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小的男性形象与上海印象

王安忆似乎已经将自己贴上了“女性”和“上海”的标签.王德威就曾经将王安忆的创作归纳为三点：“对历史(尤其是共和国史)与个人关系的检讨；对女性身体及意识的自觉；对‘海派’市民风格的重新塑造.”评论者越来越多地将王安忆看作“海派”的传人,她笔下的女性、上海、俗世生活成了学者研究的重点.于是,人们在给予上述这些作品肯定与赞许之余,也不能不对王安忆未来的创作方向的拓展、题材的创新产生疑虑和担忧.然而,2005年的《遍地枭雄》讲述了一个没有女主人公的江湖气十足的故事,打开了王安忆创作的新空间,而紧随其后的《启蒙时代》和近期的《月色撩人》也都是以男性为叙述的中心.这几部作品时代背景不一,主人公身份地位不同,叙述的手法也与以往大相径庭,但故事依然围绕着上海展开.上海依然是王安忆创作的据点,但在跳出女性的视野之外后,上海有了不一样的面貌.

“游侠”的江湖游走

对王安忆的写作曾有过这样的批评“一种真正禁锢创造力的‘远离冒险’的保守主义情结已凝聚为她作品的灵魂,换句话说,王安忆作品呈现出来的‘不冒险的和谐’面貌,瓦解了她的写作本身的价值.”的确,“冒险”经历和精神是王安忆很少涉及的,她钟情的是物质生活中世俗的细节与情感,但这部《遍地枭雄》从头到尾讲述的正是一个真正的“冒险”故事.王安忆似乎是有意要跳出她一贯的叙事空间,在后记中提到她“想写一个出游的故事,就是说将一个人从常态的生活里引出来,进入异样的境地.”于是,一部“离开”上海的小说出现了,故事的主要人物们很快就随着一场出租车抢劫案逃离了上海.更为重要的是,王安忆着意要彻底摒弃以往的创作模式,完全舍弃了她最擅长描写的女性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三个混迹江湖的“游侠”和一个初涉世的出租车司机.

年轻的出租车司机韩燕来遇到了一场劫车案.面对这场人生的大变故,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韩燕来所选择的是从上海的彻底出走,对自由刺激的生活义无反顾地投入.从韩燕来变成毛豆,从初被劫持时的抗拒到主动放弃回归的机会,他几乎没做太多的挣扎,因为不甘于庸俗和被禁锢生活的青年天性对于自由和冒险充满了渴望.这种渴望是如此强烈,甚至压倒了上海的吸引和诱惑.在这种心理之下,劫匪首领大王的引导就显得至关重要.

大王的形象是文学舞台上一个新鲜独特的存在.王安忆把一个本应是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大王塑造成了一个奇妙的概念似的人物,博闻强记,遍览群书,知识渊博,善于思辩.大量无应用价值的知识让他形成了独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即：巧取豪夺是一种手段,无关乎道义.他试图用自己的价值观影响他人,甚至改变历史.这显然只是一个夸夸其谈者的痴人说梦,王安忆却记叙得很认真.

《遍地枭雄》紧凑又紧张地讲了一个可读性极强的故事,但仅仅一个好看的故事当然不是王安忆所追求的.她没有再赋予故事中的人物们过度的理智和对生活近乎超然的顺从,而是让他们显出了自主力和反抗性,因而让这部小说有了我们以往很少见到偶然和冲突,生活的常态被消解,空谈与现实碰撞,人性和罪恶纠缠直至毁灭.而即便是在叙述这样一个逃亡之旅时,王安忆也时刻没有忘记“上海”.“逃离”上海只属于想象,她只能短暂地离开它,四处“游走”一番,再重新回来.她笔下的“游侠”们无法在上海这座充满了商业化与世俗气的城市中生存,只有从这里挣脱出去才有别的出路.但是,上海依然是他们内心深处最终的梦想.“大王憧憬的天命未必是金銮宝殿,却可能是个同样金光闪闪的所在,姑且叫做上海.他和兄弟游走四方,但一举一动无不被那座城市牵引.然而属于他们的时机没到.他们最后穷途末路,困到山中废墟里,四面楚歌.”落网的大王们最终又回到了上海,而此时的这座城市对于他们来说,只意味这一代枭雄侠客梦的终结.而对于王安忆来说,上海却是永远无法摆脱的情结与牵绊.

另一种“”与上海

在一系列上海女性为主体的“”背景小说后,王安忆没有停止对这个错位年代的思索.在雯雯们的视野之外,“”到底是什么样子用何种形式来记忆和叙述它才是合理的“”对一代年轻人,尤其是对那些对“革命”更富有的男孩子的成长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上海这座城市,除了性感与潮湿,除了风花雪月和俗世日常,还能有什么样的书写在《启蒙时代》中,王安忆做了深入而复杂的思考.

