不得不承认工作的“许多地方都不令人满意,较为显著的缺点是刊物的计划性差”,希望在下一年把刊物编得“富有生气些”.

随着社会形势的缓和,1958年第1期,本来就定位为文学学术研究刊物的《文学研究》杂志,确实办得比以往更有学术规范,《编后记》里主编者自豪地说：“读者同志们,你们在感觉上也许觉得与收到去年各期时有所不同吧.是的,封面换了,目录增添了外文,每篇末页空白的地方补上了短文,字数增多了六万字.”这种努力在1958年第2期,继续进行,尽管似乎不那么容易坚持.编者在《编后记》里说：“这一期总算编印出来了.从内容上看,方面似乎多了一些,但还显得杂乱.我们正在讨论如何改进这个刊物.我们一定要排除各种困难,争取在今后的版面上有新的面貌,以便更好地为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怎么写作.”

然而,这种美好的愿望迅速地破灭了.也正是1958年较为学术规范的第1、2期上的文章,成为了因批判需要而实质改版的1958年第3期的“靶子”.在实质改版的1958年第3期,“本刊编辑部”名义的《致读者》一文,对刊物的改版进行了委婉含蓄的检讨、说明和辩护,并在《致读者》里写道：

亲爱的读者同志们,《文学研究》改版了等现在我们趁此机会跟大家说明一下创办本刊的经过和今后怎样办的初步规划,想热心于本刊的读者们是一定愿意知道的.

《文学研究》是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开始筹备,到第二年年初创刊的.筹备时正是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之后.我们是根据自己对于这个方针的理解,想办一个全国性的文学研究刊物,来发表国内文学研究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开展学术问题的自由论辩.当时我们规定的方针和任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等今天来看这样的方针和任务,很显然是有缺点的.我们在当时是有些片面第强调发表国内文学研究工作者经常研究的成果.等而其中不少人又还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研究文学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广大的读者群众的需要.不少读者对本刊第三期（此处有误,应该是1958年第2期）特别不满意,这固然是由于当时全国学术界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组稿很困难等今天看来,这样处理是不妥当的.我们应该宁肯脱期,或甚至停刊一期,也不应该临时凑一些稿子,勉强按期出版.这和我们最初规定的方针任务有缺点也是有关系的.此外,方针和任务上虽然规定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其它错误的文艺思想和学术思想,我们在执行中这方面又作得很不够,这也是一个工作上得重要缺点.就是由于以上的方针上和执行中的缺点,我们刊物上出现了红旗、灰旗、白旗杂然并处,缺乏战斗性的情况.

接着,编者还从思想上和编辑工作上检讨.但最后,编者表态式地乐观宣称“在全国人民都在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向前大跃进的今天,我们是有信心克服工作中的各种困难,努力前进的.”

在改版后的1958年第4期《编后记》里,编者感慨“这不平凡的一年将要过去,新的一九五九年又到来了这新的一年恰逢建国十周年和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我们在大搞钢铁,大搞人民公社,大搞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的伟大胜利的基础上来迎接这新的一年,意义是很重大的.”

1958年第3期开始,《文学研究》已经实质改版.从一份致力于文学研究的学术刊物,办成一种紧跟时代政治形势和思想政策、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领域起指导性、用于在文学知识分子中思想表态的评论性刊物了.为了避免名实不符的焦虑,1959年第1期,《文学研究》彻底改名为《文学评论》.对此,在该期的《编后记》里,主编者解释式地声明“我们这个刊物这一期以《文学评论》的新名字和读者见面了.《文学研究》为什么要改名《文学评论》呢?主要是为了使刊物的名称更符合它的内容.等本刊今后将以大部分篇幅来发表评论当前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问题的文章.这说明刊物的内容早已有了大的改变,现在来改名,就完全有必要了”.

从1957年到1958年,除了刊物形式和内容上的方方面面的变动外,意味着编辑理念和权力的编委成员也不时调整.编委中左派的文艺理论家,如邵荃麟、林默涵等,越来越多的进入编委,相应地,每一次的调整都同步地反映在“稿约”条文上的一再变动.1958年第3期实质改版,“稿约”上便郑重提出,研究者应该去研究那些“当前的”、“重要的”、“国内的”、“特别是有关现代文学的”文艺现象、文艺思想和作家作品和论著,在观点上强调“正确”、“大胆创新”、针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修正主义”的、“能打中要害”、“敢于充分地肯定优点、尖锐地指出缺点”.

从1957年创刊,到1958年第3期的实质改版,到1959年的更名和彻底改版.新中国的创办的第一份文学学术研究刊物,诞生在1957年短暂的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的黄金片断,随即处于痛苦的不断自我调适.处于现实的政治风云气候中的《文学研究》,和那个时代大量的文学研究者一样,最终迅速成为新时代所塑造所需要政治思想园地和学术政治战地.1958年第3期后的《文学研究》及其更名后的《文学评论》一样,同步地活在风云变幻的社会情势中,成为配合当前的一份更重要的“威权刊物”.

现代学术的当代转型

《文学研究》这份学术研究刊物,办刊才一年多,在紧张的新时代的自我调适中,左冲右突,最终还是决定紧跟时代步伐,投入到火热的当下社会生活潮流.《文学研究》到《文学评论》,从“研究”的安身立命、黄卷青灯,到“评论”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种裂变式的现代中国的学术转型,意味着从1949年解放以来残存的西方和古典文学学术研究趣味的彻底放弃.从此,学术界和知识分子,被宣布必须放弃以往那种平心静气的、客观审慎的、耐心长期的、远景文化积淀的研究意识,同时被要求必须迅速转入到火热的、同步的、服从社会政治需要的的当下工作和人民生活中去发出自己“评论”的声音.

改版后的文学“评论”,当然不仅是去指手划脚的自由作文,更多的是站对斗争战线、充满思想表态、喊口号式的命题作文.自此,文学学术研究园地的《文学研究》,还有那群埋首书案者的研究心态和审美眼光,被《文学评论》里更多需要登台、充满表态的喧嚣者迅速淹没.这是杂志改版改名的应有之义,也是当时的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文学”也从原来的研究对象和范畴,一转而成为言说和评论的对象、手段和工具.

1957年~1959年间的《文学研究》改版事件,对它的办刊人、编委成员和作者圈,充满着思想指示灯意味.在当时,纯粹的文学研究的学术刊物无多,而《文学研究》是唯一的最高的一家,而今天比《文学评论》稍微更权威的《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1月才创刊（由1979年才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出版.前身是创建于1954年的历史研究所的《历史研究》）.

细细梳理《文学研究》改版前后的变化,对观察和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究的当代转型,无疑是有重要价值的.《文学研究》杂志改版过程中,表现出太多的非学术因素带来的谨小慎微和极度紧张,充满着太多的微言大义和春秋笔法、有丰富内涵的言辞,这不仅表明那个时代独有的知识思想领域的内在冲突与不安,也表明当代学术研究转型,乃是有历史渊源的多作用力、多因素导致形成的一种特异的面貌风神.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