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现代性”语境中的文艺学问题

近年来,有关建构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讨论正在成为中国文艺学界的重要学术现象.这不仅是因为相关论争由文论教科书中的观念差异而起,而且这场讨论内容丰富,广泛联系着文学本体形态、文学社会网络、经典重读等现象,进而越过这些现象深入到文艺学的思维方法、文学理论知识的有效性、文学性的中国化理解等这些具有方向性的理论问题.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场讨论事实上是把“新世纪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文艺学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摆到了台面上,加以考量.与此同时,对当下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感同身受,促使学界愈发重视现代性问题,重视研究百年来中国现代性的历程,以及现代性的演进对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影响,有学者更进一步在总结百年来中国的现代性特征及其缺失的基础上,针对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提出了“新现代性”的命名,试图在这一语境中重新审视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并提出新的文学理论问题.以上这些学术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提示我们,有关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的讨论不单是新世纪中国文艺学自身知识基础变化的结果,同样也可以看成是在中国的现代性乃至“新现代性”语境的影响下,文艺学积极寻求如何才能既关怀现实、又不失理论品格的学术策略使然.就此而言,探讨“新现代性”语境中的文艺学境遇的确不是无的放矢的学术举动.

一、现代性、中国现代性、新现代性

欲言说“新现代性”,需要先解释“现代性”.然而一般来说,现代性的内涵与外延几乎可以容纳人类社会一切领域中出现的、与传统形态相对的新物质与新精神,而现代性在当代世界的传播又遭遇到“西方化还是多元化”这样的质疑,这些都加剧了现代性意义的复杂程度.尽管尚存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性是一个对社会文化转型加以描述、概括和评价的范畴.因此,我们还是可以尝试在一个较为宽泛的范围内勾勒“现代性”的大体轮廓:首先,现代性在根源上代表了一种时间和时代意识,一种对于“现在不同于过去”的体验与领悟,一种对传统行将断裂、进步的未来必将展开这一状况的感知与把握.正是在这种现代意识的推动下,人们注重当下、打破束缚、解放生命的冲动才拥有了具体的展示空间.其次,现代性具体呈现为自17世纪以来,从西方世界内部兴起,进而扩展到全世界的历史阶段,以及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以西方化为动力来源的社会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既深刻地扎根于西方的启蒙主义、理性哲学和科技思维,又与资本主义的市场化文明在西方世界中崛起和壮大的过程相辅相成,从而形成一种在历史发展中成型的综合性的文化主导力量.这种力量规划理性化的社会制度、组织结构,进而构建起世俗化的价值观念、个性化的审美认知方式.再次,现代性通常也被视为一种话语.这种话语意味着对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一种陈述与归纳,对现在与当下体验的表达与推崇,同时也是对现代性事业的发展方向、现代性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支持和证明.因此,现代性话语传递的是进化和进步的观念,是对人类生存前景的坚定信仰,带有相当明确的价值诉求与规范意味.最后,现代性同样包含了从审美的和后现代的立场出发,对以启蒙理性为标志的现代性的反思与批评.这种对西方现代性的根源、结构及意义的深层次追问,促使人们意识到,现代性可以、也应该存在不同的形态和价值选择,以单一的西方化面貌出现的现代性并不一定能够适应不同人群的现代想象与自我认同的需求,分散的和多样化的现代性不仅深刻地立足于人类与社会文化的差异性,而且也在另一层面上显现出现代性富有生机的诸多可能.

诚然,以上的解释还是相当简略的,但却能让我们看到现代性意义的内部张力以及作为语境的现代性得以发挥作用与影响的实际来源.在西方现代性的比照下,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性的本义其实具有类似的所指,然而在后现代思潮的启发下,不难发现,中国的现代性乃至“新现代性”并非完全等同于西方的现代性,不如说,在事实上可以将百年来中国的文化历史视为现代性在中国本土化进程中的具体展现和独特表征.

