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题与治学方法(四)

(四)创新领域的开拓：答案不止一个,请持续思考

亚里山大•,弗莱明（AlexanderFleming）不是第一个发现培养瓶上霉菌的人,但却是第一个注意并思考霉菌的潜在用途的科学家,因而导致盘尼西林（penicillin）的发明.当我们身处孤寂的研究旅程中,寻求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时,容易忽略未曾预料的事物,因而往往丧失偶然机遇变成创造性机遇的可能.所以,发现你原本没有寻找的东西,也是研究创新之路.换言之,学术研究质量的成长,跟扩张势力范围息息相关.先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引申发挥,往往附庸蔚为大国.不必预设立场,不必受限于惯性思维,不必依随既定目标,不妨作多元、求异之设想和推敲,诚如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思考的技术》所倡,当“切换思考路径”,灵活运用“非线性思考”.大前研一《创新者的思考》一书所谓“用创新来破坏”、“答案不止一个,请思考”.(大前研一：《思考的技术》,第一章、第四章,（台北：商周出版社,2006.3）,页40―74；页178―216.大前研一：《创新者的思考》,第一章、第二章,（台北：商周出版社,2006.5）,页29―122.）笔者以为：创新领域之开拓,其主要途径有三：一,变次要为主要,化枝节为骨干；二,妙用陌生化之诠释视角；三,梳理新出土文献,掌握新出版图书.说明如下：

1.变次要为主要,化枝节为骨干,则研究能量无限

学术研究本身,触手纷纶,每部书、每一章、每一节,都只能针对主要问题作考察研究,论文进路往往掌握一条主线开展.其中涉及许多相关问题,碰及许多枝叶环节,为了避免喧宾夺主,轻重失序,详略失宜,文字表述或数据处理时,或浅言即止,或避轻就重,甚或遭到搁置,未尝处理.在研究成果提出,阶段性探讨结束之后,时移势异,回首来时路,何妨将往昔视为次要者,变为主要探讨课题；往昔位居枝节者,何妨升格为骨干；屈居附庸者,何妨蔚为大国?所谓“扶正”,所谓“真除”,情况很类似.果能如此,你将会意外发现许多原本忽视、未尝注意,却很宝贵的东西.换言之,在前一次论文写作阶段性任务完成之后,不妨回首来时路,重新检视,尝试把当初的偶然机遇变成创造性机遇,这也是创新研究精神之一.

以《春秋》、《左传》研究而言,据《孟子》、《春秋》学之提示,分“其事,则齐桓晋文”之史学,“其文则史”之史才,“其义则丘窃取之”之史义.探讨《春秋》经传之学,必牵涉此三者.研究《春秋》三传者,不过三者之主从、本末、轻重、详略、取舍有所不同而已.以笔者研究《左传》之心路历程而言,《春秋》书法,只是《左传导读》一书之一节而言,且论说依违于今文学《公羊》家之间.至《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一书,则附庸蔚为大国,阐发钱钟书“《春秋》书法即修辞学之朔”,以诠释方苞桐城义法、高攀龙《春秋孔义》、赵《春秋师说》、苏辙《春秋集解》、司马迁《史记》之史笔,以及宋代诗话笔记以《春秋》书法品人论诗,要多怡然理顺,能见前人所未见.《左传》叙战多涉兵法谋略,于《导读》中只是《左传》文学价值之一小目,其后引申发挥,多方论证,而成《左传之武略》一书.其后,别出心裁,另从经营管理层面,探讨《左传》、《史记》叙战之策略规划,先后完成《〈左传〉〈史记〉兵法谋略与策略规划》、《〈左传〉兵谋与应变策略》、《〈史记〉之兵法谋略与应变术》三文.且指导研究生完成《〈左传〉叙战的资鉴精神》、《魏禧〈左传经世钞〉研究》.外交辞令,原为《〈左传〉之文学价值》一书中“说话艺术”之一节,其后指导研究生完成《语用学与左传之外交赋诗》、《语用学与〈左传〉之外交辞令》二书；笔者亦撰有《谈说的艺术》一文,多由附庸蔚为大国.

