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期刊的发刊词

点赞:30548 浏览:142309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18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文学期刊的“发刊词”虽然并不能代表实际文学事实,但它是对期刊的性质、宗旨、要求、规范的声明,“凡是一种报纸出世,必定有一种标明主义和趋向的话,叫发刊词”[1].“发刊词”更为直接地显示了文学期刊的操作规范和程序,对作家的创作起着更为直接和规范以及引导作用.因此,“发刊词”是透析当时文学生态及其变化的重要的历史文献.

一、自我形象与期刊定位

“发刊词”是确立自我形象的重要方式.这种自我形象不但影响着传播者“在决定如何组织和控制他的信息时”,“如何进行选择和制作”,[2]而且也是传播者寻求社会生存资源,并确认自身合法性的必要手段.只有自身定位与社会需求相一致,并取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传播者才能有足够的社会生存空间.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1949年后的文学期刊都迫不及待地对自我形象进行确认,绝大多数的文学期刊在发刊词中都一再强调、强化自身的机关刊物身份.由茅盾执笔的《人民文学》的发刊词中,开篇就是“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而耐人寻味的是在此篇发刊词的最后,茅盾把这句论述重新强调了一次.如果联系此时的文学格局,不难看出这种重复用心,既强调刊物对代表国家意志的全国文协章程的绝对服从,从而确认自身的合法地位,也是在强化自身作为最高级别的文学刊物的权威地位.


中国初期的文化规划与政治、经济建设是一体化的,实行充分的国有化是其根本的目标.得益于左翼和延安时期的文学建设经验,尤其是的文艺思想作为根本的指导政策的确立,中国的文学规划得以快速实施,私人出版机构和同仁刊物被逐步取消,全面的国有化使得国有体制之外的文学活动丧失了经济基础和政治合法地位.而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确立了以各级“文联”和“作协”作为推行党的文艺政策的领导机构,从而以自上而下的科层化管理把全国的文艺工作者纳入统一的文学机制当中.一切文学活动包括文学期刊的发行都被纳入政治意识形态的操控之中.机关刊物作为文学期刊最为合法的存在形式,一再强调其正统身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人民文学》作为最高级别的文学刊物,它对自身全国文协机关刊物身份的强调,就是以不可质疑的权威性来确立自身的示范性,也就为下一级别的文学刊物的创建树立了标本.许多地方性刊物也同样强调自身的期刊身份,如《山东文艺》的发刊词强调它是“作为山东文联筹委会的战斗号角而创刊了”;《上海戏剧》在发刊词中也表明自己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的机关刊物”.

那些没有明确表明其机关刊物身份的文学期刊,也在其发刊词当中以对党的文学规划积极认同姿态和为党的事业怎么写作的积极态度来确认自身的合法地位,这也是文学期刊对自我形象的间接确认.这些文学期刊都是以文学媒介的怎么写作相似度检测角色来迎合中国确立文化领导权的目的,从属于施拉姆所谓的“苏维埃或社会主义模式”.文学期刊的发刊词中包含了办刊的终极目的和对来稿的要求,也是对这种媒介模式的确证.茅盾在《人民文学》发刊词中提出全国文协的六大任务同样是《人民文学》办刊的最终指向.作为党的意志在文学领域的体现,六大任务也为《人民文学》确立了为国家政治怎么写作的最高目的.茅盾在“发刊词”中对文学工作者提出的四点要求,其终极要求就是“为建设新主义的文艺而奋斗”.《河北文艺》表示“它要为河北省人民的建设事业怎么写作;为河北省群众的文艺运动怎么写作等用文艺的方法,来发扬河北省广大人民在恢复和发展生产及各种建设中的新英雄主义,反映人民新的生活和新的思想;藉以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生产热情”.《山西文艺》希望“能够在伟大的革命发展中,在新主义的文化建设中起一点作用,并逐渐求得自己的充实与进步”.《川西文艺》表示“我们要在人民胜利的基础上,展开创作;我们要在人民事业的发展之中,加强创作!”《火花》则期待着“足以反映国家建设和山西人民在国家建设中所表现的沸腾的社会主义作品逐步出现!”《长江戏剧》则把“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怎么写作、为政治为生产怎么写作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作为自己的任务.从中央级别到地方级别的刊物,都自觉承担国家机构所担负的任务,即充分利用其作为媒介的特殊角色,以文学“守门人”和监察者的角色,进行文学创作的引导和规范,从而实现其政治宣传和教化的目的,也确认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隐形形象.《人民文学》以“等都欢迎来罢”的方式表达对符合规范的文学作品的认可;《火花》“欢迎那种新鲜独创的东西.欢迎那种对人民生活不做机械和片面的了解的东西”等其他文学期刊的发刊词都以相同的方式行使文学“守门人”的媒介角色.

