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代学术杂志的精神

因为学业的需要,近日我来到武汉大学图书馆旧馆,搜寻民国时期的报刊.在这里,我偶尔翻看到了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也许是每天要翻阅太多学术杂志的缘故,我对时下的众多杂志已麻木了.要不是学业的缘故,我才没有兴趣去看如今刊登在各式精美杂志上的大块文章.而手捧着这本散发出民国气息的旧杂志,却有别样感觉,我甚至早已忘了搜寻报刊的初衷.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刊登在第一期上王世杰校长的《创刊弁言》,其间透出旧时代的学术精神.今天,许多学术杂志在论文交易市场中科学精神斯文扫地,这一学术精神更值得我们反思.

《创刊弁言》开篇即说：“学术期刊可以看作一国文化的质量测验器.从此类刊物的内容,我们可以窥见一国文化的质素；从此类刊物种数或其销行数额,我们要可以窥见一国文化在量的方面已达到的程度.”几句话透出一种学术远见.毕竟是留洋见过世面的校长,在当时整个学界不甚开化的时代,这个王校长可不简单.出言就知其手眼不低.民国时期的几所国立大学,可谓是当时世界上的一流大学.当时大学办学有相当的独立性,各家校长也颇有学术精神.大家知道的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可谓其中的突出代表.而时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的王世杰也是其中的佼佼者.王校长在后文通过对日本等“新进国家学术刊物的出版状况”的分析,得出了学术刊物是“新兴国家的象征”的结论.把学术和国家兴衰相关联,这是何等卓识和远见.凭着这份卓识和远见,王校长广延人才.单从文学院来说,黄侃、闻一多、朱东润等一大批在近现代学术史上重量级的人物齐聚珞珈山.国立武汉大学一时大师云集,成为当时全国的学术研究重镇.想想时下的校长们,手眼就低得多.大学成了一个个衙门,官大学问也大.学术成了向有关部门要钱要项目的托辞.民族前途、国家兴衰等基源性、终极性的问题早已抛至九霄云外.学术精神一失,学术水品也自然低下.

王校长下文又针对学术批评与学术发展的关系发表了一番宏论,也颇中学术精神之精髓――

学术的进展其条件诚不一而足,然众多条件之中,鉴赏与批评可以说是基本的条件.学术期刊就是鉴赏与批评的媒介.学术期刊的存在可使从事于某种学问之人以其创作或创见,陈诸从事于同一学问者之前,而供其鉴赏或批评.而凡从事于同一学问者,并得采取鉴赏者或批评者之见地,立为新的研究基础,以企图新的结果.由是一切学术上的研究乃必然的成为一种“集合的研究”,其进展之度自非单纯的个人研究所能比拟.因为人类本无所谓超人,脱离群力――即脱离外来的鼓舞与外来的纠正――任何个人,在科学上或艺术上,决难有伟大的成就.这就是鉴赏与批评所以成为学术进展的基本条件的原因.

国立武汉大学同人鉴于国内学术期刊之缺乏,丑因深信“集合的研究”为学术进展的基本条件,乃一再集议,决定刊行三种期刊即《社会科学季刊》、《文哲季刊》、《理科季刊》.同人之意,颇冀诸刊出版以后,不但本校同人能利用其篇幅以为相互讲学之资,即校外学者亦不惜以其学术文字,惠此诸刊,使成为全学术界之公共刊物.

学术是在互相切磋中捉升,这个观点在今天在学理上已是常识了.问题是在实际运作中,批评与切磋往往变味.在许多学术类杂志中,一篇评论性的文章,洋洋洒洒几千字,批评成了推介,切磋成了吹捧,看不到真正意义上的评点议论.更可贵的是,王校长把当时围立武汉大学创办的三种期刊定义为“全学术界之公共刊物”,“不但本校同人能利用其篇幅以为相互讲学之资,即校外学者亦不惜以其学术文字,惠此诸刊”.学术之真义,本无你我内外之分.如今世道则大有不同,各级各类学术期刊,成为本校本单位的自留地,甚至成了主编者们舞文弄墨的私有空间.国立武汉大学的创立者们能有这等开明深远的学术眼光,着实令人钦佩.

就拿其中的《文哲季刊》来说,这本文史哲类刊物1930年4月创刊,1943年停刊.最初的价目是“订阅全年(共四期)大洋二元,零售每期大洋伍角”.此刊还邮购业务,如全年“本国及日本不加邮费,其他地域每年外加邮费陆角”,函购零本“本国及日本五分,其他地域一角五分”.翻阅各卷《文哲季刊》,常看到集资捐款的声明和广告,足见办刊之艰辛.就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文哲季刊》仍然坚持了十余年,为校内外的文史哲专家们开辟了一方用武之地,许多文史哲的大家就是从这里走上了现代学术舞台.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国立武汉大学在文史哲方面的地位和影响,与这一刊物是密不可分的.

拿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来说,几乎每期都有这方面的文章.现代文学批评三大家,郭绍虞、罗根泽和朱东润,更是在《文哲季刊》上频频露面,其中又以郭绍虞、朱东润为多.郭绍虞、罗根洋当时是国立燕京大学的教师,这也体现了《文哲季刊》面向校内外的宗旨.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与道的问题》一文,被罗宗强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列为20世纪少数几篇本学科标志性的文章之一,就发表在《文哲季刊》的创刊号上.同期还刊有朱东润的《陆机年表》.几位大师在《文哲季刊》发表的文章后来都成为他们专著中的主要章节.他们的文学批评史专著都是在1943－1944年间出版,与《文哲季刊》的停刊也大致吻合.郭、朱、罗形成中国文学批评史发展的第一次的代表人物,而他们成就的重要“助推器”正是国立武汉大学的《文哲季刊》.

民国时期,国运维艰,却有一流大学一流学术杂志；而今,国运昌盛,却难出一流大学一流学术杂志,岂不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