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得以发生的重要契机,在于西方的政治权力、经济制度以及文化思潮的全面植入.西方力量较近代中国而言所具有的压迫式的优势地位促使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从一开始就肩负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任务,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改造国民性”的种种思潮与实践说明,追赶西方与民族复兴成为内在逻辑连贯且被普遍接受的中国现代性目标.这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方式的现代性对近代中国的深刻影响与引导作用,又显著地表明,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现代化其实是在西方力量的胁迫之下,中国人对自身特性以及民族国家的独立与命运的探索与实践.然而,20世纪中叶直至80年代前的中国历史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在努力实现晚清以来的现代性目标的前提下,走的却可以是一条马克思主义式的、以反资本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道路.由于资本主义被普遍视为西方社会制度的主要代表,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也就意味着一项反西方化的现代性事业.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与话语氛围之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已经不再是西方化的问题,而是演变为通过共产主义理想进行社会动员和对日常生活的政治化改造,以此超越西方、创造出独特的中国式的现代景观这样的宏伟工程.

现代性的中国化表征同样深刻地体现在“新现代性”的概括当中.尽管“新现代性”的命名可以讨论,但这一名称所指代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人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型及其相关观念、话语的流变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按照张未民所述,“新现代性”的要义乃是“生活现代性”,其基本维度在于“物质的现代性,经济的现代性,富国强民的现代性”.也就是说,新现代性不仅是百年来,中国人所极力追求的社会进步、物质发展、民族自强的民生基础,而且也是对近三十年来中国民众的生活动力、生存形态及其精神内涵的命名.正是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张未民才会将以人为本视为新现代性的核心价值理念,认为民生问题、文化资本、日常生活审美化、全球化、科技传媒等多方面内容都关联着由物质生活基础的重建而引发的生活转型,这就是中国新现代性的具体内涵.应该说,这些论述为将新现代性置于中西方现代性的洪流中去考察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基础.

结合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实际,可以看到,新现代性虽然被视为一种话语,但其本身却具有相当明确的现实依托,那就是以物质、科技和资本为主要手段,以富裕、进步、现代为追求的日常生活.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转型,使得新现代性成为当下中国一个可见的事实.同时,日常的物质与精神追求往往成为微观生活系统的主要动力来源,而“日常生活是历史潮流的基础”,它以循环往复、波澜不兴的方式透露着那些重大的社会生活事件,在平淡中蕴含着整个社会生活的信息,因而,个体的中国人的生活追求往往又会在宏观上潜移默化地引导着民族国家与社会生活的现代性目标及其发展方向.这成为中国新现代性的发展历程在近三十年里得以展开的基本方式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日常生活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交错着各种意向、动机、行为及其结果的实际生活本身,所以,日常生活所蕴含的差异与不同可谓比比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既推动了人们的日常追求与需要的异质化,决定了人们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而掌握的知识和采用的行为方式也是异质性的,也促使中国新现代性景观的内部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与不平衡性.新现代性的这种特异之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式的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是物质的丰富,而且也促使中国进一步接受了西方化乃至全球化浪潮的洗礼.当下中国既存在与西方发达社会几乎同步的城市生活模式,也存在着传统文化系统被较好保存的乡土社会,既有与全球科技时尚前沿相联系却抱有传统观念的阶层,亦有依靠劳力谋生而向往现代生活方式的人群.传统中国的文化惯例在一定的区域和一定的心理承受范围内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国人的生活习惯与人生观念,因而,由全球化浪潮与传统文化心理因素相互杂糅、嫁接而成的中国本土的现代生活和现代经验,或者说新现代性,就成为一个独特的混合体,其二,现代中国的社会形态并非高度同一的结构,而是充满着区域与群体间的差别和不平衡状态,如城乡之间、沿海与内陆之间以及民族之间,同时,不同区域与群体社会之间还存在着潜在的联系和频繁的相互流动,这就使得中国的现代社会生活呈现出自身分层和自我流动的状态.可以想见,不同区域与群体的日常追求显然无法平衡,流动性又使得人们的生活目标时时改变,这些都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新现代性所依托的往往是分化与统一、差异与和谐并存的日常生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新现代性既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延伸,也是全球化、中国传统习惯以及现实社会的分化与流动等复杂因素合力催生的结果,具有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新现代性虽然在一些局部形态上与西方的现代性及后现代性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然而我们毕竟无法把它简单地视为西方现代性或者后现代性的中国翻版.