机关刊物、媒介角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三种角色身份形象是统一的,其机关刊物的自我形象的定位,最终指向通过媒介角色行使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职能,是“针对个人进行体制规训与合法化生产的领地”,是“貌似温和却弥漫着神秘暴力的社会调控工具”.[3]

二、话语复制与办刊模式的趋同

1949年后的文学期刊发刊词存在着明显的话语复制现象,除了语言风格的差异,“发刊词”的内容都极其相似:概括政治形式、阐明期刊的宗旨与任务,提出文学创作要求等,而且,其间充斥领导人权威言论和时下最流行的政治语言.而且,“发刊词”所阐明的宗旨与任务以及对文学的要求,其最终的政治指向都是一致的,虽然,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撰写人的不同,表述形式上存在差异.除了内容复制外,这些发刊词都充斥着浓重的政治说教气味,都以党的文艺政策的代言人自居.“发刊词”的话语趋同现象也是办刊模式重叠的直接反映.

从文学创作要求的角度,基本可以概括出建国初期文学期刊“发刊词”中的几点内容:

1、文学体裁与形式.“诗歌、小说、剧本、报道、杂文;外国文学、民间文学、儿童文学.

2、文学作品的内容:反映新主义革命历史的;反映新中国建设和发展进程的;描写新的英雄人物的;反映人民新生活和新思想的.

3、作品要求:为工农兵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易于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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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直接目的: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教育人民群众.

5、作者来源:在依赖老作家的同时,积极培育文学新人尤其是工农兵群众作家.

“一般说来,‘’一级的(中国文联、作协的刊物)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次一等的是省和直辖市的刊物,依此类推.后者往往是‘’一级的回声,做出的回应.重要问题的提出,结论的形成,由前者承担.”[4]低等级的刊物基本参照上一级的文学刊物的办刊模式,因此,“发刊词”的话语复制也就在所难免.这种高度一致性的办刊倾向,与“苏维埃和社会主义模式”的媒介体系有关,在这种体系中的媒介任务与社会政治任务高度一致,强权统治必然导致刊物被统一化.中国对文化进行全面控制,逐步把传播体系纳入国有,文学期刊只存在机关刊物这一唯一合法的形式,文学期刊的根本职责体现为作为党的“喉舌”存在,其根本的办刊任务和办刊思路也被约束在极其狭窄而又极其确定的范围.同时,党对文化的领导采取的是科层化的管理方式,国家文联、作协到省市各地的文联、作协和各级党的文化官员把作家、刊物纳入层层管理机制中,纵向的管理模式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也造成了文学期刊的等级制以及文学期刊的层层复制.

发刊词的话语趋同现象也实践了大众传播所具有的“议题设置”功能,“大众媒介只要对一些问题注意,对其他问题忽视,就可影响公众舆论.人们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介注意的那些问题,并采用其给各个问题确定的优先顺序”.[5]文学期刊发刊词的话语的重复阐释使党的文艺政策成为唯一议题,并不断得到强化,从而对作家和读者的创作和阅读倾向变得单一化,并以一种无意识取得对党的文化领导权的认可和追随.符合文艺政策的文学创作规范在不断的重复中成为强势的话语垄断,成为作家不可质疑的创作规则.当各种刊物都是一种声音的时候,作家已经丧失了选择的可能性,只有按照此种规范创作才有发表的机会.期刊一体化和国家统管状态,使刊物都没有自己的特色,雷同的办刊模式也不可能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文学期刊的自身特色也会被视为越级、不遵守政治规范的表现,如《探求者》、《星星》等期刊的命运.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文学期刊的单一化以及文学生态的失衡.因此,“发刊词”的话语复制现象,不过是强制推行一种意识形态观念,并以垄断性的重复掩盖其话语霸权性质,并酿成一种天然的合法性的检测象.

