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相关性:与“十七年”文学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随着文学史意识的觉醒和学术科学性的上升,曾一度遭到冷漠甚至否弃的“十七年文学”遂成为学术热点.海外的唐小兵、孟悦,国内的洪子诚、陈思和、丁帆、黄子平、董之林、李扬等学者,对此作了卓有成就的研究.其中,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致力于十七年文学研究,并以一个比一个更具科学性和学术深度的成果深化了十七年文学研究水平的学者,我个人以为,应该首推董之林.

董之林的十七年文学研究选择小说作为解读对象,我以为,研究十七年文学,若不示以全体,那么,最能体现十七年文学之性质和风貌的,无疑是小说.董之林的“十七年”小说研究的第一个重要成果,是在博士论文《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的基础上完成的《追忆燃情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董之林说,1998年6月在博士论文答辩中,有老师指出其论文的艺术类型研究对这一时期政治运动产生的影响有所忽视.老师的意见“拓展了我的研究思路”,使她“重新审视政治与文学的历史关联”.于是,在《追忆燃情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一书中,她有意识地增补了“小说与社会政治背景之间的关系”的一些文字,不过,“囿于原有的体例、框架,难以更多地展开.”为了弥补这种缺憾,以便对十七年小说做出更为合理科学的评价,便有了《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这部专著运用后现写作技巧论,重点处理小说与当时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关系,发现在文学被规约、撒播和移植过程中,十七年小说所覆盖的是一个极为生动而复杂的文化网络.其目的是借这样的论述,“阐述‘十七年’小说形式中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历史扭结；之所以用‘历史扭结’一词,是想摆脱一种简单化的庸俗社会学结论”,对“十七年”小说作出自己的解答.但是,这部书出版后,她仍然感到一种不安,“尽管后现写作技巧论给我一定的启发,但它们比较适用于对历史的总结,确切地说,为重述历史开放思路：而不可能成为本土写作与接受的先导.只有深入到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中,才有对当代小说本土进程更清晰的把握.”0这样,从2005年开始,她在宏观开阔视野中解读具体作家作品,从文本深处逼出历史真实.增加了这部分重要内容后,董之林于2008年12月出版了新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上海书店出版社).而2009年6月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为她出版的论文集《盈尺集――当代文学思辨与随想》,所选论文也多为十七年小说研究.至此,历经十多年的探索、发现、累积,董之林的研究进入了专深科学的水平.

一

董之林的“十七年”小说研究是基于反思的再解读,照她的说法：“对我而言,重新打量‘十七年’小说,源于对一种元叙述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学术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也是深化研究的前提.”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形成了一种以西方启蒙话语为标志的元叙述.这种元叙述的文学史观对十七年文学作出了怀疑乃至否定的判断：十七年文学以服膺政治为最高原则,否定个性自由,违背了文学的审美规律,是政治的“传声筒”和“吹鼓手”的“伪文学”,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十七年文学公式化、概念化、政治化严重,是“政治”而不是“文学”,由此造成了文学史的断裂；等等.董之林显然不能接受这种偏激的绝对性的判断,从这种元叙述的观念中她看到了一种悲剧：“可悲的是,建立在启蒙话语基础上的元叙述,具有比以往任何时期的批判都难以企及的摧毁力量,甚至把这一时期文学逐出文学史讲堂.在形而上学的意义,这是现代性在‘全人类’名义下,不同于以往‘阶级’革命的另一种粗暴,另一种粗糙.”在思想方法上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判有着相似性.据此,她带着同情、理解的情感,反思和重审十七年文学,质疑在这一研究领域以启蒙话语为背景的评价观点和价值尺度,意在对十七年文学作一种还原式的语境分析,探究它是不是文学,有没有进入文学史的价值

据此判断,董之林的研究是以“解构”为逻辑前提和思想立场的,所谓对无叙述的不信任,质疑它构设的话语权力,就是要在阐释十七年小说之前,首先拆除某些先验的理论预设,或意识形态式的简单化判断,或似是而非的理解,正如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其目的并不是为了研究一种文学文本的阅读技巧,而是“企图破坏一种特定的思想体系以及它背后的一整套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所赖以保持自己力量的逻辑”.只有拆除了先在的话语权力形成的障碍,才能进入阐释和建构之途.