二、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建构主义

在新现代性的语境中,文艺学何为有关本质主义、建构主义的种种观点与批评,其实正是对这一问题的不自觉的反应.然而在已有的讨论中,学者们充分注意了文艺学的知识体系、文学的价值形态以及学术研究的立场等问题,却很少联系中国的现代性以及新现代性来加以阐释,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中国的现代化自20世纪中叶以后,逐渐步入了一种相对统一的状态.由于对社会本质和阶级属性的极端强调,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被迅速地纳入到革命化和组织化的轨道中去,民族国家的崛起理想和现代化目标改造了个体的微观日常生活,使之服从于宏伟的社会政治计划,相应地,个体的日常物质追求和精神需要只有建立在国家现代性工程的基础上方能显示出自身的价值.因而,日常生活被清晰地打上了具有明确政治倾向的现代性的烙印,具有了统一的格局.同时,在这种马克思主义式的现代化语境中,文学已不再是颐养性情、抒发胸臆的日常艺术,而是成为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所以,文学所表现的、所依托的应该是超越日常的一种追求终极目标的现代生活,一种为了社会理想和政治理念而献身的生活.此时,文学的本质,也即意识形态属性,就显得相当重要了.中国的文艺学毫无疑义地表达出对文学这一现代性特征的关心.关于文学的定义已经不单是对艺术特性的探索,而是对其阶级属性、政治功能、社会作用的规定:什么样的阶级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什么样的文学就代表了什么样的阶级利益.可见,本质化的思维方式在这一时期的文艺学中得以确立,而且由于政治判断标准对文学性质的介入,对文学本质的界定也就具有了排他性和唯一性.这种以政治为主旨的文学观构成了这一时期文艺学的主体,本质主义的文学观便脱胎于此.

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这种本质主义文学观的影响力已经大为削弱.主流所宣布的以“文学为人民怎么写作”取代“文学为政治怎么写作”首先自上而下地动摇了本质主义文学观的政治基础,同时也为文学回归民众的日常需求创造了条件.但更为重要的是,威权政治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隐退,统一的、以社会政治的终极理想为目标的日常生活格局就此瓦解,民众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余地和建构空间得以扩大,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又极大地激发了民众对自身物质利益和精神文化的向往,日常形式的多样化与世俗化逐步体现,凡此种种,一方面推动了中国的现代性发展方向从共产主义式的日常生活改造转向市场竞争体制下的日常追求,另一方面也为文学价值的重新定位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文化语境.