三、文艺政策的风向标

随着文艺政策和政治氛围的变化,1949年后的文学期刊发刊词也会在一定的限度内发生变化.根据发刊词的内容可以窥见某一段时间的文学生存环境,以及最新的文艺政策的动向.“那一时代新创办人文、学术和文艺刊物,在发刊词上,都无一例外地要写上最流行的政治语言,以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6]“发刊词”成为对文艺政策的转述和阐释.另一方面,50年代的文学环境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在政治氛围较为融洽、形式缓和的时候,文学期刊的发刊词一般比较轻松,更多地强调文学的内在要求;相反,在阶级斗争比较激烈,形式紧张的年份,“发刊词”都较为谨慎,表现出积极配合政治斗争,严格遵循党的文艺政策的政治态度,以配合党的文学运动.这种话语方式的变化也是文学生态环境恶劣与宽松的体现.

以下是不同年份文学期刊发刊词的部分内容,其中的变化是了解当时最新的文艺政策及其风向变幻的一个窗口:

例如,在中国人民政协开幕词里讲到:“随着经济建设的的到来,不可避免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七月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这个胜利的团结的大会,表明了实践文艺方针的决心:文艺要为工农兵怎么写作.并且一致认为:普及仍是第一(不要忘记农村),在普及的基础上求得创作质量及文艺运动的逐步提高.(《河北文艺》,1949年11月)

我们一定也尽力使文字通俗化,大众化,以至争取做到通过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朗诵,也可使不能阅读的工农兵大众听得懂.(《山东文艺》1950年6月)

事实证明,我们的文学艺术必须善于表现生活的矛盾和冲突,必须要严肃地反映新旧思想的斗争,没有矛盾和冲突,就不可能创造出典型任务的性格;没有新旧思想的斗争,文学艺术作品就会平庸、乏味.(《江苏文艺》,1953年1月)

胡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其实,他的这种“理论”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等胡风尽管爱玩弄些革命导师的词句,但是,他的“理论”的基本精神确是反人民的.同是腐朽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一种变形物.(《民间文学》,1955年4月)

而为了使文化科学事业得到真正的繁荣,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来.《新港》作为一个文学刊物,正是在这个英明方针下诞生的.(《新港》,1956年7月)

要办好这样一个刊物,重要的是认真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等一定为文艺的繁荣扫除一切清规戒律和各种人为的阻碍,推动一切积极要素为文艺的繁荣进行努力.(《北方》,1956年10月)

善于歌颂,勇于批评,这是我们创办这个刊物的主要目标之一.“死样活气”的八股文章,不被读者所欢迎,不容说的了.(《东海》,1956年10月)

还必须看到在戏剧工作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没有结束,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及其文学艺术思想,或多或少地残存在人们的头脑中,因之,尚需与之斗争,进行反复的批判,刊物理论工作必须要承担起这一战斗任务.(《长江戏剧》,1959年6月)

