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美国的26年

秋日的普林斯顿大学校园妩媚多姿,爬满常青藤的琼斯楼,因为有爱因斯坦的研究所和胡适做过馆长的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塔.周质平谈起自己“生在上海,长在台湾,老在美国”的大半生,使话题自然过渡到生于上海,学于美国,老于台湾的胡适.

姜：您著有《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译有《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等书,使读者清楚看到了胡适与韦莲司之间的爱情是毋庸置疑的.韦莲司是虔诚的清教徒,胡适也是很传统的中国学者,这段情缘既奔放又节制,但表现方式又有所不同,您认为从中反映出了怎样的中西文化心理?

周：胡适是把婚姻与爱情分开来看的.从胡适的角度来讲,他之所以决定与江冬秀结婚,主要还是一个孝道的问题.他觉得自己不能和江冬秀结婚的话,他最不能面对的倒不是江冬秀,而是他的母亲,也就是让他母亲怎么和江冬秀交待.他曾在信里说到,他其实不忍伤母亲的心.毫无疑问,胡适是中国传统孝道下的一个牺牲.他对传统孝道的很多批判其实在他内心深处,是说给他的母亲听,也是说给自己听的.就像他写的《我的儿子》那首诗,“比如树上开花,开落自然结果.那果便是你,那树便是我.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将来你长大时,这是我期待于你的,我要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在里,父母跟子女之间并没有一种恩义的关系在里头,他这些话更像是说给他已经死了的母亲听的.

很多人在讲胡适的婚外关系的时候,都不免从一个道德的角度来判断,这是一种很廉价的判断.胡适难能可贵的地方是他始终没有抛弃江冬秀,有的人会替胡适抱不平,觉得胡适好像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成了旧礼教的牺牲品,这自然有它的逻辑,但同时我们也别忘了胡适的清望,一种道德上的形象,正是旧礼教促成的,正是在那样的旧礼教下,他才成了一个几乎像圣人一样的形象.如果胡适有立功、立言、立德的三不朽的话,倡导白话文是他立功的部分；他的哲学史、文学史是立言的部分；在立德的这一方面,其实是江冬秀帮了大忙的.所以,我觉得一方面胡适固然是受害,另一方面在受害的过程中他也同时受益.由爱情方面讲,他后来在美国其实是很寂寞的,除了韦莲司之外,他还有其他的女友,像哈德曼,罗维茨,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不认为这是道德有损,值得批评的.

从韦莲司的角度,我认为也不必看成她是为了胡适一辈子不嫁,牺牲了自己.实际上,对韦莲司来讲,自从她认识胡适以后,其他人都变得索然无味.在看过这么精彩的一个人之后,其他的人再也引不起她的兴趣了.当然,在两个人的关系里面,我觉得韦莲司有她更不容易的地方.我从头到尾看了她给胡适的所有信件,里面没有一句抱怨的话.中国人常常会把一个爱情故事的悲喜分野看在是否终成眷属上,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只要不成眷属,就认为没有爱情的可能,而韦莲司完全不这么看,她最了不起的地方恰恰在于虽不成眷属而仍能一往情深.我觉得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

姜：作为一个不凡的西方知识女性,韦莲司以她独特的方式出现在胡适的一生,对他的个性成长、思想成熟乃至后期的文化观念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您认为她对胡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周：胡适在美的女朋友不少,能够在知识上有帮助的只有韦莲司,其他的都远远不及.韦莲司对胡适的影响,主要是在早期,也就是胡适刚到康奈尔大学的时候,她曾经介绍胡适看很多西方著作,对他有一种知识上的启发,其中最大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呢?结识韦莲司之前,胡适一直觉得妇女解放的目标是应该把女子塑造成所谓的贤妻良母.结识了韦莲司之后,他发现妇女解放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做独立自主的个人.我觉得韦莲司对胡适的这个影响是不能低估的.胡适后来回国提倡“易卜生主义”,就有很多韦莲司的影子在里头.当然在那个时候,中国妇女想要做易卜生《玩偶之家》里面的娜拉,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中国现代女性里有很多娜拉,丁玲可以说是个娜拉,还有胡适的表妹曹佩声,她们都想走出家庭,做胡适“易卜生主义”的忠实信徒,可是结局并不是想象中的美好.

在胡适离开康奈尔大学之后,他的知识结构已经远远超过了韦莲司,二人之间的影响就完全倒过来了,并发展成非常深厚的友谊.从来往书信就可以看出,他们早期主要谈一些知识性的问题,文化、政治、宗教,等等,后来只是谈一些生活上的琐事,但仍可以看出,胡适有很多重大的事情要做决定时,总要去听取韦莲司的意见.其中之一就是1938年胡适将要出任驻美大使的时候.关于要不要做美国大使,他曾写了封信给韦莲司.韦莲司给予了他大大的鼓励,说他是个有外交才能的人,他这样的人才不应该只属于中国,应该属于全世界.我想胡适出任大使是听从了韦莲司的意见的.胡适做大使四年期间与韦莲司有不少书信,信件都是由我第一次把它整理发表出来,韦莲司的信件多年来一直藏在台北的胡适纪念馆,包括她后来寄给江冬秀的书信.

