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自觉反思的文学理

走向反思

最近兴起了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热潮,“反思”成为这几年文艺学论文和会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依据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反思就是对自己的思考,是反过来思考者自己、言说者自己.在布迪厄看来,反思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它意味着分析者“将他的分析工具转而针对自身”,把自己作为反思的对象.布迪厄说:“想要实现反思性,就要让观察者的位置同样面对批判性分析,尽管这些批判性分析原本是针对手头被建构的对象的.”(2)这就是说,社会科学――当然也包括文艺学――中的反思性方法意味着对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者本身的研究,这是一种类似“自我清理”的工作,它把分析的矛头指向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者自己,特别是他/她在学术场域与社会空间中的位置.任何知识的生产者在生产一定的知识时,必然受到其在学术场域与社会空间中所处位置(即所谓“占位”,position-taking)的有意或无意的牵制.因此,反思意味着文艺学的学科自觉,没有自我反思能力的学科不是一个自觉的学科.

这种反思和自觉,既有来自文学知识生产内部的推动力,也有来自社会文化环境的冲击力,既包括对中国现代和当代文论历史的反思(今年是中国现代文论90年纪念,当代文论60年,新时期文论30年,有人称呼为三六九),也有对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之关系的反思.

在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中,不同的人发表了不同的见解,有的很焦虑、很悲观,有的很乐观、很自信.在不久前举行的首届全国文艺学高层论坛上,一位因故未出席的学者递交的发言题目“文艺学死了,文艺学万岁”,可以看做这两种极端立场的夸张表达.

但是,我们无法抽象地说“文艺学死了”或者“文艺学万岁”.用我经常使用的术语表达,这依然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说法.就像我们不能抽象地说“文学死了”或“文学万岁”,只能说什么样的文学死了,什么样的文学万岁一样,更加有意思的提法毋宁是:什么样的文艺学死了,什么样的文艺学万岁我们不能说文学本身死了或者万岁,也不能说(至少是不能有意义地说)文艺学本身死了或者万岁.再打一个比方,我们无法说人本身死了,而只能说某种理论表述中的人或者某种话语方式中的人死了(比如福柯说的“人死了”其真实意义是说人文主义话语表述系统中的那个“人”死了),而不能说人本身死了.米勒先生关于“文学终结”的说法其实也是这样的意思――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文学终结了或即将终结,或者文学终结了,而是特定语言表述系统中的那个“文学”终结.米勒从来没有抽象地说过“文学终结了”.重复一遍:世界上不存在人本身这种东西,也不存在文学本身或者文学理论本身这种东西,只存在特定语境中的人、文学或者文学理论,特定话语表述系统中的人、文学或者文学理论.

这样看来,什么样的文学理论死了呢我以为是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自我封闭的、画地为牢的文学理论死了,失去了自我反思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的文学理论死了.这样说的时候,我们表达的意思其实是:某种话语表述系统中的文学理论死了,而另一种话语表述系统中的文学理论方生.

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什么样的文学理论面临危机,哪种文学理论正在生机勃勃地出现.我们的文艺学一方面是面临危机,另一方面则是面临机遇和转型.

什么是文学理论

一个反思的时代也是一个理论自觉的时代,一个学科自觉的时代.20世纪是一个理论的时代,这个理论时代的最大特点,或许就是意识到了语言在人类的认识活动、实践活动、审美活动中的核心作用.

由于语言论转向强化了我们对于语言在社会文化和个人经验建构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强化了我们的学科自觉性,因此,在反思文艺学的时候,我们比以前更加尖锐地意识到一个核心问题:文学理论到底是什么它的存在依据是什么我们要文艺学干什么文学理论能够干什么

如果说文学理论是对文学活动的理论思考,那么,反思性的文学理论就是对于这种理论思考的再思考.如果文学理论/批评作为理论思考必然表现为一种语言建构,那么,反思性的文学理论就是建构的建构.或者说,它是对文学研究、文学批评话语的反思,即反思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如何可能.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话语建构,因此,反思性的文学理论是研究的研究,是建构的建构.文学活动有三个层面的话语建构:文学作品文本,文学批评和研究,文学理论.文学理论是第三个层面的话语建构.文学理论是对文学话语活动的自觉反思,如果说它和一般的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有什么不同,那么,这个不同就是它具有更高程度的自觉性,是元理论层面的话语活动.任何学科都有元理论,元理论就是理论的理论,是对理论话语的建构性本质的揭示.文学理论就是文学学科的元理论.

