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歌》的悲剧美学倾向

点赞:7951 浏览:31777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11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读完张炜的新作《刺猬歌》,脑海中突然闪现出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威尔的一首诗,题目是《醒在蓝色的忧郁里》,这种联想让我觉得吃惊又熨帖.或许,我无法真正完全准确地理解和解释作者的本意,只是在走近它,体验它,感受它而已,但我隐约觉得,进入中年的张炜和十几年前那个血气方刚的“愤怒”的“抵抗者”之间,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愤怒的情绪和奔涌的思想依然强劲,但在那持续的对峙所导致的巨大的精神张力中间,我终于听见了一种痛楚的断裂,一声沉重的叹息.

这在过去是比较罕见的,张炜笔下从来就不缺少出走者、悲剧人物,但惨烈失败如廖麦者还是不多见,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张炜写作的某种跨越和嬗变的踪迹.从浸淫沉埋于莫名的忧郁,到最后血与火般的爆发和毁灭,《刺猬歌》像一曲悲歌,一首长诗,张炜原来的那种习惯的道德紧张感和灵魂自剖性,渐变成了一种悲剧的命运感,一个“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的不可能实现”(恩格斯语)之间的必然的悲剧冲突,生存还是毁灭?主人公犹豫和忧郁于两难之间.在这个光怪陆离和耐人寻味的传奇故事中,与其说张炜构造了我们时代的一个巨大的对抗主题,还不如说它展示了一种灵魂的状态,展示了张炜自己诗意的忧伤,他所热爱和虚构的大地――自然生存理想在叹息和痛楚中断裂的过程等正是这样一种写作情绪和灵魂状态,在整体上决定了这部作品“诗意而感伤”的美学倾向.

“蓝色”在《刺猬歌》中也许是一个无意识的设定,它符合梦想的颜色,也是故事发生地周围大海的颜色,是民间和大地的氤氲氛围,是主人公忧伤和无奈、浪漫而幻想的性格的折射等总之它就是一首诗的颜色,张炜早就意识到小说中人物的命运都是无法挽留的悲剧,为读者呈现出一幕触目惊心的生存景观.其实,这不是几个人的悲剧,而是一群人的悲剧,一群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而必然走向失败的人.从这个意义而言,《刺猬歌》在这个“中蛊的时代”有它独特的意义,有一种显著的精神性和心灵性的力量.因为张炜除了把人生融入野地,还把人生融入到历史和现实中来提炼,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品才会真正有诗,才会完成一种精神上的诗意和诗意的凭吊.

当然,我并不想孤立地看待张炜小说中的这种诗意,事实上,在叙事中的诗意不是产生于漂亮的修辞,也不是产生于人物的情绪性格,甚至不是产生于作品的主题,而是产生自人物的命运.只有命运才会产生出真正的诗意,因为悲剧和诗歌永远是最接近的.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小说的传统,《三国演义》是一首激越浩荡的历史之诗,《水浒传》是一首慷慨悲凉的英雄之诗,《红楼梦》是一首哀情缠绵的命运之诗,它们之所以有饱满的诗意,无不是因为小说深切地理解并且写出了人物的命运感.在当代的优秀的小说家那里,似乎也渐渐明白了这一点,在他们的小说中越来越执意地探寻和追求着命运的诗意,远的不说,近些年来有代表性的小说都是很好的例证:《檀香刑》因为对民族文化命运的悲情而戏剧性的描写,铸就了它气势磅礴的诗意;《长恨歌》因为对一个当代市民女性的古老命运逻辑的再现,而使之显出了优雅绵长的诗意;《许三观记》因为对一个底层人物命运的还原与哲学化的描写,而产生出朴素简洁而发人深省的悲剧性诗意等而《刺猬歌》,在我看来,可以说是因为对主人公抵抗时代的洪流而必然被裹卷和淹没的命运的描写,而充满了精神层面上的壮阔而浩荡的诗意,动荡和忧愤的悲情.事实上,追求诗意的写作也一直是张炜的自觉,正像他自己前不久在一个题为《时代,生活与创作》的报告中所说的,“我不是诗人,可是我永远忘不掉诗,永远忘不掉在散文和小说中把诗人的热情一点一点、不曾间断地释放出来.”①这种自觉的追求,使他作品中一直散发着浓郁的诗意,从芦青河飘荡的田园诗意开始,一直到《九月寓言》,他完成了一种浑然一体的大地哲学的诗意.在这生机盎然的小村里,有泥土的气息,奔跑的生灵,苍茫夜色中男女青年响彻天际的歌声,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生命、大地和九月共同歌唱的诗意画面.可以说,《九月寓言》的美学除了来自作家哲学观念的支持,同时也是源于一种艺术上的直觉,就像融入野地的生命呼吸,自然而顺畅,苍茫而天成,这几乎已成为不可模拟的奇迹.批评家郜元宝曾有过经典的评价:“从《古船》的沉重到《九月寓言》的解放,实质上是从意缔牢结的僵局走向本源之地的放达.《九月寓言》所表现的正是这种走出意识形态‘牢结’而返回民间大地的文学精神.”②也正是这种融入大地的文学精神一直让他的作品弥漫着诗意.

