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真在疯狂扩张吗?

《文艺争鸣》2006年第1期发表了陶东风教授的《文学的祛魅》一文,读后获益良多,同时,某种疑惑也强烈起来,这种疑惑存在于心其实已经很久了,借此发表出来就教于东风教授及学界同仁.

东风教授在《文学的祛魅》之《文学性的扩张和文学的“祛魅”》一节中说：“第二次的‘祛魅’与纯文学的边缘化以及相应的文学性的扩散现象联系在一起.我们在新世纪见证的文学景观是：在严肃文学、精英文学、纯文学衰落、边缘化的同时,‘文学性’在疯狂扩散.所谓‘文学性’的扩散,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或者说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文学性在日常现实的扩散,这是由于媒介社会或信息社会的出现、消费文化的巨大发展及其所导致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实的符号化与图像化等等造成的.二是文学性在文学以外的社会科学其它领域渗透.”（陶东风：《文学的祛魅》,《文艺争鸣》2006年第1期,以下凡未注明之引文皆出自该文.）东风教授这个观点与余虹教授在《文艺研究》2005年第2期上发表的《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一文中的观点基本相同（东风教授也明确说自己的有关论述“对余文多有借鉴”）,而陶余二文的基本观点,正如他们各自具体论述中引证的材料和思想资源所显示的那样,除了对现实的观察外,主要来自当代西方后现代一些理论家的著作.因此,笔者本处的疑惑就不仅仅只针对东风教授的观点了.

媒介社会现实中文学性在疯狂扩散吗?

首先,陶文说媒介社会（或曰信息社会）文学性正疯狂扩散蔓延到现实生活的一切领域：“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怎么写作产业、文化产业的迅速兴起）,出现了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的趋势,文学与非文学、艺术与非艺术、审美与非审美的界限不断模糊.与农业、重工业相比,怎么写作产业、文化产业有更突出的精神――文化含量,它的兴起使得非物质的消费（比如视觉消费、生活方式的消费）变得更加重要”.这个观点从源头上讲来自西方当下勃兴的消费文化理论和传媒理论,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从文学性扩散蔓延这个角度看,我觉得陶文的论述不够有力.他只是重复性地列举了在有关“日常生活审美化”话题的讨论中许多学者已经多次列举的那些现象,诸如商品、消费、休闲的艺术化,符号化并不就等于文学化,审美性、艺术性、符号性的扩张,并不等于文学性的扩张,除非能证明文学是唯一的审美、艺术、符号形式.而实际上,陶文具体列举的那些生活审美化、艺术化现象,主要是突出视听性的现象.无论是他说的“美丽工业”、“身体工业”,还是他没有明确命称但列举了很具体多例子的“声音工业”,都是视听现象,是与现代传媒相联系的声光影电制造出来的,不能说这些文化现象中没有某些文学因素的渗透,但应该说在大多数产品和生活方式中,文学因素不是主要的.陶文列举的那些现象中,大约只有“最富于神圣色彩的文学经典被广泛戏说、广告中有优美的文学语言古典诗词”与文学性的扩张蔓延有关.我们也许还可以列举一些东风教授没有列举的某些现象证明文学性确实在向现实生活领域扩张蔓延,但实在话,我想起来的现实生活文学化的现象实在太有限了,它们确实不能证明文学性在向现实生活“疯狂扩散”.

相反,我能想起文学性对现实生活最有覆盖力、弥漫性的时代不是当下的电子媒介主导的后现代,而是古代和近代,可以说,离现在这个时代越远、越往古代,文学与现实生活的直接关联越密切,文学对现实生活的渗透力和覆盖力越强.在不少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文化语言学的著作中,我被告知,在古远的世代,原始先民处在“生命一体化”的心灵和感觉的支配下,说着海德格尔所说的“本真性语言”（诗性语言）,与天地自然、神灵和同类交往着,他们的智慧被后世哲人命称为“诗性智慧”,这种诗性智慧体现在现实生活一切语言发生的领域：我们的先民播种、舂米、划船时,在个体求偶、结婚、送嫁、生子、死亡这个生命的全过程中,当事人或参与者要用唱歌、诗语祝福、编制神话；保存和传承有关部落或民族历史的记忆,要用诗性语言和诗体形式,祭祀祖先天地,参与部落各种重大社会仪式,要献颂诗歌等.鲁迅说先民“天地变于外,则任情而歌呼；心志郁于内,则只畏以祝颂”,大约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具有文学性的语言活动是随时随地、和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地发生的.如果中西前辈哲人这个描述基本是正确的话,我就还不知道,有哪个时代,能比原始社会的现实社会生活中文学性因素更丰富、渗透力更强、覆盖面更广.