20世纪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文学呈现出以艺术探索为手段的审美追求,并且极力强调文学发展的自律化和艺术价值的独立性,在推动文学本位化、精英化的同时,却也使得文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与日常生活之间存在某种距离:文学在审美化地表现多样的日常生活时,仍然保留了对日常形式的超越姿态.与此相应,摆脱了政治压力的文艺学开始回归文学自身的价值轨道.对过分政治功利的反感、对西方现代美学理论的吸收以及对文学的审美目标的重新定位,促使文艺学将文学定位在“审美的意识形态”上,并通过对西方学说的吸收,将意识形态重新解释为“一般的社会意识潮流”,淡化了其本来的政治性色彩.以审美为文学的本质和普遍属性的文学观就此成型.然而,这种文学观认可了文学艺术的真理超越此岸的日常趣味而存在于彼岸化的审美情境中,也就在文学的存在形态上划分出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层面.以这样的文学定义为基础的文艺学仍然是以本质化的思维方式为标志的,而且以审美作为文学价值的唯一标准,实际上也就维持了文学价值诉求的排他性.所以,可以看出,虽然审美化的文学观以政治性的文学观的反对者面目出现,但由于此类文学观的非日常化和对艺术真理的深度追求,以这种文学观为逻辑起点的文艺学知识体系仍然难以回避自身本质主义的渊源.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不仅是时间性的跨越,而且也伴随着中国社会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科技升级的加速,以及作为整体的中国加入到全球化市场体制中去的进程.在微观的日常生活层面上,中国的新现代性愈加明显地展现为对世俗生活的诉求.市场化对于社会运作的影响促使世俗文化力量逐步成为民众生活的主流,在这样的环境中,文学艺术活动也就不可避免地与策划、包装、大众传播等市场化、世俗化的行为发生或明或暗的联系.文学与日常经济生活的距离相对缩小,促使文学的审美价值在普通人的社会层面和心理接受维度上,越来越无法脱离现实的此岸世界而获得超然独立的地位,对文学艺术的鉴赏与批评实际就发生在世俗化的日常世界中.另一方面,推动日常生活运作的动机和因素之间充满着的差异与分化,这也表明中国式的现代生活其异质化程度势必进一步加剧,人们的生活世界往往由来源多样而且复杂多变的物质性因素和意向性力量共同构造、合力推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艺术的日常生活化进一步促使文学的构成元素和推动力量受制于人们在不同方向上所施加的影响和树立的目标,使得文学的面貌、功能以及价值诉求日益分化,文学越来越不是以单一的和同质化的结构示人.当今世界,大量与民间趣味、市场要求、科技进步、传媒发展和全球化浪潮相关的文学艺术样式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例如,形式上的网络文学、短信文学,题材上的魔幻文学、仙侠小说,艺术门类相互杂交而成的影视小说、动漫文学,还有深受全球文艺市场联动机制影响的“哈利波特式”的文艺作品,等等.这些文学类别在形态、结构、功能及价值诉求上时时逸出本质主义文学观所设立的界限.也就是说,新现代性背景下的文学艺术越来越表现出多样化的形式、内容和异质性的审美价值、文化品格.在理论层面上,这样的文学能否以一个具有单一本质的文学概念来加以概括并作为文学理论的唯一基石,就成为中国的文艺学需要反思的问题.

正是因为看到了新现代性语境中文艺现象的这种异质性变化,反本质主义、建构主义之类的文学观才有可能作为学术话题被提出.这些非本质主义的文学观尽管观察、阐释文学性质的侧重点和倾向性有所不同,但都立足于现代日常生活的实际,对本质主义文学观视野中有关文学本质、价值以及知识模式的预先设定提出了挑战.

在知识预设上,非本质主义的文学观较为突出的特点,就是认为文学在具有超越现实的神圣化的审美价值之外,同样也可以是日常化的和异质化的.换言之,作为概念的文学并非像本质主义文学观那样,只能用于形容一个结构一致、价值单一的事物,而是像乔纳森卡勒所说的,“文学也许就像杂草一样”,文学概念也就是对多样的、甚至有些杂乱无章的文学类型的说明.这种预设在继承自经典文学而来的传统文论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了当下的日常生活,把知识阐述的对象落实在没有预设其本质和价值的“文学”形态上,并且取消了经典文学作品唯我独尊的地位,认可了经典文学与其他类型的文学之间的平等,认为它们都可以是文学概念的所指.相对而言,反本质主义由于深刻质疑了文学本质存在的可能性,否定了有关文学的“现象/本质”的二元认知结构,因而是对本质主义最为激进的反对意见.而建构主义并不否定文学本质的存在和可认知性,否定的是本质的永恒不变,认为与现实社会广泛接触的文学其核心要素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将动态变化中的文学的某一种性质指定为普遍的、永恒的本质显然难以成立.因而建构主义所主张的是文学有多样化的和异质化的属性,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学都应当被视为已经、正在和即将被建构的事物,文学的所谓本质也就是被不断地异质化地建构的结果.

