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文化的汉语语言

太多的定义,已经让“文化”这一术语呈现出高度夸张的姿态和动作.其实,我看文化不过就是在本体上附着的修饰,而修饰则来自民族心理、智慧、习俗的表达,表达之中涵化积极与消极、正面与负面、美丽与丑陋.文化是一种相对存在,被文化了的汉语则是相对被修饰了的汉语.

在中国的土地上还真是有不少种类的语言,有汉语、突厥语、藏语、苗瑶语、侗台语、突厥语、高山语、朝鲜语、仡佬语等等.各种语言还有不少的方言,如汉语有湘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赣方言等等；突厥语有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塔塔尔语、图佤语等等；瑶语有勉金方言、标交方言、藻敏方言等等.各种方言以外还有各样的土语,如苗语有黔东南部土语、麻山西部土语、惠水中部土语等等；瑶语有标曼土语、金门土语、交公敏土语等等.这些语言、方言、土语各自和一方人群、一方水土融合,又都与汉语并存.听到各样的语言、方言,遇见各样的人群、民族,不由你不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历史以及凝聚其中的民族心灵、时代精神和情感智慧.

作为语言符号,汉语的字或词在言语行为中表现出两种取向：本体意义和文化意义.以“红”为例.它的本体意义是：一种颜色,像火或者血的颜色.这个意义首先来自人群的视觉生理反应,是对客体的描写.如：“红纸”、“红土”、“红霞”、“红汞”、“红枣”.而它的文化意义则包括：喜庆、利润、得宠、胜利、正义等等.这是主体在直观基础上的修饰,包含了想象、理性、审美等等要素.如：“满堂红”、“红人”、“红军”、“红利”、“红娘”、“红领巾”.然而,前者仍然可以在语境中选择文化意义取向.

被文化了的汉语最容易让我联想到陶器的纹样.它由写实到写意,由具象到抽象,由多样到规约.保留了本体的形式,却包容、承载了民族共同体的表达.而这种表达完全不以逻辑、概念、推衍等等为基础,它是民族集体的自由想象和直观感受.这是民族童年心灵的表达,比方,压叠的直线是对鱼的描写,螺旋形的曲线是对鸟的描写,波浪形和垂幛形的曲线是对蛙的描写.汉语也是这样的,“红”描写兴奋,如“红红的玫瑰”；“龙”描写中华民族,如“龙的传人”；“宇”描写风度,如“器宇闲泰”.

汉语的每一个结构层面的每一个要素都可以获得文化的状态,包括语音、语词、句读、语义.即便是电脑型号名称,也是可以被文化的,如“286”描写“反应迟钝的人”.汉语被文化的渊源则应该追溯到先秦,即中国古代社会激变的时代.然而,巅峰状态则来自《诗经》,汉语从此开始由记事、描写流变为想象、抒情,并渐入圆熟.民族的文化意味深入到汉语的每一个元素.那么,汉语中的元素,比如“词”便不再是它的本体自在,而是被附着了外在,从而经历了自在外化和外在内化的过程.外化与内化的关系一经确立,便成为文化的颗粒要素而贮存于语言之中.以《诗经桃夭》可见：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此后的诗文,常见以桃花、柳叶、梨花、樱花、杏花等等描写少女娇艳、可人.还有“丰熟如桃”、“樱桃小口”、“梨花带雨”、“杏脸桃腮”、“柳腰娇柔”等等,追索其滥觞,或许都在于“桃夭”.

如同汉语中的字和词,汉语的句法结构也经历了被文化的过程,表现出结构关系上的双重取向：本体结构和文化结构.本体结构如：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庄子内篇逍遥游》）

广武君策不用.（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

环滁皆山也.（欧阳修,《醉翁亭记》）

而句法的文化结构则有另外一番情景.从前,一直在关注以西方话语为中心的语言学.最近两年阅读古汉语及汉语语言学著作,特别地注意到句读的问题.直观的印象：其一,古汉语没有语句的标记；其二,西方的语言学术语“语句”似乎不能够用来描写汉语的语句.