进入文明社会,总体上看,现实生活中的文学性因素的覆盖面不是越来越广,而是越来越窄.这原因,首先在于随着人类越来越来越远离原始社会,自身心智的构成特点中,诗性智慧越来越少,越来越弱,越来越被排斥,而理性智慧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被推崇,乃至到了现代人这里,只有那些极少经过长期而特殊训练的个体（如文学家、艺术家）到成年时还能保存着较多这种诗性智慧,大多数人的心智中,这种诗性智慧已经很少很弱了；人类社会（尤其是近代以来）以物质生产和种群生产为基础的各种实践领域有效性追求成为第一原则、人类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深度和广度大大拓展,促使人类理性认识能力发展和提高,并获得了对诗性心智的优势性地位.到了科学技术极度发达的今天,这种理性智慧已经在绝大多数人的心智中具有绝对主宰的地位.在这个人类从古代诗性智慧主导到现写作技巧性智慧主导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现实中的诗性因素应该说总体上是在逐步减少而不是增加.例如中国先秦时代,士人之间交往、国家使臣的外交活动、王朝的征伐盟誓、祭祀天地祖先等实际活动,往往还要做诗、诵诗,所以孔子才要求儿子学诗,说“不学诗,无以言”.可见当时诗（此处特指《诗经》）在日常生活的交往活动中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乃至现实生活中一些实用性信息的传递（如信件、奏章、檄文、表记等）,也要用极其具有文学性的文字表达（所以我们现在才能看到在诸如《古文观止》这样的选集中那么优美的、富于文学性的实用性作品）.甚至有的时代,政府官吏的选拔任用都以是否具有文学才能为标准（如唐代的诗赋取士）,一般民众学习文化的初级教材都是诗体或极具文学性的语言写成（例如直到近代还编写的《三字经》、《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就是日常生活（诸如独处、交际、聚会、饮宴、命名、祭祀、劳作、恋爱、婚姻等等）中,文学活动也会随时随地发生（《红楼梦》提供了绝好的例证.尽管那里面主要表现的是贵族社会的生活,但也可以比较一下当下中国高官或富豪家庭或家族的生活,看看谁的生活中文学性因素更多一些,谁的文学素质更好一些）.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语言,总体上也要比现在的日常生活语言生动、感性、形象、直观,具有趣味性与情感性得多,也就是说比现在的语言更具有文学性.

所以,东风教授断言在后现代的当下,文学性正在向现实生活领域疯狂扩张,与我的认识和感受确实有很大的差距.

现代社会科学中文学性在无边蔓延吗?

东风教授引用西方学者的有关见解,说“由于语言学知识的普及和渗透,由于后现代建构主义的知识论对现代本质主义的知识论的解构,后现代社会科学出现了全面的文学化倾向.它把历史、哲学、社会科学的其它分支、乃至于整个社会生活世界,都看成是文本、叙述、虚构或陈述,在这点上,它们和文学具有本质上（不是媒介上）的相似性.”语言学模式在20世纪成为社会科学所有学科的基础,对后者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而文学是语言特性充分显现的场所,可以通过理解文学而把握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理论将语言学模式普遍应用于各学科的研究使理论家发现了无所不在的文学性.”除了陶文所介绍的那些理论家的观点外,人们可以提供更多具体的例子,证明这个说法可以在西方现代和后现代各种理论中找到很多资源来支持,比如上世纪海德格尔就从存在与语言关系的角度消除了哲学与文学之间表面的鸿沟,揭示了它们根源上的一致性,并将“本真性”诗歌当成是哲学性作品,从而在大学哲学讲坛上将哲学理论的讲授变成诗歌的诵读和欣赏；德里达在《白色的神话》等著作中就消解了哲学和文学形式上的对立,从隐喻的角度证明哲学实际上依然要依赖文学的表达方式；海登怀特从历史文本的叙事性角度找到了历史对文学的依赖；后期巴尔特则从“能指的游戏”角度,看到了文学和许多其它文类的同一性等等等.确实,20世纪后期西方许多理论家都在消解文学与其它社会科学门类之间的距离和鸿沟,从而在社会科学其它的部类都看到了文学性的存在.应该说,西方学者的这些说法确实有某些洞见,对于消除当下社会科学各部类之间由于近代以来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越来越强调各自的特殊性而导致的互相隔离状况是有意义的.但说实在话,这些说法有必要检讨,似乎不能简单认同.