再就宋诗及宋代诗学研究来说,《宋诗之新变与代雄》一书,宋诗研究之纲领节目,隐然已勾勒于各章节项目之中.如有关唐宋诗之异同论,原来只是谈论《宋诗特色之自觉与形成》之引言,其后笔者执行“国科会”专题,探讨宋代王昭君诗、咏物诗、咏史诗、边塞诗、读书诗、同题诗,乃至于翻案诗、禽言诗,无不以较论唐诗宋诗之异同源流为研究策略.至于《自成一家与宋诗特色》一章,其中所橥之“自成一家”、“宋诗特色”、“破体为文”、“出位之思”诸项目,十余年来已出版《宋诗特色研究》、《会通化成与宋代诗学》、《自成一家与宋诗宗风》三书,以及《王昭君形象之流变与唐宋诗之异同》书稿.盖徜徉优游斯学有年,出入盘还其中数载,何者为根柢?何者为节目?何者为枝叶?何者为华荣?自然心知肚明.因此,缘于自得,触类旁通,附庸容易蔚为大国.再如雕版印刷崛起于宋代,对于宋诗特色之形成,究竟生发何种效应?原先笔者在所撰《清初宗唐诗话与唐宋诗之争：以“宋诗得失论”为考察重点》一文中,只有一段300余字之论述；《自成一家与宋诗宗风》一书中,只有一章一节论及.最近笔者关注唐宋变革,宋代近世特征,于是撰成系列论文近36万字,结集出版,书名为《印刷传媒与宋诗特色》,已反客为主,转换研究主轴,确实扶正与真除,附庸遂蔚为大国,此又一例.

2.横看成岭侧成峰,陌生化诠释角度的运用,将偶然机遇变成创造性机遇

耳熟能详的常识或定论,暧而不明的灰色领域或范畴,郁而不发的胶着课题,众说纷纭的争议焦点,极有可能因诠释角度之不同,而有创新之研究心得与学术发现.苏轼《题西林壁》诗,提示七种角度以观赏庐山,对于学界抛弃惯性,致力寻求陌生而创新之诠释视角,极富启发作用.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影响到价值判断、行为准则、学说发表,尤其是诠释角度、解读取向.如经营管理之学说,大多为西洋理论,施用于性格文化不同之东方或华人,每多格不容.于是为促成管理升级,有识之士曾召开“中国式管理研讨会”,出版论文集.其后,成功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持续举办“中华文化与企业管理国际研讨会”,已历十届.美国东西大学国际管理学院院长成中英教授出版《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一书,所谓C理论,指中国式、创意式、《周易》式管理；“研究院”院士许倬云著有《从历史看领导》、《从历史看管理》二书,从历史之视角,观看领导统御与经营管理,自是陌生化之诠释角度.张廷伟亦著有《国学中的管理智慧》一书,概论道家、易学、兵家、法家、儒家、佛家的管理智慧.笔者曾于成功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EMBA班开授“创意谋略与管理”课程两学期,分别规划兵法谋略、《易经》、儒家、道家、禅宗五大面向之课程,反应颇佳.由此可见,不妨以经营管理视角,诠释传统精华之文化与思想,亦可获得创意之解读.

以《春秋》经传研究而言,唐宋以来,讨论《春秋》书法者,多持《公羊》学之义例以权衡《春秋》经传之书法,所谓“以义解经”者是.自钱钟书强调以修辞学诠释书法,笔者深然其说,故以历史编纂学,及史笔书写所谓详略、轻重、笔削、同异、前后、称谓、名实、特笔之伦,作为诠释《春秋》经传“书法”之创新角度.《春秋》笔法、叙事技巧等史传传统,为陈平原教授博士论文所提,影响古典小说之叙事模式,笔者已出版之《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将出版之《左史之书法与史笔》,二书已作若干呼应.附带一提,研究宋代诗歌及诗学,笔者所发表成果,除贯彻唐宋诗较论,以见因革损益,传承开拓外,又拈出文学语言、诗歌语言、创造思维、陌生化理论、梅迪奇效应、《春秋》书法、史家笔法、印本文化、印刷传媒、藏书文化、图书传播、接受反应、唐宋变革、宋代近世等视角,作为研究宋诗、宋代诗学、宋代文学之诠释系统.