在文学理论的知识探索与知识增长方式上,本质主义从定义出发,力图以归纳和演绎的思维方法来层层推导出文学其它方面的知识.但是,反本质主义集中于破除的恰恰就是对文学本质的迷信,转而趋向于从具体多样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文学现象来定位文学的无限可能.而建构主义则因为对文学赖以存在的日常情境的重视,更多地是将具体文学形态定位到具体时空、具体背景中去考察,寻求文学得以发生、成型与变化的动力来源和具体进程,以及文学与社会其它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文学观念的潜在影响和制约作用,从文学现象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手段及制度等异质化的因素方面,来探讨哪些因素在何种条件下以怎样的方式塑造了文学的面貌和人们心目中的艺术观念,人们又怀着何种心理、以何种手段催生出文学艺术的其他样式,通过这些日常化的文艺样式,可以出哪些异质力量的交错、分化、联合与并存.

在价值选择上,本质主义的文学观事先确立的是较为明确的政治功利、社会感召或者审美超越的效果,以此文学方能拥有经国济世、神圣崇高的地位.反本质主义既然否定了本质,认可了文学现象的多元化,也就在事实上将文学价值置于“怎么都行”的处境,取消了文学的审美价值的一元地位,在精神上契合于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多样的现代性”观念.建构主义则谨慎地将文学价值的定位工作置于对文学的演变轨迹的追踪、审视与反思之中,认为只有在分析不同文学形态的成因及其所蕴含的异质力量的格局之后,对不同文学形态的价值评估才是可能的.值得指出的是,建构主义并不简单地赞同或否定文学的审美价值,而是认为探寻审美价值所为何来,揭示有关审美的观念如何以及何以影响人们看待文学艺术的方式,其实正是理解和阐释文学审美价值的有效途径.实际上,建构主义难以认同的是本质主义预先以审美作为文学价值的唯一选择,并且将超越世俗环境的审美境界预设为文学审美效果的唯一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构主义视野中的文学审美境界并不一定是单向度的构成,而可能是多层次的结构:文学艺术的审美效应既涵盖神圣化的高峰体验,也并不妨碍将日常生活中混合了其他因素且不同向度的情感倾向容纳其中.

最后,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角度来看,本质主义以文学的某一核心属性作为文学定义的主要内容,并借此对文学其他方面进行规定,这就使文学理论在知识体系上都指向文学的本质属性,这样的知识系统客观上形成了一个自足的整体,进而造就了文艺学以定义和定性为主要表现的学科自律式的研究.而反本质主义通过反定义的方式,打破了以文学的任一特性来标识文学的努力,实际上承认了文学的任何类型与形态都可能代表文学,文学成了文学现象的集合,文艺学也就成为对多样化的文学现象的阐释与认知,而难以形成有关文学的总结性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文艺学知识已经失去了作为学科所必需的结构上的有机联系,成为对层出不穷的文学现象的感想与评论,也就是说,反本质主义走向的其实是一种破学科式的现象评估.建构主义则不像反本质主义那样走得那么远,因为建构主义所关注的是对特定文学本质及价值的释义,是某种文学的形态、现象、观念赖以产生、成型并确立的过程与原因,进而以此作为对此类文学事物的核心要义及其所蕴藏的社会格局与背景的解释.在这一过程中,建构主义所认同的是观察文学类型的历史变迁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文学理论知识只有建立在对这种互动的全面把握与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而在社会与历史的建构中寻求文学理论命题就需要跨学科的眼界与知识储备,这成为建构主义文艺学的知识增长模式.所以,不难看出,建构主义所身体力行的其实是一种以释义为目标、以跨学科为手段的文学社会学和文学文化史研究.