首先要拆除由意识形态主导的二元对立的观念.十七年文学存在于政治称大并主宰一切的时代,这就决定了它受制于政治的命运.但政治究竟怎样左右了文学,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文学,文学是否乐意受制于政治,文学在各种力量之间如何争得生存空间、如何发展等至关重要的问题,均在出发之时就被劫持、被悬置起来了.悬置即排斥,即拒绝.当问题意识及问题被悬置时,被悬置的不仅是问题,还有辩证科学的观念.一种观念被劫持与另一种观念被接纳是同时发生的,当辩证科学的观念遭到否弃之时,正是非此即彼、非左即右、非我即敌、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的观念的盛行.这种以战争思维和阶级斗争为要义的二元对立观念,判断与指向泾渭分明,敌与我、善与恶、好与坏、是与非一目了然.这种简单化的区分看似方便了判断,实则常常有意或无意地误读了研究对象.比如对待十七年文学,文化大革命给出的是阶级斗争观点,抓的是政治,指责建国以来的文艺是资产阶级的黑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具有反讽意味的是,80年代对其的元叙述,抓的还是政治,不过,这回的政治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争,而是将其当作一个否定的对象,一个集偏激、、异化、丑陋、邪恶于一身的抽象形象.吊诡的是,本出于对这一时期政治的反思与批评,竟然在无意识中完成了对本该受到同情和理解的文学的贬斥,“就像泼婴儿的洗澡水,连婴儿也一起倒掉了.”董之林不由感慨：为突出新时期文学而贬斥十七年文学,为颂扬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而把十七年文学视为配合政治运动的产物,当作现实文学的对立面和检测想敌,这与文化大革命对十七年文学的判断,何其相似！要中止大批判的思路,中止非此即彼、非左即右的观念,对待十七年文学既不能以当时的评价为标准,也不能局限于今人立场上的褒贬,唯有将十七年文学放置于十七年的历史语境,与之进行平等对话,才是正途.

大多数情况下,董之林所说的元叙述,指的是以启蒙思想为背景,以政治取向为主导的文学史叙述.在十七年文学研究中,还有一种以进化论为背景,以现代性为价值取向的元叙述.这种元叙述主张用现代性的标准和尺度衡量评价十七年文学,看似“现代”、“科学”,实则是另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绝对性判断,在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上与前一种元叙述如出一辙.董之林发现了这种强势话语在十七年文学研究中暴露出来的粗鄙性和局限性,并对其作出了拆解性的论述：“在现代性叙事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似乎显得越来越毋庸置疑的时候,由这种进化论和发展的观念所引导的极端化的思维方式及其历史叙述,实在忽略和摈弃了许多本不应该忽略和摈弃的东西.“自从中国进入现代社会转型期之后.“文学史写作形成的某些模式,已经成为一种话语权力,成为一种无形的制约力最,比如把作家、作品连同审美趣味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划分为革命与不革命或反革命,左与右,进步与倒退,改革与保守”,“凡是不符合现代性论点的便予以嘲弄和摈弃,甚至受到严厉的谴责,直至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凡是符合现代性论点的就被上升到文学史显要的位置,而对其中那些不能为这种既定框架所接纳的复杂因素,还有它们在文学史上所起的连接和转换作用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她看到,从左翼革命文学发展为工农兵文学的十七年文学,显然不符合现代性或启蒙主义倡导的个性主义等标准,如果一味地用现代性的尺度对其进行衡量和评价,必然会对十七年文学作出保守和反现代性的结论.但是,如果不再以现代性作为唯一的历史评价尺度,不再用一种现代性话语权力制造的新的二元对立模式来对待十七年文学的话,那么,十七年文学复杂的文学因素就会“浮出水面”,在历史相关性的阐释中渐渐地呈现出它的真相.

拆解了政治取向和现代性取向的文学史元叙述之后,还有一种看似温文尔雅、极为本分,实则躲避问题因而不能抵达文学要义的批评理论,也进入了董之林质疑并拆解的范围,这就是形式主义批评理论.这种理论受20世纪西方盛极一时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的启示,在观念、思路和方法上与其有一些相似,但它是形式主义批评理论的中国版.它强调文学史叙述的自律性,主张从文学与政治等“非文学”的关系中退出来,退到没有任何非文学因素的纯文学那里,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也包括让文学史回到文学叙述本身这样‘纯文学’的意向”.应该说,这种纯粹审美性的文学研究是一种极为美好、极为理想的愿望,因此,它也就具备了极好的诱惑性和迷惑性.一向重视文本研究的董之林谙熟文学之道,深知当代文学写作不可能摆脱社会环境和时代政治的影响而建立抽象高悬的自律性的审美评价标准,尤其是十七年文学,“无不与时代、社会、政治和历史等‘非文学’领域相关.”另外,“当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文学史形成的过程就会发现,这些因素的作用并非外在于文学的形式,而是融会、贯彻于文学形式之中.”换言之,如果不借对这些“非文学”因素的分析,我们几乎不可能进入十七年文学,更不可能找到一部文学史的来龙去脉.