姜：胡适在刚刚赴美时曾一度对基督教发生兴趣,在费城度检测的一晚甚至短暂认信了基督,后来又放弃了,他一直在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来打量西方文化,比如认为基督的不争与老子的无为、墨子的兼爱、非攻,是一个道理,这是否可视为其后来在美宣讲中国文化的立足点?胡适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认为胡适在美国宣传中国文化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周：胡适基本上是个无神论者,一直到老都说自己是个无神论者.美国有个叫Wesleyan的大学,1939年要授予胡适荣誉博士学位,可是因为那是个教会学校,他拒绝了；1940年再次邀请,胡适才接受.胡适年轻时几乎成了基督徒的经历,后来回想起来是很不愉快的.在留学日记里也说自己的感情被戏弄,因为那些现场讲道、证道的方式,在他看来是一种非常煽情的过程.在跟韦莲司的很多通信中,他还以一种嘲讽的态度谈论基督徒的忏悔行为.后来胡适到美国来讲中国文化,并没有一种过分要比附西方文化的意思,这里有几点可以提出来讨论：

第一,他常讲中国人的“三不朽”,几次用英文发表中国人思想上的不朽概念.在里,如果说中国人在宗教上没有西方这么强的话,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不朽的概念,而是说不需要通过西方这种宗教的方式来达成.后来他发表《社会的不朽》,副题就是“我的宗教”,指出相对于那些天堂地狱的观念,我们有求得不朽的更理性的方式,而且更容易理解,而不是透过死后天堂这样一种概念来达成的,这一点在中国文化里面很重要也是很值得骄傲的地方.另外,胡适有一篇英文文章,很少有人提到,他讲到中国自然法的问题.从西方人看来大概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中国的皇权,在西方有所谓国家和教会的二分制度,但在中国,只有国家没有教会,那么,对皇帝的权力有没有任何制衡与约束呢?胡适认为有,中国人对经典,譬如对四书、孝经的崇尚,已经到了一个自然法的地步,一个无论怎样的皇帝,他不敢违反圣人的话.如果有一个臣子,父母死了,要丁忧回乡,大概皇帝不能说不让他回去.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经典的地位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可以约束皇权的力量.我觉得这是胡适很有创意的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解释,而且在这一点上他也是觉得很值得骄傲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曾经提到,我们现在既不讲宗教,也不讲美学,新文化到底要枯槁到什么程度?他们其实也是很有意识地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胡适几次提到不朽和自然法这样的问题.

在胡适早期博士论文里面大概还有那么一点比附西方文化的影子,比如说认为西方的哲学史是从方法论开始的,所以他也要从方法论方面着手讲中国有中国的方法论,但是到后来他就渐渐地把中国的思想史独立看待了.在海外讲中国文化的人不少,但多多少少都带些民族主义的色彩,我觉得胡适比较能够把这两个问题分开,不是说他完全没有,在他的英文跟中文著作里,在讲同一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在中文语境里是个缺点,而到了英文语境里面却成了一个优点.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他讲中国的三百年来的女作家.在中文语境里他对这个现象的分析是非常苛刻的,说中国明清两朝出了不少女诗人、女词人,实际上还是突出了男人把女人当作玩偶的一面,只不过这个玩偶又有了新的技艺,居然还会做点诗词,这是了不得的,这和妇女地位的提高不相干；但在英文著作里面,同样讲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非常赞扬的.你不能说他完全没有民族主义的成分,但这个成分与他人相比,毕竟是很有节制的,尤其是在他那篇《我们对于近代西洋文明的态度》的英文讲稿里面,他对西洋文明的赞扬是很热烈的.在讲到这个问题时,胡适的一个基本取向是要打破中国所谓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二分法.在中国人认为,西方是物质文明,中国是精神文明,接下来就是精神文明高于物质文明,那么胡适的基本态度是不能把贫穷落后说成是精神文明.贫穷落后只是贫穷落后,里面往往没有精神,越贫穷的人往往越容易变成物质的奴隶,在这个问题上,胡适的民族主义情绪是非常淡薄的,甚至于没有.当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访问时,胡适给韦莲司写信说道,我是不会像泰戈尔那样,在洋人面前赞扬印度人的精神文明的,我决不走这条路.1927年,他给导师杜威写过的一封信里,也表示在这一问题上,他比西方人更西方.所以,我觉得胡适是比较有意识地分开谈论自己祖国的文化和民族主义的,尽管有时也很难完全剥离,在胡适那里,两种情绪都有,但相对来讲还是持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他始终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处理上述问题的.