很显然,在大地所赋予的诗意这方面,《刺猬歌》也不例外.张炜试图在这部小说中重现他曾经的辉煌,返回他遗失多时的大地主题.与《九月寓言》相似,他在这里运用了存在主义哲学的理念,将“大地”和“神性”的形而上学的情境,同地方与民间的众多文化因素进行了非常自然的整合,使叙述语境有效地原始化了.这样,土地上的生灵便鲜活起来,事物有了普遍的灵性,就像老马尔克斯在他的《百年孤独》中所说的,“所有的事物都有生命,问题是如何唤起它的灵性.”在《刺猬歌》中,张炜就是通过最原始最古老的“天人合一”理念来唤回万物的灵性的,在这一点上,张炜甚至认为,这已不是外来哲学文化的观念驱动,而是本土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富有鬼魅和灵异色彩的齐文化的熏染――从秦汉时期的方士数术、谶纬神学的盛行,到黄老思想、道教神秘主义文化的传播,再到《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民间鬼魅文化、灵异叙事的集大成,都是例证(在5月份张炜来北师大演讲期间,他反复说到这一点).类似于原始的“泛神”或“唯灵”式思维,在《刺猬歌》中可谓随处可见,不但自然事物皆有灵性,甚至人与动物之间也失去了界限,女主人公美蒂就是刺猬精的孩子,她身上还留有细小的金灿灿的绒毛,恰好正是这样的女人变为绝色美人,成为廖麦一生的盛宴.结交野物是棘窝村的传统,当年的霍公在山地平原上过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所到之处总有白羊、狐狸、花鹿相依相伴,缠绵悱恻等霍公去世后,山中野物以泪洗面,还帮助管家除去了行恶的家丁.在这方面,张炜尽情将其笔墨放纵开,以铺排和刻意散漫的闲情,书写了人与野物之间的交往、爱慕和信任.

在万物狂欢的大地上,在虚幻缥缈的大海边,精灵附体,人为驱驰,徐福的故事在书写最新的续篇,东方仙境中的神秘气息在书页间弥漫.借助于齐文化和自然界万物,张炜呈现出自己所追寻的“山野精神”,也建构了一片诗意的天地,完成了“守护大地之梦”的一个精彩瞬间.在这里,不仅可以“与狼共舞”,还可以和刺猬同歌.这种诗意才是精神上的诗意,有着万物合一的大气和天人感应的仙气.显然,如果没有齐文化的底蕴和支撑,这种诗意在今天的语境中肯定会显得虚浮和夸诞,令人置疑,在全球化和技术化的时代,一切神秘之笔和灵异的自然文化想象,都已经裸露在空气中,而不是深深地扎根于地下.没有齐文化背景的氤氲和弥漫,这种神异化的描写就会显得缺少根基,而缺少感染和说服力.

从悲剧精神的原型看,《刺猬歌》无疑可以看出有西方文学的影响痕迹,廖麦和美蒂的性格和命运中可以说有强烈的西西弗斯式的内涵,他们一次次与强大的化身为“时代”力量的唐童一伙对抗,同以工业文明为外衣的破坏性力量对抗,但又一次次陷于更惨烈的失败,这种悲剧的原型似乎与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一脉相承.但如果我们把眼光移开,放到本土的传统文化精神与悲剧原型的背景上看,它们似乎又可以看作是本土的产物,这种悲剧式的精神与齐文化密切相关,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因为“齐地神话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于弥漫其中的那种鼓舞、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那是原始初民在同大自然恶劣环境作持久的斗争过程中所酝酿出的一种悲剧式的精神.”③在这样的背景上再看《刺猬歌》中的人物,便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海洋和风暴赋予他们以坚韧和百折不挠的性格.而且进而言之,蚩尤和刑天的神话,也同样使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作为对抗者的精神原型,看到性格力量的源泉.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潜在的精神原型激活了张炜内心隐秘的对抗.

