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文学与精神生活的联系

点赞:3651 浏览:10621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10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文学与精神生活的关系,并非一个新的话题,甚至几乎是老生常谈.但现在的状况常常在于,我们往往会疏忽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于是,真问题的阐释中断,而伪问题的困扰不止.在把近三十年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并且置于“改革开放”的时空中加以清理时,再次提出重建文学与精神生活的联系,也许能够对文学在当下的真实处境和新可能获得别一种理解.

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这本书中的观点早已为我们所熟知.他在给经典所下的定义之三说“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为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在给出这个定义之前,他说“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和这个定义可以联系在一起的说法是“‘你的’经典作品是这样一本书,它使你不能对它保持不闻不问,它帮助你在与它的关系中甚至在反对它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他认为第七个定义同时适用于古代和现代经典:“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时留下的足迹”.卡尔维诺终于说到了经典作品和“现在”的关系:“它把现在的噪音调成一种背景轻音,而这种背景轻音对经典作品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哪怕它与格格不入的现在占统治地位,它也坚持至少成为一种背景噪音.”文学经典其实不只是文学史的论述内容,它从来都是与人的精神生活相关.


精神生活的问题与时代的变化密切相关.当我们认为这个时代处于文化转型时,实际上也表达了对文学与时代关系变化的认知.在观察文学语境的社会文化空间时,我们并不否认这个时代的进步;但在这个进步的时代,“文学性”危机曾在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操控后有过缓解,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又让“文学性”危机呈现更加斑杂的特点.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文化的复杂性更为突出,置身其中的文学虽然并未完全受制于文化转型但受其影响之深刻则毋庸置疑.和今天对80年代文学的论述不同,对90年代以来的文学我们已经失去了用一种路径的演变来加以概括的可能.从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到新世纪的“纯文学”反思,偏颇地说大致上都是在关注文学的精神生态,关注文学介入业已变化了的公共空间的方式和可能.文学是精神生活的镜像,这是一个没有分歧的“共识”.但文学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逐渐演变为一种失败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不安和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文学从精神生活的退出,或者是对精神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减弱.当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写作,对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无足轻重时,文学才真正的是边缘化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种边缘化的危险.我们一直认为文学的位置边缘化了,文学的价值没有边缘化,但是如果文学失去对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其价值又如何不会边缘化?

文学与精神生活的脱节,或许是现代生活独有的问题.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我们的文化、文学、作者与读者都处于一个在“正常”与“非常之间”的状态,关于文学状况的认识和判断也充满了矛盾之处.柯林伍德曾经把“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这两种现象的并存看作“现代生活独有的问题”.在他看来,“一方面,大众对艺术、宗教和哲学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一大群艺术家、哲学家和牧师无法为自己的商品找到市场.”而90年代以来,这一“现代生活独有的问题”表现出更为复杂的“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学生产过剩?又是怎样的大众?大众没有得到满足的是什么?大众如果没有接受我们所认可的文学的影响,那么他们接受了什么又为何接受?我们从来没有认为“纯文学”的生产已经过剩,被认为过剩的是那些被当作消费的“媚俗艺术”或者大众读物.“大众”对“艺术”“宗教”“哲学”的兴趣转移了有些甚至不再,而一大群“艺术家”、“哲学家”、“牧师”的产品是否具有价值又受到怀疑.即使是那些有价值的文本与大众之间的联系也存在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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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也把文学秩序的变化视为一种文学的扩张和另一种文学的压缩,那么“纯文学”的空间显然被压缩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我们专业范围内论述的“文学”已经越来越从社会的公共空间中退出,并越来越难以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我们可以在文学史论述和文学评论中列举无数的我们认为可能成为“经典”的文本或者重要文本,同时我们也诟病那些被消费的读物,而被论述和评论的这些作家作品事实上更多的局限在专业人士和少数文学爱好者那里,对被我们诟病的那些读物的认识似乎又和消费这些读物的“大众”大相径庭.在此,我们暂且搁下“文学性”的差异性和精神生活的差异性,因为这样的差异,并不妨碍在一般意义上要求文学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如果我们认为90年代以来我们并不缺少文学,但同时我们又认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促成了“媚俗艺术”,而且“媚俗艺术”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过“纯文学”,那我们就应当承认,文学的危机至少表现为它未能有效地抵抗媚俗艺术,未能与读者的精神生活建立有效的联系.这就意味着“纯文学”的被压缩,不能完全因为“他者”的原因,也与自身的状况相关.但现在我们往往习惯于指责“他者”.