姜：胡适是一个兼济多重角色的学者,在美期间的社会活动最主要是演讲,在美国影响很大.

周：我在《胡适未刊英文遗稿》里把能收集到的胡适演讲稿都收集来了,大概占百分之九十,有六十多篇,这个量是很惊人的.我做了中文摘 要,但还没有全部翻译.胡适在1938年―1942年做驻美大使期间的演讲是很重要的,有关中国文化历史的文章有几篇,从中可以看出胡适对抗日的贡献非常大.譬如,1941年在《中国的历史基础》这篇演讲中,他是那样苦心孤诣地要把中国的政体在洋人面前描画成是一种,目的是让美国人对中国多一些支持.他讲到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种种的基础在里面,比如科举制度、言官制度,至少在表面上,各个朝代都鼓励官员向皇帝进谏,比如魏徵在向唐太宗进言的时候,由于唐太宗喜欢玩鸟,就只好把鸟闷死在袖子里头了.这些无非是为了说明,中国最高的皇权对反对的意见是有一定的容忍的.他讲到的几点,我觉得真的是用心良苦,在1940年前后这样一个风雨飘摇,受日本欺凌的时候,胡适在美国拼命地讲中国文化的优长,尽管他在国内曾经那样地批评中国文化,到了海外却尽一切可能说中国绝对是属于制度的.后来美国的舆论,从珍珠港事变后,完全倒向中国,与胡适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在外交战场上胡适的作用是很大的.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在1949年以后的演讲,实际上,在1949年以前,胡适一直希望中国能有一个两党的政治,没有正面公开批评过,可是1949年以后,尤其是在1957以后,他的演讲针对人权和问题,有过很直接的批评.实际上,胡适所强调的自由和尊严是凡人都要的.

姜：胡适在美国学习、工作、生活了26年,您认为关于胡适在美国这段时间的研究是否还存在空白?

周：虽然国内近年来出了很多的胡适研究著作,以及有关胡适的传记,但关于胡适在美国这一时段的研究还存在很多的空白.胡适在美时期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段落：1911年―1917年,是他在美国求学的7年,因为有留学日记和我后来整理的他与韦莲司的书信,我们对他这一段的生活可以比较完整地了解；1926―1927年,他第二次回来共待了5个月.1927年,在胡适思想转变上是关键的一年,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关键的一年,比如北伐的成功等.胡适这时在美国的一些演讲,学者用的还不是很多；1933年胡适来美有几次演讲,包括在芝加哥大学的讲学,期间比较短；1938年―1942年,是他做大使的四年,需要很多政府的档案支持,做的人也还不少,但这一时段的研究需要相当外交史的训练,比较难做.这期间胡适的档案发表得不少,包括电文,国内发了一部分,四五年前台北又发布了一部分.胡适大使卸任以后的1942年―1946年,由于材料比较有限,写的人很少.这四年胡适住在纽约曼哈顿区东81街104号.1949年―1958年,他也住在这里.这十二三年的时间,胡适到底是怎么生活的?由于胡适在美国的材料都是英文的,国内的学者在处理英文材料上有一定的难度,使这些年的胡适在他的传记里面呈现得还远远不够.1949年至1958年这7年应该算是迄今为止对胡适在美国26年生活中研究最大的空白点.我把能收集到的胡适信件,尽量都做了处理,大略知道些他的状况,甚至他每年的收入所得,但做得还很不细致.看了这些材料,你就会觉得,胡适其实是非常清苦的,没有像传说的那样得到了国民党的资助,把他说成是御用文人也是冤枉的.胡适是一个非常独立自主而又清高的知识分子.

姜：2008年您的《胡适的情缘与晚境》出版,请问在史料方面有哪些新突破?

周：前面都是旧的,后面有不少新材料,包括最后的一封信.其中罗维茨的信都收在杜威的书信集里面,没有人用过,后来我都把它整理出来.关于她与胡适的一段情,是余英时先生先在胡适的日记里面发现有一些蛛丝马迹,然后我在杜威书信里找,得到印证,然后翻译出来了.1949年以后的胡适书信许多是第一次发表出来.最近,美国有所大学要给我寄来新的胡适信件,据说还包括江冬秀的日记,我正在等.

姜：回顾90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关于汉字的存废问题,以及胡适关于“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提法,您有什么新鲜的感受?