二

考量董之林的“十七年”小说研究,不难发现她是在拆解与建构中确立自己的文学史观和批评理论的.拆解与建构是解构的两个不同质的逻辑过程,但在董之林的文学史叙述中,这两个过程是同时发生的,拆解即建构,拆解中蕴含着建构的目的意向性,携带着建构的思想理论,也就是说,拆解时时感受着建构的指令,内心涌动着建构的冲动.建构是拆解之后观念和理论的明朗化.董之林的文学史观和批评理论的构成不复杂,确切地说,她的观点和理论相当平实简洁,取其要者,其文学史观和理论来源主要有三.

一是以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等人创立的新社会史学派所倡导的客观主义历史观.新社会史学派强调,社会史应该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总体史”,应该采用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多视角地研究和全面分析社会各种现象.霍布斯鲍姆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容否认也无法否认,历史作为一种认识的客体可以被人类认识,但认识的主体需要站在一种客观的立场上,历史学家应该剔除政治观念的影响去尊重事实,反映真实的历史,更好地解释客观真实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因此,他反对一度在西方流行的相对主义理论,原因是这种理论认为客观历史事实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说的事实仅仅是作为一种按照这些事实阐述的先验的概念,我们所研究的历史仅仅是我们思想的产物而已.沉思于羞之林的研究,再结合她的所言所论,是否可以这么说,她不仅认同客观主义历史观,而且还将其作为建构自己理论的主要思想资源基础.鉴于此,我也就明白了她为什么连同克罗齐、柯林伍德提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命题也要质疑.我猜想,很可能是因为这些命题中包含着浓厚的相对主义色彩使她难以认同,不过,她给出的分析却是智慧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种说法,“可以作为认识历史叙述的着眼点,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却无法代替真实的历史,更不能作为史学研究本身.”当然,朴素真诚的客观主义同样也存在着一个被质疑的可能,即客观主义如何达到客观因为只要主体进入分析、评价、判断,就难保客观、价值中立.这就要求董之林智慧地在客观主义理论框架中注入与此相匹配的理论,以达到文学史叙述在客观与主观之间的互相涵化与互相制衡.

二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理论.须说明,我在董之林的几部著作中既没有看到她关于知识考古学理论的系统阐释,也没有看到她关于十七年小说研究与知识考古学关系的翔实说明,那么,我凭什么断言她的文学史叙述中植入了知识考古学理论呢理论的吸收与运用一般有两种形式：直接呈现式与涵化隐现式.董之林对其理论的吸收与运用采取的是第二种形式.从她的“十七年”小说研究中我能够感觉得到知识考古学的观点和研究方法无处不在,像“水溶于水一样”,看不见,却能够感觉得到.我的这一感觉在与她交谈时得到了印证,原来,她非常推崇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观念和方法,并把她植入十七年小说研究中,正如李扬所说：“这种方法将致力于还原历史情境,通过‘文本的语境化’与‘语境的文本化’使文学史的研究转变为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平等对话.”这就意味着“十七年小说”将被放置于“十七年语境”中进行叙述,探问十七年小说得以生成的条件,它出现在“十七年”意味着什么它为何如此想象世界、如此装扮自己它“被组装起来的各种规则是什么”一句话,就是通过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还原“十七年语境”中的“十七年小说”.这样一来,客观主义历史观和知识考古学理论这两种在观念、方法和气质上有着较多一致性的理论就在私下达成共识而联手运作了.

三是辩证科学观.与客观主义历史观和知识考古学理论相比,辩证科学观更是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植入其中的,起着统领二者、规约二者,并为二者导向的作用,意在使文学史叙述尽可能在科学的表述中符合客观实际.