三、“新现代性”语境中的文艺学境遇

在了解了中国现代性历程的不同阶段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同类型文学观的知识特征之后,新现代性语境中的文艺学境遇就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需要重新评估的问题了.

文艺学的知识检测设是,文学领域能够在人类认知中取得相对自律的位置,人们可以通过专业知识单独对文学领域展开严肃地探讨并取得相应的理解与阐释.然而,在知识层面上文学相对自律的检测设,并不意味着在社会现实的情境中,文学可以独立于社会文化形态而存在和发展.当下的中国,文学艺术与日常情境的联系愈发紧密,而日常生活物质化程度的加剧又推动了文学艺术在制作、成型、传播和被评价这一系列过程中所受影响的复杂性,从而使得日常化的文学艺术实际受到了物质追求与相应的感官期待等多重牵引和制约,从而催生出变化多端的文艺产品.在这种条件下,文艺学在继续研讨文学之时,就需要重新考量文学自律与他律的相对程度,重新衡量不同文学类型的真正成因,文艺学也就越来越需要正视日常生活情境对构建文学知识体系的潜在作用了.

作为中国现代性进程的特定阶段,新现代性成为对当下中国日常生活语境的一种典型命名,而这种语境对文学领域的影响,除了表现在文学的构成与意义方面之外,更重要的是,激发了人们有关如何看待和理解文学的新观念的出现,以及对旧的文学观念的批判与反思.应该说,建构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评既是文学观新旧交替的象征,也可以被视为新现代性语境下,文艺学者关于日常生活情境对文学的形态、对文艺学知识体系的影响程度的一种观念表达.

然而,在另一方面,当下中国的日常生活在物质追求的刺激下并未表现出整体划一的模式.城市社会甚嚣尘上的实用主义生活经验,乡土社会顽强存在着的传统生活模式,东部沿海地区随经贸往来而形成的商业文明与开放的生活观念,西部内陆省份相对稳定保守的生活习俗,这些都构成了新现代性所依托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且这些不同的生活模式与观念还有可能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下相互渗透、嫁接乃至混合.而对于相当数量的国人而言,生活方式上的现代追求并未导致在心理上完全摒弃富于传统意蕴的规范,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同样也未能将曾经深刻影响他们身心的、改革年代以前的社会生活观念完全清除,这些规范和观念往往作为一种传统的遗留被带到了今天的社会行为中,成为日常感觉的组成部分.当下日常生活模式中的这种差异与分化、交错与混合促使人们表现出对不同类型文艺作品的需求和相异的价值判断.当上辈人唏嘘于《金婚》这样的怀旧型作品的时候,并不妨碍年轻人继续热衷于动漫和郭敬明式的流行文学,同样,所主导制作的《建国大业》这样的主旋律作品尽管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明显,但在市场化的作用下,却也开始启用大量演艺明星来增强作品的号召力和传播范围.这些实例表明,当下日常生活影响下的文艺形态和功能呈现为一种多元格局和混合模式,同时这也引发了文学观和文艺学知识体系在理解和阐释文学时的分裂与融合.

目前,中国的文艺学学者们通过不同的论文、教材来表述自己所认可的文学观.检视这些论著,可以看到,被阐发的文学观和文艺学在一定程度上并未达成内在知识体系的连贯与统一.陶东风在论文中反思大学文艺学学科的本质主义倾向,极力申说日常生活审美化背景下的文艺学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从文学性的建构历史为主要观念基础,借以反对本质主义式的思维方式,然而在教科书知识体系的具体构架上,却以较为传统的文学理论问题为纲,而未能将新兴的文化研究等问题纳入其中,南帆的论文在有限度地承认本质主义的合理性之余,以文学与社会其他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形成的文化关系网络作为理解文学多重性质的理论模式,他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以西方现写作技巧论为资源来阐发包括文化研究、话语、传播媒介在内的当代文论的基本范畴,但在阐述文学理论的线索时,却仍然留下了本质主义的影子,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作为近三十年来传播范围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教材,编写时受到当时政治环境和生活观念的影响,以“审美的意识形态”作为文学定义的核心内容,以审美功能作为文学价值的重要标准,表面看来,最具有本质主义文学观的特征,然而,教材在阐述具体的理论问题时,不仅注意说明文学的活动论、关系论和艺术的交往论,还特意阐述了文学实践和文学理论的生成性和发展性,而且经过多年修订,教材对文学现象的阐释常会超出文学定义的范围,时时逸出单纯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形成多角度地对文学的辩证理解.这表明在面对当下日常生活中的文艺现象时,教材实际上有选择地吸收了非本质主义式的思路与方法,从而使它所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呈现出传统因素与现代命题的杂糅.