小说的背景设定在“”大规模武斗结束到“上山下乡”开始之前的一段时间,主人公则是一群正值青春的少年,跟随着“革命浪潮”去串联、游行,将所有的热情和青春都奉献给当时看来是最光辉的事业.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事情远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曾经为革命出生入死的父母,纷纷变成了革命的对象.他们开始茫然不安,开始从运动中抽身出来,以旁观者的身份重新思考.小说的主要人物南昌,也不例外地积极投入了“革命”,但不久父亲被隔离审查,母亲,他开始在边缘游走.通过阅读经典和与陈卓然的对话、辩论增加理论的知识,在嘉宝的肉体疼痛中感受人生的痛苦,从小老大的死亡中体会着生命的脆弱,最后和作为“走资派”的父亲辩论、交锋,最终父与子开始沟通和理解.“这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对于在青春年华之时恰逢的一代人来说,他们在红旗下长大,充满了革命,关心全人类命运,一个秩序被破坏的时代似乎给了他们表演的空间,但他们注定要遭受挫折和苦难,并在现实的磨砺中长大成人.

小说中南昌们的年纪,是一个人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把这个阶段称作个人的启蒙时代是贴切的.这些年轻人在各种革命口号和领袖言论的鼓舞下,思考的都是宏大的命题,他们赋予了自己无法实现的使命,他们崇敬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们可以背诵那些华丽的欧式词句,会为了各自的观点而辩驳争执.他们夸张的逃亡是对时局的恐惧,更是一种对革命者逃亡的模仿.

跳出思想的层面,文本中有一点很耐人寻味：从人物的出身看,南昌等人大都超出了王安忆一贯描写的上海市民阶层.在泛政治化的年代里,那些琐碎的、日常的、又带有些精致、细腻的东西,在南昌们的眼里是鄙夷和不屑的,毕竟,粗糙的年代容不得这些“消极”之物的存在.但一个“小老大”的存在让南昌们最终统统折服在上海市民意识形态之下.“小老大”是一个出身复杂生活环境优越的小知识分子,他知识渊博,情感颓废而带有诗意,孱弱的身体携带着传统知识分子常见的标记：肺病.他不懂路易波拿巴、马克思、恩格斯,不懂阶级斗争、国际局势,他是市民阶层、市民意识形态的象征.然而,滔滔不绝的“革命者”陈卓然和南昌无一不被他的趣味和爱好俘获,似乎“小老大”用一种细微无声的东西柔和了他们粗糙的内心,这充分显示了市民意识形态的顽强生存能力和渗透性.在政治无处不在、标语漫天飞舞的时代里,居然还有着“小老大”这样的人,居然还有一群年轻人被这种精致和细腻吸引,居然还有着聚集了各色人等的沙龙――“小老大”的客厅.青年们在这里无所不谈,跳芭蕾、听唱片,这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时尚和潮流,市民的追求和思想在种种面具之下合情合理地大行其道.这个场景不由让我们联想到《长恨歌》中王琦瑶的家：门外风云变幻,如火如荼,门里却是世界边角的一方小天地,暖意融融.、炉火,汤圆、蛋饺、男欢女爱,无一不是那个时代的俗世.即使是强大的政治、狂躁的宣传也没有让它销声匿迹,相反,它成了对抗粗糙、对抗心灵荒芜的柔软的武器.“王安忆想写出上海作为一个市民城市的庄严,它的正直和它本身的一种形式感、理想性甚至是崇高的东西,这是她对上海的文学再现的基本兴趣.”上海的市民性贯穿了王安忆创作的整个历程.在她的眼中,市民性并不意味着庸俗,而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是一种认真生活的态度.历史也好,变革也好,思想的启蒙也好,都无法真正改变这座城市自有的气质,这正是王安忆笔下上海的魔力与魅力之所在.

上海的夜色与暧昧

《月色撩人》中,王安忆将创作背景重新拉回了当代上海.在越来越发达的工业社会中,“都市夜生活”这个题材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作家们,尤其是70、80后年轻作家的笔下.《月色撩人》的主题也是夜生活,而且不失前卫的姿态,忘年之恋、同性情愫,都市的夜生活在王安忆笔光溢彩,却并未流于媚俗.夜生活这个领域她也曾在《香港的情与爱》《新加坡人》等作品中有过涉猎,但却没有像这部《月色撩人》般力图以全知的视角全面透析当代都市的夜生活和众生像.