1949年、50年代初期和1956年是文学期刊创刊的两个高峰期,从它们的“发刊词”的重心和话语风格的区别能明显觉察出文学环境的紧张与宽松.建国之初的文学期刊,其发刊词基本以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第一次文代会的会议精神作为指导思想,普及与提高、为工农兵怎么写作等文艺政策成为发刊词的话语中心.而1956年文艺政策的宽松在发刊词中就表现为,要求清除清规戒律,强调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为发刊词中频率最高的主导性话语.1956年创刊的文学期刊的刊名也大多不再采用《××文艺》、《××文学》,而是采用《萌芽》、《新港》、《火花》、《北方》、《东海》等富有文学性的刊名,这同样反映了1956年文学期刊发生的变化,这至少从形式上打破了原来文学期刊之间的地域分割,淡化了文学期刊以行政区划命名所带来的政治色彩.而事实上,1956年中国作协多次召开有关文学期刊的会议,11月21日到12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有47个编辑部的代表参加的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的问题,是文学期刊如何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大胆放手地实行这一方针,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不同观点的文章,敢于发表不同风格、不同题材、不同形式的作品”.并且特别提出,尖锐地批评生活中的缺点的文章,“只要不是恶意的诽谤,就应该发表”――这是会议的普遍看法.围绕这一中心问题,会上提出了几项令人耳目一新的主张,一是主张从第二年1月开始,取消“机关刊物”这个头衔,各刊物之间,去掉那种不成文的指导或领导的关系,而平等地展开竞赛.二是刊物应有独创性,有自己的特点.三是刊物的企业化管理和经费实行“定期自给”,这是为了促进自由竞赛,提高刊物质量.[7]因此,发刊词的内容作为最新的文艺政策的转述和再阐释,并把它作为办刊的指导思想,也就会在具体的办刊过程中把它由潜在的“文学事实”变成真正的文学事实.透过“发刊词”,可以也能预测到当时的文学创作情况.因此,“发刊词”也是文学史的书写者之一.

由于50年代党的文艺政策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形势也时紧时松,在文学批判运动的间歇期创刊的文学期刊面临的压力相对小一些,其“发刊词”风格也就轻松活泼一些,比如1956年到1957年期间.1957年3月创刊的《漓江》的发刊词是以诗歌的形式写成的,“刊物是苗圃,也是花园”,“刊物本身也是一朵花”,“每个花园应有它自己的特色”,“在花园里培植的总说是‘花’,这是共通的;在花园里要有各种各样的花,这是不同的.”同样是同一时间创刊的《绿洲》的发刊词,也用诗化的语言,具有抒情散文般意境.“这里有绿树,这里有绿茵.率涛,率浪,像开拓者一样坚忍不拔的绿色的生命.《绿洲》,正是绿色生命的一幅投影,强烈展现进取精神的一块领地.”这都是用抒情的文学话语阐明刊物的宗旨和要求,其中虽然也包含了对当时文艺政策的阐释,但话语方式是轻松的,透露出文学工作者的信心和喜悦,也预示着文学进入一种“常态”.相反,1954―1955年频繁的批判运动造就了形势的紧张,在这期间创刊的文学期刊就显得小心翼翼,其话语局限在党的政策范围内,而不敢有自己的主张,而且在“发刊词”中也追随形势,对被批判对象进行批判以表明自己的立场.1955年4月创刊的《民间文学》就在发刊词中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对胡风进行批判:胡风在文艺思想上,向来是瞧不起祖国伟大的古典作品和人民口头创作的.等这些“理论”,实质上就是否定过去人民的创造力,就是抹煞他们的进步意识和艺术成就.对于具体的作用就是堵塞我们作家宝贵的艺术富源,要割断现在人民文化和历史人民进步传统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要使具体的文化、艺术脱离人民和贫乏化.因此,“发刊词”是文学环境的一面镜子,其话语方式的变化,是文艺政策的风向标,也是文学生存环境优劣的指示灯.

“发刊词”作为一种历史文献的重要价值,包含了创刊时期最流行的文艺政策,也反映了当时文学生存环境以及文学期刊操作模式的大致情况.而其话语方式背后包含的深层含义,也是透析当时文学操作规范的一个途径.“发刊词”本身也参与了文学生产的历史,也构成了还原建国初期文学场景的一个侧影,成为后人进入文学史的途径之一.

[1]玄庐:星期评论发刊词[M]∥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第24页.

[2][5][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M],祝建华武伟译,上海译文出社1997年,第54页.

[3]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 键 词》[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773页.

[4]洪子诚:《问题与方法》[M],三联书店2002年,第208页.

[6]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M],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86页.

[7]洪子诚:《百花时代》[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