周：我认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在所有改革议题里面,最激进、最草率、最不负责任,同时又最受到党和国家赞扬的一项改革,就是关于语文方面的改革.语文改革从晚清就开始了,1892年卢戆章提出切音拼字,后来王照制定了文字拼音方案.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里有一种狂热的学世界语的倾向.世界语是荷兰人柴门霍夫提出的一种人造语言,叫Esperanto,中国知识分子很为之颠倒疯狂了一阵子,包括蔡元培、鲁迅、钱玄同、陈独秀,他们个个都认为应该废汉字,以世界语代替汉字,我把20世纪20年代学世界语的这个热潮叫做“春梦”.“事如春梦了无痕”,这实际上是一个语言上的乌托邦.其中受这一语言乌托邦影响最大,乃至致死都认为Esperanto会成为世界语的人是巴金.1987年,巴金到瑞典参加世界语大会成立百年庆典,回来后说,相信世界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种人类共同的语言.现在我们再来看巴金的态度,其实是很幼稚的.1930年代,鲁迅、瞿秋白、胡愈之都极力主张推行所谓拉丁化,当时还有南拉和北拉之分.鲁迅曾经说,“方块汉字真是策的利器”,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且介亭杂文关于新文字――答问》）瞿秋白认为“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瞿秋白文集》二卷,六九○页）1949年以后,在《瞿秋白全集》的前面写过一篇文章,赞扬瞿秋白这样先进的知识分子.1951年,讲中国文字要走世界文字拼音的方向.有了这样的人物在先,所有对中国文字负面的言论都没有受到过任何批评.然而,我们今天反观这一问题,会发现汉字不但没亡,反而比百年前强盛得多了.至少应该回过头来批评一下这些人的观点.“五四”时候的知识分子常常有一个因果倒置的看法,好像要救中国,就必须从改革汉字入手,其实应该倒过来,汉字有赖于中国的复兴,是中国救汉字,而不是什么以汉字改革来救中国.现在汉语在美国仅次于西班牙语,当然,我们也不能有一种冲昏头脑的看法,认为中文马上就会成为世界第三大语言,可是它的地位的确是在提高,事实上,是中国的地位在提高,不是汉字汉语的地位在提高.关于语文改革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改革的方案一开始是非常激进的,完全低估了汉字的实力、稳定性,和中国语言环境的必然性,中文这样所谓单音节有声调的语言,只能采用汉字,汉字有不可取代的功能在里面,它可以解决同音字的问题,方言之间互相不能沟通的问题.这些在现在看来是常识,在当时好像没有被那些知识分子们意识到.我写过一篇《为汉字说句公道话》的文章,是强调汉字没害中国,很多人说汉字落后,最主要的一个罪证就是进不了电脑,这个说法也是倒果为因,是电脑不够进步,没有能力处理汉字,而不是汉字不够进步.改进电脑比改进汉字容易多了.汉字是个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经过了多少亿万人的使用,而电脑只是个科技的问题.用黑格尔的话讲,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汉字是一种不同的书写方式,是汉语最好的搭配,它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为什么在广袤的土地里,在众多的人口里,在庞杂的方言里,最后出现了这样一个书写系统?是因为只有这样一个书写系统可以为方言、为众多的人口怎么写作,而其他的书写系统不能为这样庞杂的广大的人口怎么写作.

关于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觉得很少有人认真地分析一下.首先,“国语的文学”的意思是指它不是方言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精义是说国语是有相当书面的成分的,是文学的,而不是日常生活里面的国语,不是“引车卖浆者流”或北京痞子说的话,是可以入文学作品里头典雅的国语.从1895年到1920年,白话文经过25年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逐步书面化的过程.我们先看陈独秀办的《安徽俗话报》,胡适办的《竞业旬报》中他们早年的文章,还有秋瑾的一些演讲,再来看看《新青年》上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就会清楚地发现,至少陈胡二人的书写是从极端的口语慢慢走向书面的,到了《新青年》时期就非常书面化了,不是那么口语化的.白话文的书面化而不是口语化,正是白话文能够在短期之内取代文言文的一个重要原因,它打破了白话与文言之间断层的现象.所谓“引车卖浆者流”这样的担忧也都解决了,这让人看到,白话并不是那么不堪入文的,也是非常典雅的文字.90年过去后,我们可以印证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句口号指出来的是个正确的方向,虽然胡适自己有时候也会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他看了鲁迅的《阿Q正传》,曾说要是鲁迅当时用绍兴话来写,不知要增加多少生气,我觉得这话是不负责任的,《阿Q正传》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著作,正是因为鲁迅没有用绍兴话写,而是用官话国语写的.也曾经有人对此不以为然,比如非要用苏州话来写《海上花列传》,现在还有谁能看得懂呢?结果张爱玲将之翻译成国语还不够,还要再翻译成英文,这些都足以证明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确实指出了中国语文发展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