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文学的另类书写

中国知青文学,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无法中断的话题,正如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始终与中国革命和中国政治联姻一样,中国知青文学一开始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部分,这种命运决定了这种文学状态的政治意识形态特质,以及它与长期以来处于政治化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同一性.

这个话题并不因为历史的远去而被淡忘,相反,它在上世纪80年代的爆发,90年代的溃退,21世纪的复苏这种浅表的遮人耳目的认识背后,始终以一种灼人的地火般的姿态在潜行焚烧.变换着各种面貌,扭曲着种种身份,以各式各样的角度方式和话语,在文坛顽强地显示自身.这个创作主体,不管它已经更替了几代人,已然摆脱了初始的虚妄狂桀乌托邦语境,进入一种中年的惶惑困顿同时踌躇满志的自足.有一点可以断定,它已经从惨痛的人生波折中,顿悟并获得嘲笑自己同时嘲笑生活的资源：它已经从―个充满革命理想的红色接班人,成长为一个老谋深算但依然在憧憬着人类大同的孤独者.无论是那些有着知青经历的老牌知青作家梁晓声、张承志、史铁生、王安忆,还是比他们年轻得多没有多少知青阅历的何顿、韩东、刘醒龙等等,不管他们以何种截然不同的知青姿态和文本呈现于世,他们依然要共同面对一个依然横亘在历史面前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知青运动和几千万即将老去的知青人群.这些被欺凌被损害被侮辱的人们还活着,活得艰辛困顿茫然,在他们的脸上、心灵里,那场运动没有消失,历史也没有远去,它依然活生生地活在记忆中和现实中：那是一页翻不过去,沉重得无力翻动的历史.

在城市的穷街陋巷,在边远的依然荒凉的乡村,你依然可以毫不费力地辨认那些昔日懂憬但已经满目疮痍的老脸――知青脸,那些在坚实的岁月里让空洞侵蚀的脸.这些脸,在知青文学中,还没有被大面积的,真实且深刻地呈现着.这是知青文学从政治化走向人生化的一个契机.推动并决定知青文学命运的,正是这一群人,他们才是中国知青运动的活的证人,是那段历史活的写照,也是一场闹剧的真正结论.

这个结论从没有被堂皇地提起.总是晴晴雨雨,总是充满阴霾,总是欲说还体,总是半遮半掩.有时锣鼓喧天,忽而又寂静无声,常常有各种消息传来,总也是明明暗暗,暮色阑珊.最突出的是那套(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它的出世是壮丽的：“献给曾经是孩子的知青和知青一代的孩子”,它的号召是大声的：“让真实的历史在这里凝固为化石、碑林和铜鼎铭文.”它的邀请是坚定的：“请未来世纪的文明记住：太阳系这颗最壮丽的行星上,曾经有过怎样空前绝后的这一页历史.”它的决心是可敬的：“有心从虚饰中突围,深刻锲入人类精神的真实处境,从而获得一种广阔而深远的历史感与人类感.”它的拒绝自然也充满良知：“拒绝表述记忆的僵化、矫饰、轻浅和圆通,鼓励将记忆靠近良知的自我解剖与灵魂酷审.”也许是它的开场白和仪式过于隆重,也许它的命名太过于政治化同时民间化,也许它的对内容的宣言太过于强调青草味和气,太过于表明对真相和事实的钟爱,也许这一切所形成的质地粗糙以及人为的抚摸,令人想起了一些什么,也许它确实过于张扬地触动了什么神经,也许它把本该委婉、本该含蓄、本该曲折说出的话,一点儿也不圆通地嘶叫出来等也许是它有意远离文学而走近纪实,这种将文学虚构等同虚饰的偏见等等,最终将它在书架上的身影消隐.同时还有不好的消息传来.

编者岳建一与我相识多年,是我非常敬重的作家和编辑家,他对草报社会和知青人群的关注,其激愤与痴迷令他依然是一个“愤青”,2001年在北京,我的《中国知青部落》研讨会上,他孤独犀利的知青话语堪称一绝.在知青文化人中,这样的“愤青”不少,很有代表性.他们总想走在时代前沿,引领一些什么,但总是让潮流推挤到路边,依然无力撼动这个话题的忌讳.

60年代中,当我还是一个初中生时,我就非常钟情知青文学.1965年,我读到长篇小说《军队的女儿》和《边疆晓歌》,这两本书唤起一个14岁初中生生命的萌动,云南和新疆成为我魂牵梦萦的战场,成为我此后奔赴海南当知青的最早动力.这两本书和《反杜林论》在不同程度上,激励我在黎母山的原始森林中度过了六年半的时光.这些时光许是感动了上帝,恩赐给一个“黑帮”的儿子以工农兵学员的名义,而后在1977年走上大学讲坛,为“”后第一批大学生授课.课堂里坐满了和我年龄相仿或大许多的知青同伴,或是我上初中时读高中的同学.一场由于十年“”和知青运动造成的滑稽戏,在1977年的冬天,戏剧性地发生在我与知青朋友之间.好在那时年轻,不知世故,也便没什么压力,否则无地自容.这些现实后来都成为了小说情节.知青文学自然在这些方面显示了它的深刻性.从那时开始,我对知青文学从热爱进入研究,盖出于从一个知青而为大学教师的职责.

从80年代初,我发表第一篇知青文学论文《论知青小说》起,对知青文学的跟踪和追索,就成为我主要的研究方向.这种研究的直接效果,是促使我自己同时致力于知青文学创作,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这两种思维两个领域里,我试图自由地游走,以期寻找一种互为引证的圆通感觉.我企图努力缩短它们之间的距离,又期望以一种“间离”的状态,来维系这种距离：作家与评论家的对峙对视与换位,真的是一种绝好的感觉.这种感觉一直保持到现在,并成为一种学术研究和创作的原动力.

1988年,我出版了《中国当代知青文学》,对80年代的知青文学做了专题研究.此后又陆续地做了几个相关的课题,有了一些新的看法.特别是对知青后文学以及前知青文学文本的比照,从《醉人花丛》到《大树还小》到《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等等,我忽然觉得,主流的正统的知青文学的背后,潜行着一条非主流的超现实的知青文学发展线索――知青文学的另类书写,这是一种更为典型的中国叙事.知青后文学的历史命运,因其知青后的中国社会特质,而变幻着非主流的态势,这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文学姿态.它们各自代表了“中国叙事”的各种表述.

于是,我把前述书中80年代的知青文学论述,作为“中国叙事”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之略作修正补充,然后并入而成为今天这本《中国叙事：中国知青文学》.书中的章节,大多作为单篇论文,发表于《文学评论》、《新华文摘》等刊物.本课题研究是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本书的写作与出版得到广东省教育厅和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的资助,在此深表谢意.

本文系《中国叙事•,中国知青文学》之自序,该书由花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