通观当下中国文艺学的现状,绝对纯粹的本质主义和彻底激进的反本质主义实际并没有多少真正的拥趸,相反,目前有代表性的、前沿的文学观和文艺学中,既有传统思想的印迹,又不乏全球化所带来的新兴理论观念的影响,既力图针对中国本土的现代文艺生活方式与经验,发掘出新的具有解释力的概念术语和理论形态,又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不时显露出传统思维与精神的遗留.毋宁说,伴随着中国社会新现代性特征的彰显,中国人日常生活轨迹的多样化,中国的文艺形式由于越来越陷入与市场、物质和技术等日常因素的互动格局正在不断地创制着新的面貌,中国的文艺学正在逐步过渡到一种研究对象的视野拓展、理论命题的视角转换、知识体系的异质混合的状态.应该说,今天文艺学的境遇其实正是中国社会这种新现代性式的转型所带来的潜在要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艺学迫切需要解决的并非谁取代谁、以何种理论模式为主导的问题,而是在新现代性的语境中,文艺学如何在各种文艺现象竞相出现、交错,在各种文学观持续碰撞、交锋、妥协与融合的过程中,寻求或者建设能够真正契合于当下中国社会特征的知识形态和理论命题.这是关于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讨论带给我们的启示.只有这样,文艺学的每一次论争才会使自身对于新的文艺现象的解释力不断增强,中国的文艺学才有可能在发展创新的同时,涵概不断丰富的文艺现实,维护自身坚定的学术品格.

注释:

(1)关于这场讨论的源起、概况和问题的研究论文有万水《近年来文艺学有关“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讨论综述》,《文艺争鸣》2009年第3期,高小康《建构论与本质论:为承认而斗争》,《文艺争鸣》2009年第5期,王晓华《走向实质多元的理论建构――我看本质论与建构论之争》,《文艺争鸣》2009年第5期,吴炫《当前文艺学论争中的若干理论问题》,《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吴炫《论文学的“中国式现写作技巧解”――穿越本质和反本质主义》,《文艺争鸣》2009年第3期等.

(2)相关论文有南帆《现代性、民族与文学理论》,《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童庆炳《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标志与维度》,《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2期,杨春时《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学术研究》2000年第11期,王钦峰《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文艺研究》2008年第1期等.

(3)(4)张未民:《中国“新现代性”与新的兴起》,《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5)[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51页.

(6)本文将反本质主义定位为一种激进地否定本质和本质的可认知性的文学观,以此与建构主义相区别.反本质主义亦包含非激进的文学观,如有学者认为,建构主义可视为反本质主义中的一种较为温和的类别,参见陶冬风《文学理论:建构主义还是本质主义》,《文艺争鸣》2009年第7期.本文为行文方便,对建构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相近处,暂存而不论.

(7)由于关系主义与建构主义都立足于文学的生成性、动态性等方面,为行文方便,本文将关系主义归入到建构主义一类来加以论述.

(8)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23页.JonathanCuller.LiteraryTheory:eryShortIntroduction.p.22.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Inc.,1997.

(9)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10)南帆:《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文艺研究》2007年第8期.

(11)童庆炳:《反本质主义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文艺争鸣》2009年第7期.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