首先,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领域发生的语言论转向确实使语言学模式影响了社会科学许多领域（主要是传统文史哲诸领域）,但并不是所有领域都同等地接受了语言学模式的影响.像经济学这样的学科,主导性的模式从来也不是语言学；就是像人类学这样的领域,即使有列维-斯特劳斯这样的学者将语言学模式引入,并创立结构人类学,但更多的人类学家所运用的研究模式中,语言学模式的影响远不那么重要；不仅是这些学科,就是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中,语言学模式尽管曾经对某些分支曾经在某一时段产生过或大或小的影响,但并不一定都是是全局性和全程性的.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自然科学中的某些模式和观念对20世纪社会科学诸领域也具有深入而持久的影响,甚至更大的影响.例如统计学、概率论、模糊数学、系统论、耗散理论等,它们都持久而深入地影响着社会科学的发展.一个显著的事实是,两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科学那些主要的学科,越来越强调科学性,而这个科学性的核心标准,是自然科学提供的.所以,不仅是语言学影响和渗透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部类,自然科学的基本观念和原则一样、甚至更明显地影响到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而且,还必须特别注意的是,20世纪语言学的发展本身,就明显受到自然科学研究模式、基本观念和原则的深刻影响.所以,仅从语言学角度谈论社会科学的“文学性”问题,说因为语言学模式的基础地位,使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具有“文学性”,至少是很不全面的.

退一步说,即使社会科学各领域都是以语言学作为基础性模式的,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社会科学各部类因此都具有文学性.陶文介绍乔纳森卡勒的说法：“20世纪的理论运动旨在借助语言学模式在研究各领域的问题,‘文学’以及‘文学性’问题之所以能成为理论运动的核心问题,关键是理论家们相信文学是语言特性充分显现的场所,可以通过理解文学把握语言,通过探索文学性而把握语言学模式.正是理论将语言学模式普遍应用于各学科的研究使理论家发现了无所不在的文学性.”这种说法有点本末倒置的味道.不管文学多么充分地突现了语言的特点,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自人类语言经历了比较语言学家马克斯缪勒所说的抽象化阶段后,文学语言就是语言的部分构成,而不是全部构成,文学也只会突现语言的部分特点,不可能突现全部特点（例如语言的抽象性、逻辑性特点在文学语言中就最大限度地受到压抑和排斥）.即使是文学中那些充分突现出来的语言特点（如表情性、陈述性、叙述性等）和修辞手段（如隐喻、象征、拟人、反讽等）也并不只是文学的专利,而是文学和其他语言活动（以及各种符号活动）共享的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和特征,还不能简单地认定,凡是具有这些特点的语言现象就是文学或者具有文学性.语言和文学是属种关系,可以认为文学语言是语言的一个部分,而不能相反.所以,在逻辑上,以语言学模式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各领域,能保证的是这些学科突出了研究的语言特性,并不能保证突出了文学特性.