依此诠释系统,以文学语言、诗歌语言解读文本者,笔者先后完成《〈左传〉叙事与言外有意》、《〈史记〉叙事艺术与诗歌语言》；以创造思维、陌生化理论解读者,如《新变自得与宋诗之创造精神》、《从创造思维谈宋诗特色》、《白战体与宋诗之创意造语》、《诗画相资与宋诗之创造思维》、《苏轼黄庭坚题画诗与意境开拓》、《〈明妃曲〉之同题竞作与宋诗之创意研发》、《〈阳关图〉〈丽人行〉之同题竞作与宋诗之遗妍开发》、《苏黄〈薄薄酒〉诗之创意与宋诗之遗妍开发》,已结集成书,命为《创意造语与宋诗特色》,都31万言.以图书传播、接受反应视角切入者,如《清初宗唐诗话与唐宋诗之争》、《清初宋诗学述论》、《图书传播与宋诗之学古通变》、《北宋读诗诗与宋代诗学从传播与接受之视角切入》、《唐代读诗诗与阅读接受》、《王昭君形象之流变与唐宋诗风之异同北宋诗之传承与开拓》、《南宋昭君诗之接受与阅读》；以春秋书法、史家笔法切入研究者,如《〈春秋〉书法与宋代诗学以宋人诗话笔记为例》、《史家笔法与宋诗宗风兼论印本文化与宋诗特色》；以印本文化、藏书文化诠释者,如《印刷传媒与宋诗特色》十篇论文,以及《印刷传媒与唐宋变革》一文,多以另类之观点,作别出心裁之诠释.对研究文本,提出一异乎寻常之解读.

另外,探讨山水文学,讨论亭台楼阁诸记,与题画文学有相通相近处,善用绘画理论,如宋初郭熙父子所提深远、高远、平远“三远”视角,南宋韩拙再提出阔远、幽远、迷远；以及沈括《梦溪笔谈》所谓“以大观小”,折高折远诸法,或许有助解读.于是苏轼所谓“诗中有画”,可以推广为“词中有画”、“文中有画”、“赋中有画”,宋代绘画与其他文类之相资为用,固不必只限于诗歌与诗学.除诗与画稍有开发外,其他词与画、文与画、赋与画,都是尚未开发之学术处女地.

3.梳理新出土文献,掌握新出版图书,可作为研究之利器

新出土文献之整理出版,提供许多研究选题；若能发挥二重证据之探讨,学术成绩将极为可观.如《郭店楚墓竹简》,包括《性自命出》、《缁衣》、《五行》、《老子》、《太一生水》五部,先秦儒道两家典籍与前所未见的古代佚书共十八篇.其中道家著作两种,楚简《老子甲本》、《老子乙本》与《老子丙本》,可与帛书《老子》、通行本《老子》对照作研究.又有儒家简书《性自命出》、《缁衣》、《五行》,大抵为思孟学派之思想.郭店楚简之出土,极有可能重构先秦之学术思想,学界多所论述.再如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即“上博楚简”）之公布,更具有历史、哲学、宗教、文字、文学、音乐、军事方面之研究价值.“上博楚简”主要为儒家竹书,有《孔子诗论》、《周易》、《缁衣》、《性情论》、《子羔》、《鲁邦大旱》、《从政》、《昔老君老》、《容成氏》诸篇.其中如《孔子诗论》一篇,其论诗特色及诗学史定位,值得探讨.若以之较论春秋用诗,两汉释诗,乃至于考察孟子、子思、荀子之诗学思想,得此出土文献作为二重证据,研究成果将更加坚实可信.郭店本、上博本皆有《缁衣》一篇,文字详略已自不同,更与传世本《礼记•,缁衣》殊异.论者以之论断原始儒家重《诗》、《书》,而轻《易》之传统.若斯之比,善用出土文献作为研究利器,可以创发无限.

近三十年来,海内外汉学之图书文献出版数量暴增,首先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前,只有《四库珍本》流传）,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黄永武先生主编之《敦煌宝藏》,此两大部丛书之出版,冲击海内外学术生态极巨.“解严”之后,大陆图书流通便捷,品类之多、部头之大,其中蕴含丰富之研究资源,苟知善加运用,自然又是另项之利多,如《永乐大典》卷八GA996七“诗”字类,有范温论“书画之韵”与“诗文之韵”,可据以补今本《潜溪诗眼》之亡佚；北京图书馆藏明稿本《诗渊》六册,是部规模宏伟的类书,存留六朝至明初许多散佚之作,尤其有许多宋词与宋诗的集外佚文,孔凡礼《全宋词补辑》、《宋诗纪事续补》据以成书,丰富宋代诗词研究之文献资源.除外,《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目丛书》之次第出版流传；加上日本、韩国、越南等域外汉学资料之影印出版,学术资源丰富,其中蕴藏许多开发利用之空间.由于初来乍到,士林罕见,因此材料陌生新鲜,学者尝试散步其间,优游数过,必有触发与收获.至于“二重证据”、“三重证据”,有助研究成果之创新与精进,说已详前“文本材料的生新”,不赘.