三

有学者说,董之林的“十七年”小说研究是近几年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重头成果”,但她对“十七年”小说的肯定性阐释所依据的理论参照不是太清楚,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理论视角.这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董之林确实没有建构一个逻辑缜密、体系宏大的理论框架,但不能就此说明她的文学史叙述中没有一个隐形的理论构想.作为文学史研究著作,一般都不在史论框架之内再搭建一个理论框架,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将观点、思想、理论融入到具体的历史阐释和作品分析中去.显然,董之林就是这么做的.另一方面,我必须说,董之林有着非常明确的文学史观和理论意识,从她的文学史叙述中,不难发现,贯穿于她“十七年”小说研究的一个核心理论,就是她一再强调的“历史相关性”理论.说得夸张点,“历史相关性”理论的提出和运用,是董之林对十七年文学研究作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恕我以庸人之心度人,也许不少人初见“历史相关性”一词会顿生轻蔑之态,这不能怪他们,只能怪董之林给了它这么一个既不深奥又不现代的命名.当你发现它是由客观主义历史观、知识考古学理论和辩证科学观共同打造出来的理论,你还会这样看待它吗它平实低调,内心却异常丰富,我们已经有多把解难题的钥匙,但谁又敢说“历史相关性”理论不是解开十七年文学之结的又一把更好的钥匙呢

所谓“历史相关性”,以我之见,就是一种事物在所处的历史语境中,与其他事物、因素发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它自我存在、自我定义,同时又存在于整体之中,被整体所定义.这种性质,可以用系统论的“有机关联性”理论来表述：历史是一个系统,系统是由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各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有机整体：换言之,任何具有整体性的系统,它内部的各个部分、各种因素之间的联系都是有机关联的.因此,任何个体的活动与存在都不是纯粹的个体行为,它,必须在“历史相关性”的语境中才能得到全面、真实、准确的解释.

董之林没有专为“历史相关性”理论作概念解释,她更乐意在文学史叙述中对其作间接阐释.当她需要更形象地表述这个概念时,则用“历史扭结”这个术语来替换,说白了,这是两个异名同质、可以相互置换的概念.

“扭结”就是“coherent”、环环相扣的历史叙述中的一个环节,即历史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有时体现在政治时局和社会环境方面.有时体现为社会阶层和接受心理的变化,有时体现为和传统文化如雪泥鸿爪、若隐若现的联系上,等等.也就是说,历史的发展变化不是出于某种单一性的原因.

“十七年”小说所覆盖的是一个极为生动而复杂的文化网络,其中不仅有政治和经济,也有艺术和传统,历史与民俗,等等.在此意义上,“十七年”小说好比由多种因素促成、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分析这一时期小说的形成和演化过程,发现其中一些重要的历史扭结等使思路延伸至不同领域,开阔了研究视野等

细辩,董之林实际上为十七年文学的“历史相关性”或“历史扭结”标出了两个维度,一是横向共时维度的十七年文学与诸多因素在历史共生性中构成的相互关系；二是纵向历时性维度的十七年文学与“过去”的文学(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和“之后”的文学(新时期文学)在历史连续性中构成的相互关系.

在第一维度,她重点要解决的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是十七年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死结,一个“难中之难”的难题.学界关于十七年文学争论不休,而且很可能还要继续争论下去,全是因为这中间有个“政治”.学界基本上延续了各持一端的思路：十七年的政治出了问题,受制于并怎么写作于政治的文学自然是伪文学,所以要否定：十七年文学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高扬了崇高精神,是真实的文学,所以要肯定.在这种思路里,二者之间因缺乏共同点只会各说各话,永远形成不了共识.董之林另开思路,把这个难题朝着有利于解决的方向推进了一大步.学界普遍把十七年的文学与政治看成主宰与被主宰、控制被控制、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董之林则从文学事实出发,发现二者表面表现为规约与被规约的关系,内里却是文学积极地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与政治构成互动博弈的关系.十七年里,政治是一个主宰一切、无所不在的巨大权力,它蛮横地按照自己的意图去规约和塑造文学：政治对文学的“压抑与禁忌无所不在”,但在具体的文学写作中,作家又没有完全屈从于这个限制.一旦进入创作过程,正如知识生产是一个不断增殖的过程,小说的具体描写往往又“服从于一个煽动不断增大的机制”,各种作用于作品的“权力技术没有屈从于一个严格挑选的原则,而是服从于一个多元形式的撒播和移植的原则.”在文学与政治构成的控制与反抗的互动中,一方面是政治对文学的规约、控制和施压,另一方面是较多优秀或比较优秀之作,在思想立场上与政治采取合作或半合作或消极合作的态度,而在艺术上则“皮里阳秋”,纷纷向传统(包括现代传统)回眸、回流,在现实叙事与革命叙事中织入传统文学因素,如传统的叙事模式、故事人物、艺术表现和审美情趣,以至于在一些乡村抒情小说、英雄传奇、历史小说,特别是在赵树理、周立波等人的小说中,文学叙事几乎掏空了曾经至高无上的政治规约.

