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学者与著影响力报告

“中国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是指关于它的学术研究.对某一时段的中国文学研究进行总体概括是学术史的必要工作.但是,由于资料搜集和个人偏好等方面的局限,这类学术时评总是难以非常客观.本文则是基于CSSCI数据平台,对2000-2004年间中国文学学者与论著的学术影响力所进行的技术性描述,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从一个侧面对此间中国文学研究所进行的学术时评.

CSSCI即《中文社会科学索引》,是教育部唯一支持和认可的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数据库.2000-2005年间,CSSCI共收录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16423篇,年均3285篇.这个数字既包括非本专业期刊所刊载的中国文学研究论文,也排除了中国文学期刊所刊载的非本专业的论文.在这1万6千多篇论文中,引用文献总计127931篇次,每篇平均引文7.79篇；被引论文1456篇,被引篇次2017篇,篇均被引率为0.123.上述数据就是我们考察此间中国文学学者与论著学术影响力的基本依据.

表1首先给出了2000-2004年间发文作者的数量以及被引作者数量的概况.其中,“发文作者总数”之所以大于“发文作者姓名数”,是因为其中部分作者的姓名是相重的.

表12000-2004年中国文学学者数量统计

就发文作者数量（不合并同姓名者）来看,从2000-2004五年间呈逐年上升趋势,新增了1234名,增长率超过28%.这一数据和2000-2004年间中国文学的发文数量趋势是一致的.(1)2004年比2000年增加了3527位,增长率超过33%,说明中国文学的队伍不仅是数量的扩张,发文的质量及其影响力也在逐年提升；并且,就增长率而言,后者还超过前者,即“质”的提升超过“量”的扩张.这一数据证明,中国文学这一古老的学科目前仍处于生长期而不是衰退期.可见,当下文学界普遍流行的所谓“文学被边缘化”和“艺术走向消亡”的悲观论调没有根据的.这一悲观论调之所以能在文坛盛行,恐怕主要还是来自文学界自身的过敏神经,即面对各种社会文化媒介的蜂拥凸起所引发的相对的自我失落感,而并非客观事实.客观事实是：在各种社会文化媒介兴盛的同时,文学不但没有走向衰退,反而紧随时代潮流一起前行,无论是在作者数量、发文量、被引量,以及机构数量和期刊表现等方面都呈上升趋势.(2)

现在,我们将从学者、论文和著作三个方面对其学术影响进行分析.

一、学者影响力分析

基于CSSCI的学者影响力首先体现在发文数量方面.表2给出了2000-2004年间中国文学发文数量15篇以上的学者.其中,未署名具体机构的作者在“作者机构”栏空缺；“总计”栏中“＋”号之后的数字为作者署名其它机构或未署名机构的文章数.

表22000-2004中国文学发文15篇以上的学者

需要说明的是,表2所显示的数字可能不是每一位学者5年间全部发文的总量,它所给出的仅仅是每位学者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发文数量.表中显示,相对中国文学内的其它二级学科而言,在入选上述41位学者中,文艺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者居多,而中国古代文学领域里的学者较少,这当是不同学科的性质使然.况且,发文的数量和质量并不能划等号,论文篇幅的长短及其所载刊物和学术影响等也各不相同,这些都不能在上列表格中得到反映.一个学者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发文的数量,更重要的还体现在论文被引用的数量.CSSCI所载中国文学论文每年引用的文章作者（含译文的译者,下同）大约八千人左右.由表2可知,2000年被引作者7069人,2001年达到7186人,2002年7567人,2003年8328人,2004年被引人数已达10596多人,呈现上升趋势,每年每位学者被引平均超过2篇次.表3给出了中国文学被引文章超过100篇次的作者.

表32000-2004年中国文学被引用超过100篇次的学者

表中显示,在被引超过100篇次的98位学者中（其中并列名次者为22名）,绝大多数是学术史上的名家,说明他们的影响力之大远远超过健在的学者,也说明中国文学研究作为一个人文学科对于传统和历史的倚重,可以将其看作2000-2004年间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学术资源.其中,鲁迅、胡适、周作人等现代学者被引篇次最多,也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研究中属于最重要的学术资源或理论参照.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表格最后一栏“排除自引”是指将学者自己引用自己的文章排除之后,由其他学者所引用的篇次,二者之差就是学者“自引”的篇次.郭沫若、闻一多等已故学者在2000-2004年间不可能有“自引”,表中之所以反映出他们有自引,可能是同名同姓所致,也可能是他们的旧文新发.至于当下健在的学者,排序最前的是目前侨居美国的学者李泽厚,第25名,被引310篇次,没有自引.其次是5位大陆学者,他们分别是：钱理群（第27名,被引290篇次,自引19篇次）,陈思和（第28名,被引287篇次,自引12篇次）,陈平原（第35名,被引230篇次,自引25篇次）,杨义（并列第36名,被引228篇次,自引2篇次）,王蒙（并列第36名,被引228篇次,自引1篇次）.应当说,相对发文量而言,被引篇次更能说明一个学者的影响力.当然,有些学者尽管很有水平,但是由于其研究范围的限制,不易引发公众的注意力,所以未能进入前列名次.也就是说,一个学者的影响力和其学术水平、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等并不能完全划等号.