在古汉语句法研究中有一个术语,即“句读”.文辞语意已尽处为句,语意未尽处为读.申小龙将传统句法归结为“句读本位、逻辑铺排、意尽为界”.他指出：[1]

等汉语分析,尤其是古汉语的分析,应该将音句之读与义句之读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实地把握汉语句法的脉理,使之贴近汉族人交际的实际语感.

在文化的渗透、雕饰之下,一个句读之内有一个、两个或多个单元,这些单元在空间上平面铺展开去.句读之内的单元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链接,形成一个整体.不禁想到“庭院深深深几许”.单元的构架、体制、风貌犹如中国秦以来的建筑,以群体建筑为特征.语言结构在汉民族智慧的宰制中追求结构的对称、工整,而这样的结构意识只有在群体的布局中才能够施展.又因为是群体的布局,便有严格对称和严格对称中的偏离,便有均衡工整和均衡工整中的灵动.句读之内的单元在线性的铺展过程中间或停顿,造就了它的朴实与开放,这便让文化颗粒有了舒展的空间,或顺畅,或弯转,节奏流动,引发丰富的绵延.汉语的句读结构因此形成了特殊的品质：诗性和音乐性.

今有人於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墨子非攻》）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谷,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荀子劝学》）

善因寺是全县第一大庙,在东门外,面临一条水很深的护城河,三面都是大树,寺在树林子里,远处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一点金碧辉煌的屋顶,不知道有多大.（汪曾祺,《受戒》）

天气特别热,各人只忙着流汗,用凉水淘江米酒吃,不用什么心事,心事在人生活中,也就留不住了.（沈从文,《边城》）

说汉语具有了诗性和音乐性,我是想说汉语具有了张力、速度、气势和个性.句读整体是深厚而广大的,句读之内的单元则是纤巧精工的.这样的句读结构在和谐的比例中透射出自然的生命状态,一个个异常简洁的单元,没有结构修饰,也没有语义修饰,活泼迎人,涓涓细流一般淌泻出来,而整个句读结构却是对诗性的自觉追求,对音乐性的积极表露,在有意或无意间,在语言的线性表达中最有力地表达了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彰显气韵飞动的文化生命力.就在这一个个不事雕琢的单元中,就在这一个个单元的整体链接中,汉语的句读在成全了汉文化结构本质的同时也成就了自身的功能意识、关系觉悟和内在的生命表达.它完美地将平淡无华与生机盎然结合在一起,并将匀称与错落、沉静与热情、厚重与纤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起伏有序,跌宕有致,呈现出抑扬顿挫的节奏与韵律,饱饱满满地、纯纯净净地外化了汉民族的风度,同时,也突现了汉民族的审美情趣,而它们恰恰又是对汉文化的写意.这是一份奇迹!

从根本上来说,语言必须把文化要素吸收到语言里,并以语言形式为相似度检测表达文化的内涵,因为作为承载文化的工具,它必须为适应文化而接受各个层面和各个要素的调节.汉文化的风格即总体格局上的厚重而博大,局部结构的纤巧而和谐.就汉语对汉文化的贴合结果来看,汉语的语言结构统一体中含有汉文化的性征,既有细腻、柔婉之美,又在整体布局中显示刚性的一面.这是一种反差或矛盾的魅力.句读所呈现的是平稳、整体的印象.这个印象则是由被文化了的语音、语词、结构、语义、语境、想象、审美等等要素参与而构成的.被文化了的汉语正是以文化的名义呈展了一幅丰满的民族精神、智慧和习俗的画面.那么,汉语注定是个性化的.或者说,语言已经作为文化本质的对象,作为文化的体征而存在,并显扬文化.