从人类语言类精神文化作品本身的构成来讲,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从历史的维度看,包括所有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论著在内的语言类作品的文学性不是越来越强,而是越来越弱.就是传统的文史哲这些人文学科的作品也概莫能外.就文学理论而言,中国古代的文论、诗论、词论、曲论,绝大部分著作和文章本身就是文学作品、或者具有极强烈的文学性；而到了现代,我们文学理论的论文论著在文学性方面,简直不能和前者相比.历史也是一样.不管是历史叙事、还是历史评论、历史理论著作,古代人撰写的作品显然比现代人有文学性得多,有的就是文学作品.中国先秦历史散文、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那完全可以当文学作品来读；历史评论中,像贾谊的《过秦论》、欧阳修的《五代史宦者传论》、苏洵的《管仲论》、苏轼的《六国论》等等,都同时可以当文学作品欣赏的历史论文；而在历史理论方面,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刘知己的《史通》等,都是文学色彩极浓的作品.我们在现代历史论文论著中,无论怎样也找不出那样具有文学性的作品来.至于哲学,在当代成为最抽象的学科,但在古代,哲学论文论著都充满着极强的文学性,或者就是很好的文学作品.老子的《道德经》是用诗体写就的,《庄子》几乎每一篇都是绝妙的文学性散文；范缜的《神灭论》、韩愈的《原道》等哲学论文,文学性都很强.我们没有看到,现代文史哲等传统学科的论文论著中,有哪些比上述文学性更强.

并不仅是中国如此,西方也是如此,看看古希腊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修昔里德、希罗多德等文论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等人的著作就知道.即使到近代早期,在培根、卢梭等人的哲学文章和著作中,我们依然还可以感受到某些文学色彩,但越往后,除了尼采这样极少的另类哲学家的著作外,主流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作品中,文学性已经是渺无踪影了（尽管海德格尔后期在理论上强调诗与哲学的本源性联系）,他们的致思方式和表述方式则是最不具有文学性的.很有意思的是,卡勒将语言学模式的运用看成是现代社会科学各学科作品都具有文学性的前提,但事实上,在西方（进而在东方）,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哲学中,恰恰是语言学模式的运用使文学理论和哲学论文论著本来还多少残留的一点文学色彩消退得一干二净.分析哲学是语言论转向的代表性哲学流派,但在分析哲学家的著作中,我们只看到干巴巴的理论命题表述（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是代表）；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是将语言学模式在文学理论中运用得最彻底的学派,但恰恰是在结构主义文论家的论文论著中,我们感受不到丝毫的文学性（看看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等）,曾经在新批评论文论著中还存在的一点文学色彩,在结构主义这里荡然无存.抽象的符号和公式代替了形象的描述,冷静客观的理性分析代替了充满情感和灵性的感性表达,科学性的理论追求掩盖了文学研究对象（文学作品）超科学的构成特点.这些事实和东风教授援引的卡勒先生的观点恰恰相反.

因此,我的结论可能和卡勒先生（因此也与东风教授）并不一样,语言学模式在社会科学各领域的运用,并不能保证后者的成果都具有文学性,对某些学科,结果可能恰恰相反.

一切精神文化样式中文学性都在无边蔓延吗?

东风教授在《文学的祛魅》中还认同性地征引西方学者皮特柯利甘、德里克塞耶特、塞尔托等人的有关论述,指出,在当代社会,建筑、雕塑、广告、电视节目、新闻报道（也许至少还可以加上绘画、音乐、电影等）都在陈述或叙事,“而从后现代意义上讲,所有‘陈述’都是虚构、都是想象、都是文学”.“叙事”自然也是文学.

现代西方符号学建立的一个公设是,语言是符号的主样式,因此,语言学不仅是符号学建立的重要参照,也是后者的基础（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几乎完全是结构语言学理论的搬移）.从理论上讲,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符号学,其表意结构、特征、类型都和语言学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也意味着,语言学的对象不仅适用于语言现象,而且适用于一切符号现象.当代语言学已经对语言（符号之一）的基本功能有深入的研究,尽管这功能归纳为四种、五种还是八种还有区别,但最基本的功能是表意、指事、交际三种,这大概是不会有歧见的.陈述和叙事,正是语言或符号指事功能的显现或者说体现.因此,上述理论家在一切精神文化样式中都看到一种陈述或叙事,从宽泛的意义上讲,是不错的.

问题在于,是不是一切陈述或叙事、或者泛陈述或泛叙事行为及其结果都是文学行为,具有文学性?后现代确实有人是肯定回答的,上述陶文介绍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例如中西都有学者在谈论“科技叙事”的问题）.但在肯定这种观点洞见的时候,我还不能毫无保留地接受这种观点.