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或许可以这样表述文学理论的知识属性:通常人们把文学理论定义为研究文学活动规律的知识体系,但与其说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活动规律的,不如说它是研究文学活动的规律是如何被建构的谁在建构这种“规律”为什么建构这种“规律”通过什么媒介建构这种“规律”这种建构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能否像“上帝”超越地那样去建构

反思性的文学理论言说方式充分表明文学研究的自觉性.如果没有文学理论,我们的文学研究就是不自觉的,或者狂妄自大,或者妄自菲薄,因为我们不知道作为话语运作的文学言说的机制是什么其限度和可能性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说,反思意识的强化说明文学理论到了今天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度自觉程度的时代.

“问题”、“问题意识”和“中国自己的问题”

“问题”和“问题意识”是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界热衷于谈论的另一个核心话题,另一个关 键 词,也是几年来文学理论界讨论得很多的问题.在文学理论的论文和学术会议上,经常会听到“这是一个真问题”“这是一个伪问题”这样的说法.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所谓“问题意识”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得到强化的.“问题意识”这个说法本身就是90年代以后的流行语.在没有人提“问题意识”的80年代,难道我们都没有抓住“问题”我们都在谈论检测问题完全不见得.

著名文艺理论家吴炫先生说:中国文学理论的根本问题是不能发现中国自己的根本问题或自己的真正问题.对此我有一些疑虑.第一,所谓“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们怎么去发现真正的问题什么叫“真正的”和“根本的”这样的说法是否带有本质主义的倾向问题总是根植于我们的存在境况和存在经验的,不存在真空中的问题.问题意识扎根于我们的存在现实.因此,一个真实地生活在现实中,直面并能够自由、直率、真实地表述自己的生存经验、生存困境的问题,不用专门去培养什么问题意识,也不必着意地去抓住什么真问题.真实地生活着的人,自由地说话的人,他所感受和言说的不可能不是真问题.一个学者整天在那里寻找真问题、为找不到真问题而焦虑,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滑稽和可悲的事情,这只能说明或者是他的生存出了问题――长期生活在检测象中而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和真实身份,或者是他的言说环境出了问题――知道自己的生存、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却不能直面它、言说它,非要去寻找一些可以言说的问题、允许被言说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当然是也只能是检测问题！打个比方,这样的人活着是一个迷失了方向、找不着感觉的人,一个失去了对现实的感知能力人.

我相信我们的文艺学工作者真正失去了对自己的生存境遇的真实感觉的人并不多.太多的学者是不能去言说真正的问题.因此,在什么是“真正的问题”被解决之前,我们要争取是一个能够自由地谈论每个人的真实感受言说环境.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言说环境,我不相信我们会发现不了真正的问题,我们还会为寻找真正的问题着急、焦虑.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恐怕不是不能发现真正的问题,而是不能谈论、不能研究真正的问题.

由于谈论“中国自己的问题”牵涉到言说环境的问题,所以,中国的文艺学能否发现真问题这个问题必然和对体制的反思联系在一起.反思体制当然是政治学的任务,是一个是政治学的问题,但是文艺学的问题不可能不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做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我们都不可能不感到自己的生活和学术时时受到言说体制的制约.中国文艺学知识生产体系从来就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而且以后也不可能不是.学术自由、学术自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建构,没有新时期的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有以自主性自诩的新时期文艺学.所以,没有一个合理的言说体制,要想生产出真正的问题、更不要说创造性的文艺学,是根本不可能的.

90年代以来(准确说是1993年以来,因为这年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后殖义批评和民族主义的甚嚣尘上,很多重要的后殖民批评文章,比如张宽的《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刘禾的《国民性的神话》等等)很多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结的学者常常说:我们不能发现自己的真正问题,是因为我们盲目追随西方,跟着西方鹦鹉学舌.在文论界,此类论调的代表就是所谓的“失语论”.这是一个弥天大谎.按照这个说法,在彻底与西方绝缘的时代,我们应该能够发现和谈论自己的真问题,我们的文艺学,以及其他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应该成就辉煌,飞黄腾达.可是,在抵制和彻底拒绝西方理论的反右时期、“”时期,我们发现了什么真问题大跃进时期几乎我们的整个民族都生活在谎言和虚检测中,他们还怎么发现真问题发现了又如何能够谈论那个时期我们的根本问题难道不是纠正“左”的错误,否定个人崇拜,回到事实和常识可是谁能够提出这个问题,能够谈论这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个别人的下场大家都是知道的).而在中国社会比较开放的时期,比如新时期,比如五四时期,我们的文艺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倒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学者们从来没有为寻找所谓“真问题”发愁、焦虑,但是他们谈论的无疑都是真问题.这当然不完全是西方理论的功劳,但是对于我们深入分析和反思中国的真问题无疑产生了积极的启发作用.