在第二维度,董之林重点解决十七年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她站在文学史立场,并结合第一维度,在历史连续性的理念中重新解读十七年文学.她认同霍布斯鲍姆关于历史连续性的看法,在一定意义上,“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不可分割的‘一个连续体’.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与因果关系.人类的‘现在’总是在‘过去’形成的既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人类的‘未来’也总是在人类‘现在’的基地上发展起来的.”她认为文学史是一个流动的整体,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时空维度的文学各自既为自身,同时又包含对方,因此,任何时代的文学向传统的回流和向未来铺展,本身就是一个生命过程.十七年文学上接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下通新时期文学,其形象“亦新亦旧”,“新”中包含着“旧”的因素,“旧”里孕育着新的生机,于是,那些纷纷向传统回流的文学景观,也就不再是“复古”,而是在新的文学语境中的新生.十七年文学受制于政治是历史事实,可它的主要作品同时又遵循文学演进的规律也是历史事实啊！董之林就是在这种思路中展开十七年小说史论的：

新中国初期小说(1949―1955年),在题材选择、表现手法和语言运用方面,体现了素朴平实、不尚奢华的文风.小说创作中普遍流行“旧瓶装新酒”的写法,传统小说的套路隐藏在人物和生活景象的描写中,政治内容退居于故事背后.作为这种写法的代表性人物赵树理,采用“评东家长,说西家短”,近似“传闲话”的讲故事的方式,把具有政治意识很浓的现实问题,转化为娓娓道来的世俗人生故事,于是传统道德的审美追求,无形中使故事摆脱了时代政治说教给小说艺术带来的厄运.

百花时代小说(1956―1959年),其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带有激进时代的政治色彩,但在实际叙写中,孙犁等作家的创作则把政治主题转向世俗人生,转为乡村平常岁月的生活故事；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赵树理的《锻炼锻炼》等小说把理想化的史诗与传统民俗中的审美趣味结合起来,进行独树一帜的创造.特别是赵树理小说,充分表现出与政治立场既吻合又疏离的特点.其革命战争题材小说,把小说当作历史通俗化的表达方式,作为向传统回归的表征.以《红旗谱》、《林海雪原》、《红日》、《三家巷》、《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为代表的“革命英雄传奇”,把民间逸事、“鸳鸯蝴蝶派”小说模式、传统史传小说模式和现代英雄事迹融合：以《青春之歌》、《苦菜花》等小说把主流观念注入历史叙事之中,并将主流观念与个人情感和生活体验,以及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意念的通俗小说”.

调整时期小说(1960一1966年),其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等,寄寓着悲天悯人的艺术情怀；其农村题材小说《出山》、《归家》、《赖大嫂》、《山那边人家》等小说,仿佛是乡间小品、“当代清明上河图”.

亦新亦旧的新时期小说,其“新”含有二义：一是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带来文学复苏,由此开始了文学的新时期；二是含有历史断裂后全新之意义.其“旧”之含义,指这时期小说与传统文学,特别是与十七年文学存在着承接性.在激进的政治环境中发展、演化的“十七年文学”与“”样板戏和“三突出原则”之间,有某种天然的、合乎逻辑的内在联系,享誉社会的“新时期文学”,同样与“旧”时代脱不了干系.比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等小说,传达出50年代青春体小说的回声：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与50年代草明的《乘风破浪》和60年代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相近；高晓声的“陈焕生系列”小说中的陈焕生形象,带有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一些旧式农民和“中间人物”的影子：王蒙的《春之声》、《风筝飘带》与40年代一些表现意识流的“新感觉派”小说大相径庭,其中更多传达出的则是《青春万岁》中为新生活而感奋的青春气息；路遥的《人生》中的高加林和巧珍的爱情悲剧,仿佛复现了《创业史》中梁生宝和徐改霞不成功的爱情基因：阿城的《棋王》重在表现深沉的传统文化涵义；刘心武的《班主任》、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王蒙的《悠悠寸草心》、古华的《芙蓉镇》、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和《挣不断的红丝线》等小说接通了被中断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等

新时期小说乃至21世纪中国小说中承接的传统文学因素和十七年文学因素,肯定比董之林描述的还要丰富,这恰恰证明“历史相关性”理论的有效性和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