首先,将符号学中有关符号的某种基本功能认定为是文学或者具有文学性的功能,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可以将和指事功能相关的陈述和叙事认定为一种文学行为,将其结果认定为文学作品或具有文学性的作品,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认定符号学揭示的另一些基本功能如表意功能和交际功能也认定具有为文学性的功能呢?要知道,按照传统的见解,抒发感情心意的诗歌无论中国和西方,长期都被认定为是最具有文学性的样式,最能突现语言艺术特征的样式,而抒情表意正是诗歌的基本方式；同时,从抒情性这个特征角度看,音乐肯定是最具有抒情性的艺术样式,自然是最具有文学性了；而已经有不少学者（如李泽厚）认定,音乐是一切艺术的灵魂,则一切艺术都具有音乐性,换句话说,也就是一切艺术都具有文学性.

同时,语言的第一功能也许是交际功能,如果不是为了交流,也许根本就不会有人类语言,而一切文学都具有交流功能,为什么不可以认定凡具有交际性的语言行为和作品都具有文学性呢?

而日常生活中语言的运用正是为了表情达意、陈述叙事、人际交流,可以认为,上述语言的三大功能首先是来自于日常生活语言活动,然后才进入到文学和其它文化世界的,如果一切具有抒情达意、陈述指事的语言行为都具有文学性,都是文学,则日常生活语言是最具有文学性的.如果说一切有文学性的都是文学,那么,我们日常的任何言语行为及其结果都是文学了.

这当然不是说不可以谈论非语言类精神文化样式的文学性问题,事实上,无论中国和西方古代文论中,都一直有理论家在谈论文学和其它精神文化样式的互渗互动关系.如所谓“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乐舞三位一体”等等说法,都是文学与其它精神文化样式互渗互动的明证.但这些说法恰恰证明,这种渗透并不是单面的,而是互相影响的,并且是以承认各种精神文化样式、艺术样式各有自己特殊的本质规定为基础的（而后现代恰恰是试图抹杀这种本质规定性）,如果单从文学性向其它精神文化样式扩张蔓延角度谈论问题,那也意味着,这种扩张从来就存在,不存在到当下的所谓后现代才“疯狂扩散”的问题.

还有什么没有文学性?

如果一切符号活动及其结果都具有文学性,我的另一个困惑是：还有什么没有文学性?还有不是文学和没有文学性的的语言和其它符号样式吗?我知道,这种提问方式在后现代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这种提问方式还是现代和前现代的,它确认了一个潜在的认知理念：所有事物是在差别性结构中被定位和定义的.没有一种事物、一种现象是没有边界的.

尽管结构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关于语言（以及由语言表达的对象）是在差别性结构（后来的结构语言学家将差别性结构简化为二元对立结构）中存在的见解受到特别的重视,但是,这并不是索绪尔的创造,人类一直在使用这种原则建构自己的生活世界和文化世界,索绪尔只不过将这种一直存在于人类生活和文化世界建构中的基本原则在语言学的角度确认并论证了而已.但从德里达开始,后现代文化理论家们就对这种区别性机制进行了持续而全面的解构,布迪厄的《文化生产的场域》和《区隔》则是将这种解构原则运用到文化生产活动中的代表作之一.按照布迪厄的研究,文学与非文学、艺术与非艺术,正是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场域的的基本结构之一,文学、艺术、高级文化正是在与非文学、非艺术、低级（通俗）文化的对立性区别中存在的.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场域中这种区隔机制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东风教授由此表达自己的看法：“应用布迪厄的理论,我认为,给文学和文学研究划界也是一种‘护魅’行为,划界必须首先为‘文学’定义,而它的定义必然建立在对非自主、自律的文学的排除基础之上,等”所以,从后现代视角看,我在本节开始时的那个问题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个问题和这种提问方式还是现代和前现代的.