当汉民族选择用线条来记录汉语,汉语便同时具有了时间过程和空间延展.被文化了的汉语有了时空性的具象表达,从而具有了生命、力量和美丽.比方,唐寅（1470―1523）的“行书落花诗卷”,在明代便被书写在宣纸上的汉字,今日看来,仍然极大地满足我们的视觉.那么,是什么在让我们的视觉获得极度的享受的呢?我们为什么会有视觉享受的需求呢?我们愿意看开遍原野的鲜花,愿意看密布山谷的绿叶,同时,我们还愿意看浓墨重彩的画卷,还愿意看或圆润流转的或遒劲苍桑的或笔走龙蛇的书法.支撑我们视觉享受的是我们的心理感觉,这种心理感觉应该具有一种民族的遗传性,在积淀中获得收放自如的心理感觉结构,我们的心理感觉结构凭着与古老文字的同步积淀而获得了永远的视觉能力.

被文化了的语言不仅仅是民族交流的社会工具或符号体系,而且还是民族文化的意义工具和价值体系.它反过来又成为文化的灵魂,即文化的精神内核.

首先,汉语是汉文化得以沉淀的基础结构.

汉语是一个音义结合的符号体系,它拥有一套结构规则制度.汉语的语言单位小至一个字、一个词,大至一个句读、一个篇章.在以文化为主体的视野里,汉语是具有工具性的一套体系,是文化的功能组织,而文化则是它的内涵,渗透于汉语的一切构成要素,包括音、韵、字、词、义、短语、结构以及所有背后的支撑要素.汉文化按照自身的选择标准提供了汉语言系统相对的完整规约,让所有的汉语言要素按照我们汉民族能够理解的方式存在并按照汉文化自身的流变方式发生适应性的改变.汉文化自身所具有的独立性、流变性、开放性以及不确定性无一例外地成为汉语言的性格.汉文化同时决定了汉语言的结构方式,排定了汉语言的表达方式.而汉语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成为汉文化得以积淀的基础结构.换句话说,文化的存在性格和方式恰恰在语言中得以沉淀并由此规约了语言的存在性格和方式.这就像一个民族生存的自然地理状态对这个民族性格及生存方式的规约.汉语言的样态由此得以塑造.汉语也因此成为汉文化研究的必经之路.

其次,汉语是汉文化的生态历史记忆.

汉语言是汉文化中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它却能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而成为汉文化的生态历史记忆.从能够获得的最早汉语言文献资料往后,汉文化的几乎每一个流变过程都在汉语言的流变中保存了记忆,比方,迁徙、战争、聚合,石器、铁器、武器,君臣、礼制、儒教,等等.汉语言所记忆的对自然、生命、规则的理解方式和路径,实际上正是汉文化所认可并遗留下来的,所以,汉语言不是简单的交流工具,也不是简单的文化工具,而是具有深刻文化历史隐喻的社会机体.没有这样一个机体,汉民族必定会失去对社会、道德、风俗及规约的生态历史记忆.不仅仅如此,汉语言在记忆文化的同时也还具有了对文化进行构建和塑造的作为,凭着汉文字所记忆的文化形成文化惯性,并以这种惯性对即将到来的文化现象进行选择性规约或塑造.汉语言又因此成为汉文化的宰制者.

最后,汉语是汉文化的精神所在.汉语言是从文化整体的构建中演化而来的一种独有的精神形式.汉语言是所有文化构建体系中唯一能够全程、系统记录并使汉文化精神表现为可诞生、可丰富、可延展的立体形态.换句话来说,汉文化作为一种本质上的精神体系在汉语言中不断地获得自身的丰富与流变,它以一种精神的形态在汉语言中获得了具象的存在,并长久地与汉语言一起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里延展.汉文化因此获得了流动的能力.一方面,它向文化内部的纵深处流动,让尚未成为文化主体的个体逐步进入文化的全面浸染,让文化的不确定性逐渐弱化,同时让文化的确定性得以强化；另一方面,它向文化外部的广大领地流动.事实上,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都面临着两种矛盾的挣扎状态：外族文化的异化和对外族文化的同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具有了世界的意义.“文以载道”在这样的语境中尤为贴切.

是汉语言使汉民族得以历史地诠释汉文化.已经被文化了的汉语就不由我们不以文化的方式对它加以描写并解释,以呈现汉语的本质.

[1]申小龙,《中国句型文化》,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