关于本质主义、建构主义和对话主义

关于什么是本质主义主义的文艺学,什么是建构主义的文艺学,我在《文艺争鸣》2009年第7期已经做了比较详细的阐释.这里要强调的是那个文章中未及深入论述的一个问题,即反本质主义的知识论和自由的文化-制度的关系.

建构主义文学理论否定文学的本质是实体,强调它是一种语言文化的建构,强调这种建构是一个具体的文化事件,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演绎.作为一个具体的文化事件的建构行为,必然要受到建构者个体因素、社会-文化-历史因素的制约.

文学的本质既然不是实体而是建构,因此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建构就没有什么对错的知识论意义上的绝对标准,即不可能在知识论层面上找到公认的标准,来判定何种建构为真、何种为检测――因为这个“标准”本身也是建构,而且也只能是建构,它同样也陷入在历史、社会、文化、权力等等的网络系统中.

指出这点的目的是什么是调整我们的研究范式或提问方式.我们不应该去问:到底那种文学本质观是真理,是对于文学“客观本质”的正确揭示哪些是谬误,是对于文学客观本质的遮蔽我们要问的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需要和目的、通过什么手段、建构了什么样的“文学”理论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何种关于文学的理论为什么取得了支配或统治地位,被封为“真理”甚至“绝对真理”何种被排斥到边缘地位或者干脆被毙原因是什么这个中心化-边缘化、包含-排除的过程是否表现为一个平等、理性的协商对话过程是否符合自由的政治程序和文化精神

这样,建构主义必然走向对话主义,对话主义同样是对本质主义的反面,对话的必要性本来就来自这样的认识:不存在绝对的、唯一的“真理”,只存在对于文学的各种言说,各种言说谁也不能认为自己的绝对真理,任何关于“真理”的建构都是由局限的,否则就不需要对话.但是对话的另一个含义是:建构主义不等于孤立主义和虚无主义,各种文学言说虽然都不能自诩为绝对真理,但也不是绝对无法对话,甚至也不是绝对无法达成“共识”,只是这个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达成的“共识”,仍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仍然是建构而不是实体,因为对话本身也受到历史的限制,同时,新的关于文学的言说还在源源不断产生,进入对话行列.或者说,我们需要对话,是因为我们无法找到实体化的文学本质,否则我们就可以像举着石头一样举起文学的本质,说:“看吧,我找到文学的本质了,你们还争论什么！”如果每个人都举起自己手中的石头,结果只能是暴力冲突而不是理性的对话.在文学观念多元化的当下中国,文学理论工作者能够做的和应该做的,是制定诸多文学理论之间的对话规则,努力在如何对话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而不是选择一种文学理论作为“绝对真理”.关于文学理论的这种对话规则实际上就是的文化商谈机制,它要警惕的是某些文学理论挟持一些非学术因素(比如权力和金钱)不通过对话就宣告自己是“绝对真理”,别的全部是谬误,剥夺别的文学理论的发言权.达成这样的公式我以为是相对容易的,比大家一致同意那种文学理论是绝对真理要容易得多.如果对话的结果是大家高度一致地同意某种文学理论,而且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和理性思考,那么,这种文学理论不妨在此时此刻被称为“真理”,但是这个“真理”是共识意义上的“真理”,而不是实体意义上的“真理”,是对话对出来的,而不是上帝或别的什么权威塞给我们的,是以后还可以持续质疑的,而不是从此以后就不再可以质疑的.

注释:

(1)本人这方面比较主要的文章有:《80年代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学习与探索》,1999、2,《现代性反思的反思》,《东方文化》,1999、3,《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文艺研究》1999年增刊号1,《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第165页,《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文化研究对于文艺学学科的挑战》《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3期,《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文艺学知识的重建思路》,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6年第10期,《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生产》,《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

(2)布迪厄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论》中译本,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本文得到中国社科基金项目“文学的祛魅”(项目号06BZW002)以及北京市人才强教计划的资助]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