如果联系起来看张炜的小说,他的悲剧意识也呈现了一个深化的过程,或者说变得愈益深沉和晦黯了,人物的命运感也比以前强烈了.从张炜自己的言谈中也不难看出这一点,他说:“一个艺术家在表达他的道德义愤时,会自然地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方式,而并非一定要全部金刚怒目不可.我今后的写作如果稍稍离开了这一基点,那也将一事无成.”④从这句话中,不经意可以看到张炜写作精神的一种变化:坚韧依然坚韧,但悲观的精神也逐渐显露出来.很明显,《刺猬歌》依然表达了他对时代的焦虑和义愤,在这一点上它与以前作品是一脉相承的,但人物本身的命运却有了变化.在《外省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鲈鱼”身上的旺盛活力,在某种程度上唤回几许希望;史珂也能在历经沧桑之后,也可谓找到内心的宁静.而《刺猬歌》中的廖麦和美蒂,则都以失败而告终――这在张炜充满精神探寻色彩的主题中、在他的精神型人物谱系的命运中是比较罕见的,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相比之下,美蒂的命运就更是悲剧,她有一半是自然的化身,确实她有更强的本源性的生命力量,但仅靠自然力量来对抗时代的“新概念”,也只有伤痕累累,最终失败.一身尖刺并不能持久地保护她自己,因为侵犯和垂涎危险无处不在,连自己所挚爱的人也不能完全理解她,当她为了当年的承诺坚强地活了下来时,“今夜生不如死含污垢,只为了生还我的郎”,但在廖麦心中却认为“她死了”.廖麦的所谓“愿二人成兄妹,从此不再做夫妻”实际上是宣判了他们至死不渝的爱情的结束.因为美貌,美蒂注定要受到外界的威胁和诱惑,因为固执,廖麦命定要和新概念生活分道扬镳.他是看到了“风的力量”的人,感受到了它的无处不在,所以万事万物很快就会坍塌,只能在“紫烟大垒”下艰难地喘息.

从相亲相爱到“隔世冤家”,就连廖麦和美蒂这对为爱痴狂的恋人,这对精神和肉体几乎完美交融的追梦人,也不能得到这个时代的稀有之物――真正的爱情.而那些凭借了物质力量的人就更不能够,唐童对美蒂的贪恋,尽管也包含了对“美”的垂涎与爱慕,但作为物质和“时代力量”的化身,作为传承了权力并且化身为时尚的一个邪恶符号,他所实现的是对爱的玷污,对美好事物的摧残.在对待这个人物的态度上,我们依稀可以看出张炜的某种变化,他对丑陋和暴力的态度不再是一种比较单向度的否定,而是试图结识出更复杂的时代逻辑的悖谬,在这个人物身上也不仅只有丑的一面――他并不显得虚伪和奸诈,而也有因为愚钝和粗鲁而显现出的可笑甚至可爱的一面.他和所有被时代挟裹的人一样,迷失在虚构的物质冲动与命运的烟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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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小说中的人物迷失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却能感觉到张炜的在场,感到他情绪的流动,因为,真正的“艺术之创造是艺术家由情绪的全人格中发现超越的真理真境,然后在艺术的神奇的形式中表现这种真实.不是追逐幻影,娱人耳目.”⑤他从一开始就清醒地意识到每个人的悲剧的普遍性,这使得《刺猬歌》接近于一种“蓝调”的悲剧叙述,因为“蓝”给人一种彻骨的凉意,一种纯粹的忧伤,而他自己则是“醒在蓝色的忧郁里”.当美蒂离去,廖麦独自面对轰鸣着逼近他的家园的推土机的时候,他不但要一个人抗拒这灭顶的历史性灾难,还要独自咀嚼“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凄苦滋味,《刺猬歌》可以说完成了它作为一首爱的挽歌、时代之悲歌的书写.

如果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看,可以看出张炜在《刺猬歌》中的“野心”,他或许想唤回《古船》中那黄钟大吕般的沉重和音响,渴望找回《九月寓言》中苍茫而寥廓的大地诗意,找回《丑形或浪漫》中的绚烂和诡奇的意境,但前半部分的笔法毕竟过于散淡甚至“散漫”了些,有平面化之嫌,最后小说才在激越的旋律中进入悲剧的冲突之境,产生出比较强烈的抒情意味,这多多少少增加了这部小说在阅读上的疲劳感,影响了叙述节奏上的冲击力与诱惑力.

注释

①.省略/bbs/dispbbs.aspboardid等于2&id等于41024

②郜元宝:《‘意识形态’与‘大地’的二元转化》,《社会科学》1994年第7期.

③王洲明、王培元:《齐文学艺术史》,第357页,齐鲁书社,1997年6月.

④孔范今等编:《张炜研究资料》,第42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5月.

⑤宗白华:《美学散步》,第2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