相对其它学科而言,文学研究是最具有个性化和个体性的学术研究活动.但是,从上世纪50年代之后,集体合作研究在大陆渐成气候,近年来尤甚,在各种“工程”、“攻关”名义下的“重大项目”相继问世.表4给出了2000-2004年间中国文学合著成果的情况.合作研究只是作者影响力的一个辅助性指标.

表42000-2004年中国文学作者合著情况统计

表中显示,2000-2004年间,中国文学合作研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特别是2003年和2004年,合著比例猛增了2个百分点,速度惊人,这和近年来学术领导机构不断强化“集体攻关”或“标志性成果”的指导思想不无关系,因为表中所统计的论文往往是某一集体项目的中间成果.而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对于最具个性的文学研究来说,得失利弊如何很难一言断定.

二、论文影响力分析

2000-2004年间,CSSCI所载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引用的期刊论文从2000年的3553篇次,增长到2004年的5890篇次,总计引用2万篇次.五年间被引用期刊论文1.7万余篇,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1.24次左右.我们将5年间被引论文归并汇总,得到了每篇论文的被引总数,将其生成表5.表5给出了此间被引6次以上的期刊论文.

表52000-2004年中国文学被引用6次以上的论文

表中显示,在入选的102篇论文中,发表在1949-1980年间的最少,只有赵树理、柳青、周扬和严家炎4人各1篇,这就是此间30年为当下中国文学研究所提供得少的可怜的学术资源.

入选最多的论文来自是20世纪上半叶,达到63篇,合计被引681篇次,分别约占入选总数的62%和68%.排在前4篇的论文被引都在20篇次以上,均为这一时期刊发的论文,说明此间的学术积累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厚的资源.

其次是新时期以来的论文,被引最多的是黄子平发表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上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五年间被引18篇次.其次是作家韩少功发表在《作家》1985年第4期上的《文学的“根”》,被引17次.然后是葛红兵发表在《芙蓉》1999年第6期上的《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被引14次.再次是郑敏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王朔的《我看鲁迅》和余华的《虚伪的作品》,各被引13次.然后是曹顺庆的《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被引12次.还有钱中文的《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和吴炫的《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各被引10次.王蒙的《躲避崇高》、陈思和的《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学史的一个解释》,各被引9次.张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陶东风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廖名春的《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阿来的《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林贤治的《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周扬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各被引8次.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罗宗强的《古文论研究杂识》、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郑万隆的《我的根》、刘心武的《在多元文学格局中寻找定位》,各被引7次.在这些由当代学者撰写的论文中,文学理论非常惹眼,其中既有文学理论专家所写,也有作家或其他非文学理论专家所写,说明中国文学研究比较注重从宏观上探索文学的总体规律.即使其它非理论论文,大多也是就文学史观、文学语言、文学文体等宏观问题所进行的理论探索,说明中国文学研究对于理论的热情高于对于文学的个案研究,或者说这类研究论文比较引发更多读者的关注.

就被引论文的作者而言,在这102篇论文中,被引最多的论文来自陈独秀（9篇）和茅盾（含沈雁冰,8篇）,其次是胡适（6篇）、梁启超（4篇）和周作人（3篇）.

就被引论文所涉及的主题来看,除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及其具体评价研究之外,学界最关心的问题还有文学的民族性问题,中国新诗问题,鲁迅研究问题,中西文论会通问题,现代性问题,以及文学与德性,文学与民间,文学与文化等.这些问题其实就是此间文学研究所关注的热点.

三、著作影响力分析

2000-2004年间,中国文学引用图书文献（包括汇编文献）达101509篇次,接近总被引量（127931篇次）的80％左右,说明这一传统学科对于图书文献的倚重.五年总计被引图书72662种,平均每种图书被引约1.4次左右.表6给出了2000-2004年间中国文学论文引用35次以上的图书,共97种,七千多篇次.

表62000-2004年中国文学论文引用35次以上的图书

表中显示,在上列97种著作中,《鲁迅全集》和《中国小说史略》（单行本）的引用量名列前茅,合计1246篇次,说明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无可逾越的地位.就具体学科而言,涉及古代文学范围的著作58种,超过半数,说明这一传统学科对于论著文献的倚重；相对而言,属于现当代文学的仅有20种,和表5论文被引统计形成鲜明比照.就当代学者而言,钱钟书的论著被引最多,其次是钱理群、沈从文、范文澜、洪子诚、郭绍虞、李泽厚、陈思和、朱光潜等,多在50篇次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列97中著作中,译著和海外文献也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多为美学和文学理论方面的论著,如朱光潜翻译的黑格尔的《美学》,刘象愚等人翻译的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甘阳翻译的卡西尔的《人论》,罗念生翻译的亚理斯多德的《诗学》,陈嘉映翻译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朱光潜翻译的《歌德谈话录》等,说明中国文学研究对于海外视角的重视及其试图寻找新的理论重新阐释中国文学的努力.应该说,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新气象.遗憾的是,当下国内学者的理论著作被引用的却是廖若晨星,说明中国文学研究尽管注重寻求新的理论支持,但主要还是面向海外和西方,这不能不从某一角度说明本土理论原创性的匮乏.

注释：

（1）中国文学学科2000年发文2929篇,2001年发文3027篇,2002年3149篇,2003年3316篇,2004年4002篇,合计16423篇,呈逐年上升趋势,2004年比2000年增长了0.36%.

（2）关于此间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和期刊等方面的数据,我们有另文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