《月色撩人》的背景是21世纪的商业社会,在跳出了女性圈子之外后,生活的厚重与现实被所谓的思想和虚无所取代.《月色撩人》中的男人们,都是空虚的代表.潘索是本来有强大气场的,但他是生活在思想与感官的两极,没有生活的质地,只能成为是一个绝望的大空洞,用滔滔不绝的谈话和一个又一个年轻的女子来填补思想和肉体的空虚.与他交往过的女子固然在短暂的欢愉里迅速消耗掉了她们全部的,但潘索自身在经历过无数次的重复之后,也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子贡的形象独特而暧昧,他外表美艳不可方物,王安忆没有明确他的性取向,但有一点很清晰,男人和女人都欣赏他,而他能也同样欣赏男人和女人.在这样的人物身上,我们看不到真实.他的存在,串联了故事中的各色人等,传达了种种思想和议论,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却又更像是一个模糊了性别的尤物,没有灵魂,是一个只能飘浮在夜色中的游魂.

出场最晚的简迟生是小说真正的主角,他的人生经历是整个社会历程的写照.王安忆对自己的同代人们的记录拉长到了眼下,简迟生就是今天的南昌们,曾经充满与理想的一代人即将步入老年,纵使如简迟生般气度宽宏,胸襟开阔,也难掩迟暮的悲哀.为了对抗衰老,简迟生过着放纵的生活.对年轻女孩的迷恋,在潘索是因为旺盛的生命力的需要,而在简迟生是不甘心.当年华老去,生命不再具有创造力的时候,就只剩下机械的重复了.

简迟生有着大容量的,包括提提在内的年轻女人们,无法配得上这样的,她们跟他不在一个量级.能够与简迟生打平手的只有呼玛丽.他们不仅是年龄上的匹配,更是内在力量的势均力敌.他们是追求完美的那种人,不能容忍任何缺陷,总是以更大的破坏来抵抗缺陷.两个人在不断分手又不断复合的折腾中,把感情的能量甚至生命力在不节制的释放中消耗殆尽,燃成灰烬.呼玛丽后来没有再结婚,简迟生则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同居生活,他感觉到自己的衰老.于是,女友们越来越年轻.性在简迟生成了抵抗时间的顽抗.那些女孩子,不过是他惊慌失措时抓住的一根稻草.曾经的霸王衰老了,即使架势不倒,终究还是消弭了斗志.提提离开之后,简迟生没有再找女友,无人时他也会自我感叹：女人真是不可思议的动物,他对付了她们一生,也没有了解她们.

《月色撩人》中的男人们,都是今天上海夜生活的精灵,携带着各自的,昼伏夜出,把都市的夜晚装点得绚烂夺目,流光溢彩.但已经迟暮的简迟生们,早已退出了创造时期的积极人生,剩下的只有人的不老和消耗.简迟生们老了,而最终离去不知所终的提提正年轻,从简迟生的人生里谢幕后,兴许正在另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大显身手,生活就是这般生生不息,你方唱罢我登场.

值得注意的是,《月色撩人》中的上海是时间上离我们最近的上海,却是一个看起来最不像上海的上海.我们似乎可以把这里的上海换作任何一个别的大都市,《启蒙时代》中连南昌们都最终为之臣服的生动精致的市民气息在这个上海中令人眼花缭乱的霓虹灯下消弥怠尽.事实上,摩登与繁荣历来就是上海的一部分,但是,当弄堂被高楼大厦取代,当酒吧和充斥大街小巷,这种工业化后的繁华和《长恨歌》中的日积月累的殷实富足已经有了质的区别.早在《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王安忆就丝毫没有掩盖对那个生活气息浓郁的华舍小镇无法抵挡世事变迁的悲哀和无奈.华舍是这样,上海大概也不能例外.上海特有的气质和精神还能留存多久王安忆曾经醉心描摹又后来又竭力挣脱的那个上海,恐怕也终将被钢筋水泥的洪流所淹没.

在新时期文坛中,王安忆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任何一个年代、任何一种文学思潮中都有成就颇高的作品出现,而上海始终是她创作的母题.作家不能随意放弃他所熟悉的创作空间,但完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它.因此,纵观这几部小说,我们可以看出王安忆创作的变化和突破.以往曾被不少学者批评过的过分表现技巧的匠气、结构形态的封闭性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偏执,都在这几部作品中一扫而光.王安忆依然关注上海,却在那个风华绝代、多愁善感、世俗庸常的上海之外重新塑造了一个更立体、更复杂的上海,而她始终着力描写的女性形象也终于让给了男性一席之地.在这几部与“思想”紧密相连的小说中,王安忆开始以一种更中立、更客观的视角看待世界,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她不再固执地不动声色地记叙生活本身,不再满足于“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繁琐细碎,让我们也不再沉溺于阅读中对细节和语言的过度玩味,因此有了纵横开放的豁达、也有了更宏大的气象.上海终于不再只是生活华丽的秀场,这对曾经怀疑王安忆的创作遭遇瓶颈的读者们来说,无疑是值得欣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