五、结论

为什么要写论文?程千帆先生在《学术论文写作贵在创新》一文中强调：其一,是为了检验自己获得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其次,是为了检验自己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的创新；第三,要对科学（术）研究作出某些贡献,论文写作的目标相当明确.由此可见,论文是人类用语言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最方便、最好的一种载体,也是科学研究最基本和最好的一种载体.

论文选题之质量,决定研究之能量；矿坑既经选定,质量之精粗多寡,产值之高下久暂,随之确定.因此,慎选论文题目或范围,是学术研究工程的首要功课,当务之急.研究选题的来源,以主动发觉为优,盖读书得间,有为而作,深造有得,厚积而薄发,研究能量自然可大可久.至于得诸传闻,被动接受,往往事倍功半,成效有限.

文献评鉴,是论文选题的试金石.针对学界研究现况,进行检索、阅读、研究、判断,评述现有成果之精粗、偏全、正误、疑信,鉴别其优劣、得失、高下、可否,发现同道研究之死角,以作为本论文着力之活角.荀子所谓“善检测于物”,牛顿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陈之藩所谓“接着讲”,三位贤哲之启示,佐证了学术研究不能故步自封,必须借镜既有成果,文献评鉴确是论文选题之试金石.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强调“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可见为了永续经营,研究选题之开发,最好具有系统性、延续性和创发性.

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推进器；缺乏问题意识,不仅学术研究失去目标,研究成果更容易流于雷同与平凡.问题意识,是解决某一研究课题,或有心开拓某一陌生领域的企图心.下列四大方向,是值得参考选择的指标：一,久悬未解的学术公案,或富于争议性的焦点话题；二,有待解决的关键课题,或可供循序渐进的环节观念、基础研究；三,问题意识的强调,有助匡谬补缺、发扬幽微、新创发明；四,普查问题,划定领域,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真积力久,必有具体可行之研究选题.

学者专家再三呼吁“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陈之藩教授也说：“做研究如作诗,第一个说出,就是大诗人或高斯!”所以,研究成果必然以追求原创性、开发生新领域为理想指标.学术论文或研究计划要有创新价值,可以从四大方面进行：一,文本材料的陌生新鲜：人所曾言,我善言之；人所未言,我能言之.二,研究方法的讲求：任随我到处点金,用个不计其数.三,探讨观点的转换：摆脱惯性专业之联想障碍,容易创新出奇.四,创新领域的开拓：答案不只一个,请持续思考.其中,在既有基础上,就文本或课题,作持续探讨,变次要为主要,化枝节为骨干；位阶升格,附庸蔚为大国,最为具体可行.横看成岭侧成峰,陌生化诠释角度之发现,偶然机遇变成创造性机遇；梳理新出土文献,掌握新出版图书,作为研究利器,都值得尝试.总之,鸳鸯绣出,金针试度,尚请博雅方家不吝指教.

由此观之,从论文选题之诞生,到研究文献之评鉴,到问题意识之形成,无一不是治学方法之具体呈现,无一不是治学态度之实际发用.审慎、主动、沉潜、理性、宏观、开放,是治学态度,也是选题格局.治学态度和选题格局,关系到研究成果是否原创,学术心得是否卓越.学术研究致力于材料更新、方法讲求,固然起于自发性的“有为而作”；尽心于转换观点,开拓领域,也应该是“穷变通久”自觉意识之反应.管理学的口头禅“态度决定高度,格局影响结局”,论文选题与治学方法之关联,笔者亦作如是观.

小说家托尔斯泰（LeoTolstoy）曾说：“每个人都想改变世界,却没有人想改变自己!”只有自我的思考模式正确改变了,生活中的其他事情才会开始好转.我们谈学术研究,不妨就从论文选题的讲究开始,治学方法确实顺利可行了,其他相关问题才可能好转.

（作者单位：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