但我的困惑仍然存在：后现代真能解构人类赖以建构自己文化世界的差异性原则吗?真能解构区别性机制吗?事实上,正如解构理论的创始人德里达在自己的理论活动中意识到的那样,他试图解构二元对立规则,但自己却不由自主地落入和所解构对象构成的二元对立格局中.就拿布迪厄的《文化生产的场域》和《区隔》来讲,他的目的是通过解构性分析,揭示现代文化生产中区隔机制的作用,并试图超越之.但他真超越了吗?当他针对现代文化生产的规则、针对康德美学进行解构时,就不自觉地将自己投入到和这种规则及康德美学构成的二项对立式境况；区隔机制在他的理论中还在不自觉地起着作用.这个悖论式情境,是一切试图解构区隔机制的学者都不能摆脱的,这一点,德里达以来一切解构思想家都有明确意识.区隔性原则,是人类认识和组织自己生活世界和文化世界的基本机制,是人类现实社会和文化大厦建构的基础性原则,不是我们想解构就真能解构的.但我这样说,决不否认解构思想家在解构区隔机制、差别性原则的活动中显示出的过人洞见,不仅是因为这种解构活动让我们看到了对任何事物进行区别、划界的合适性与合理性只是相对、暂时的,更重要的是,这种解构活动揭发了人们在无意识运用这些规则建构自己的文化世界和现实世界时潜含的等级意识、压抑机制和对统治关系的确认,因此,也提醒人们,尽管我们（至少到现在还）不能不运用这种机制和规则建构我们的文化世界和现实世界,但对我们建构的现实社会和文化世界的合理性始终应该保持一份清醒的评估.

回到我的问题,只要我们还在谈论文学与文学性,区分文学和非文学、文学性和非文学性就并非没有必要,不然我们实际上无法谈论这个问题.但要这样,我们就无法不依赖差别性原则和区隔性机制.就拿东风教授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之一（后现代文学在衰落、但文学性在急剧蔓延扩张）来讲,如果人们对什么是文学和文学性、什么是非文学和非文学性没有任何基本的认识,就无法理解这个观点.而且,他文章中“文学性”这个核心概念,从起源角度讲,就是区隔机制的产物,天然携带有区隔性运作的基因.当初俄国形式主义者拒绝在一般意义上谈论文学,拒绝将文学看成是固定不变的对象和构成,才拈出“文学性”这个概念,声称文学研究不是要研究固定的文本和对象,而是研究文本的文学性.文学性并不是任何文本固定不变的属性,而是变动不居的,它永远只存在于那些大幅度地偏离日常生活语言和传统文学的语言形式中.很明显,在他们的论述中,文学性语言形式正是在与非文学性语言形式（日常生活语言和传统文本语言形式）的对立中存在和被确认的.这里,差别性原则、区隔性机制是确认语言形式文学性的基础.尽管到了后现代时期,“文学性”这个概念已经主要不是在语言的陌生化角度使用的,但它仍然需要依赖两个前提：首先,要界定什么是文学,才能知道什么是文学性；其次,一定要潜在地依赖“非文学性”概念的存在,它的运用才有意义；如果没有“非文学性”概念及其所指对象存在,文学性概念究竟指什么,那实际是无法界定的.我们能拿一个无法界定内涵和外延的概念作为核心概念来使用吗?

所以,针对文学性在后现代疯狂扩张蔓延的观点,我的疑惑和问题是,还有什么不是文学和没有文学性?如果现实生活、社会科学（甚至可以包括自然科学）、各种艺术和一切文化产品都具有文学性,文学性都在其中疯狂扩张蔓延,那么还有什么符号活动及其结果没有文学性?如果一切符号活动或有符号参与的活动（人类现实生活）都有文学性,就像水和空气渗透在一切生命构成与活动中一样,特别谈论它对某一个生命体的特殊意义就成为不必要的事情.在这里,我并不想具体讨论什么是文学（性）和什么是非文学（性）的问题,只是在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我读了东风教授文章（以及中西方那些谈论文学性在无边扩张蔓延的学者的文章）以后一个挥之不去的的困惑：还有非文学性的符号活动和人类现实生活吗?

我一直试图说服自己接受和相信所读到的中西那些后现代（或带有后现代倾向的）理论家们论文著作中关于文学性无边扩张的见解,但我的常识却使我内心充满困惑,所以,在读了东风教授的文章后,借机将这种困惑表达出来,希望有识者给我解惑.

（作者单位：黄石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