“精神生活并不像一台机器那样按照固定模式进行周期性的运转,而是像一股流经山涧的溪流奔涌不息”.显然,文学在因对精神生活的变化时有些自以为是,也可能是手足无措.近三十年的文学,其实曾经有过广泛而深入地影响精神生活的历史,80年代文学便是一个例证.无论今天如何评价八十年代文学,我们都不能不承认80年代文学与人们精神生活的广泛联系,正是这样一种广泛的联系,既创造了文学的历史也参与改变了当代中国的精神面貌.80年代文学与思想解放运动新启蒙运动的关联,并未影响“纯文学”思潮的产生,并未影响“文学回到自身”的过程.但是面对已经变化了的精神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需求时,文学的力量萎缩了.我们如果把这种萎缩归咎于市场的变化,归咎于读者的堕落,那么,我们在什么之中讨论文学,又从何处寻找我们需要的读者?公共空间变了,精神生活的单一性消失了,文学因应的方式不可能不发生变化.

在谈到文学与公共空间关系时,人们常常设定一个前提,是用“文学的方式”而非其他方式.这样的设定包含了一种担心,即文学如果介入不当有可能重蹈覆辙.其实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近三十年来文学“回到自身”的历史,已经昭示了文学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维护“自身”,如果我们缺少这点自信,那只能表明我们曾经的历史是虚空的.其实,我们不必把“文学的方式”窄化.而窄化的一种结果是,我们只注意了“语言”的意义,而忽略了“历史”的意义,当初从“历史”转向“语言”不可避免,今天即使不再由“语言”转向“历史”,我们也无疑兼顾了“语言”与“历史”的不同意义.作家当然主要是以作品发言,但作家在文本之外的方式,同样十分重要,而且这一点也使作家之于历史的价值大不相同.现代文学在今天已经成为历史,我们自然说鲁迅有《呐喊》、《彷徨》、《阿Q正传》、《野草》和《朝花夕拾》,但这不是全部的鲁迅.鲁迅在文本之外的思想活动,同样赋予了鲁迅以不朽的意义,而他的思想又从来与文本写作有关,这是我们都熟悉的常识.在比较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当代作家并不缺少技巧,恰恰缺少的思想,缺少的是以思想介入公共领域.对当代思想文化问题的淡薄,是当下文学的一大问题.尽管有许多作家并不喜欢给自己贴上“知识分子”的标签,但在讨论到作家与现实与人的精神生活的关系时,我们还是习惯于用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衡量作家的意义.因此,如果反省自身,我们不能不承在时代的变局中文学的思想格局、精神格局变小了甚至贫乏和苍白了.

文学在精神生活中影响力的衰退甚至无能,与一段时期文学批评的误导和缺席有关.今天的批评界过早地学会了与创作的妥协,与现实的妥协,有时甚至把不痛不痒的批评视为学术的转向.不仅对文学生产进行批评的学者少见,能够通过文学批评介入公共空间问题的学者更是凤毛麟角.这和八十年代的批评有很大差异.批评的状况之所以招致不满,除了我提到的这种妥协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者们已经开始习惯封闭通往公共领域的途径,安身立命于这些年逐渐形成的学科界限之中.我非常赞成文学批评的学院化方向,但学院化并不排斥内在于专业的社会批评,文学批评的学院化并不是思想的终结过程.已经成为导师们的学者,其最大的责任变为训练学生写作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学位制度、学科体制日渐成熟,而文学教育的问题却越积越多.文学批评界的断层,与文学教育的这一缺陷有密切关系.文学批评和政治实践、社会经验、思想文化、精神生活等诸多领域的脱节,可能造就了某种类型的人文学者,但却失去了使学者转变为知识分子的可能.文化研究在文学批评中的影响剧增,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种脱节现象的反拨,它仍然重视文本的审美分析,但克服了以文本为中心的局限,把批评的触角引入到了文化的现实政治层面(无疑,那种背弃文本的美学属性,只是叙述社会文化现象的所谓文学批评也应当终止).要求文学批评在面对文本的同时也应当对社会生活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或许也是一种冒险,正如约翰罗所说,“对于那些敢于批评的学者来说,批评通常意味着政治、经济、心理,乃至身体方面的冒险.”而这种冒险正是一个人文学者所必须的.冯友兰先生曾经引用过金岳霖先生的一段未刊稿,这段文字有这样的表述:“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其所以如此,因为道德、政治、反思的思想、知识都统一于一个哲学家之身;知识和德性在他身上统一而不可分.他的哲学需要他生活于其中;他自己以身载道.遵守他的哲学信念而生活,这是他的哲学组成部分.他要做的事就是修养自己,连续地、一贯地保持无私无我的纯粹经验,使他能够与宇宙合一.显然这个修养过程不能中断,因为一中断就意味着自我复萌,丧失他的宇宙.因此在认识上他永远摸索着,在实践上他永远行动着,或尝试着行动.这些都不能分开,所以在他身上存在着哲学家的合命题,这正是合命题一词的本义.他像苏格拉底,他的哲学不是用于打官腔的.他更不是尘封的陈腐的哲学家,关在书房里,坐在靠椅中,处于人生之外.对于他,哲学从来就不只是为人类认识摆设的观念模式,而是内在于他的行动的箴言体系;在极端的情况下,他的哲学简直可以说是他的传记.”这段话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实在是一种教诲.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