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必须警惕和防范政治性危机

社会转型期往往是多事之秋.因为此时恰好进入“非稳定状态”,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证明,这也是一个危机频发期.中国也不例外.能否及时、有效、平稳地处理各种类型的危机事件特别是社会政治危机,已经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考验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行政水平的重大课题.

判断危机是应对危机的前提.史蒂文芬克曾经指出：“应当像认识到死亡和纳税是不可避免的并必须为之做计划一样,认识到危机也是不可避免的,也必须为之做准备.这样做并不是出于软弱或胆怯,而是出于知道自己准备好之后的力量.”

罗森塔尔（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等人将危机界定为：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性和不确定性很强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性决策的事件.巴顿（Ｂａｒｔｏｎ）认为危机是一个会引起潜在负面影响的具有不确定性的事件.赫尔曼（Ｈｅｒｍａｎｎ）则将危机定义为某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中,其决策主体的根本目标受到威胁,且做出决策的反应时间很有限,其发生也出乎决策主体的意料之外.薛澜把危机界定为一种决策情势,在此情境中,作为决策者的组织（核心单元为政府）所认定的社会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面临严重威胁,突发紧急事件以及不确定前景造成了高度的紧张和压力；为使组织在危机中得以生存,并将危机所造成的损害降至最低限度,决策者必须在相当有限的时间约束下做出关键性的决策和具体的危机应对措施.

无论学者如何解释危机,我们都不难看出危机具有的以下几个特性：一是发生的突然性,二是性质的负面性,三是后果的严重性,四是前景的不明性,五是应对的快速性.

由于对危机的认识不同,划分危机的方法和标准不同,由此而产生的危机的种类也不同.若是根据引起危机事件的性质来看,危机大致分为自然性灾害事件、卫生性灾害事件、社会性危机事件、政治性危机事件等四大基本类型.

事实上转型期最容易出现、最难防范和应对的是政治性危机.理论与现实都告诉我们,政治性危机是现代风险社会的普遍反映.“危机”与“风险”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义语,尽管“风险”本身并不是“危机”,但正是风险的普遍存在构成了危机酝酿和爆发的前提.正如吉登斯所说,“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现代社会“病态”或“危态”无处不有,各种不安全因素无孔不入,任何一个微小的失措都可能成为进一步引发政治性危机的导火线.政治性危机往往是社会危机的波及与延续.政治性危机是自身系统改革发展的双重产物.政治性危机是政府危机管理相对滞后的积患（理念上缺乏危机管理意识,制度上缺乏危机管理安排,技术上缺乏危机管理准备）.总之,引发政治性危机的因素复杂而多样,政治性危机也决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政治性危机的根源和成因,将政治危机管理纳入到各级党和政府领导和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中来.

虽然政治性危机都是具体的,往往具有突发性,但除了一些特殊危机具有不可预测性之外,事实上许多政治性危机发生之前都是有征兆的,相当多的政治性危机也并非无迹可寻的.因此,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化解危机,不仅仅是等待危机发生之后再去应对,更重要的是要有忧患意识,防患于未然,在成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特别要善于从成绩中发现问题.虽然“问题”并非都构成真正的危机,但“问题”却实实在在的是危机的温床,“问题”的累积和恶化经常导致危机.防范或避免产生政治性危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必须注意不要让“问题”演变成“危机”.

在各类“问题”中,最容易演变成政治性危机的是由“社会问题”积聚而产生的社会性危机事件.社会性危机事件主要源于人们所持的不同信仰、价值和态度之间的冲突,以及人们对于现行社会行为规则和体制的认同性危机和各种反社会心理等.社会性危机事件主要包括社会不安、社会骚乱、罢工、游行、小规模的恐怖主义行动、对相关价值的认同危机.社会性危机很容易发展为政府危机或政治性危机.

应对危机,不仅需要战略和艺术,更需要策略和技术.为此,我们必须注意：坚持以人为本,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各项工作,从源头上防止危机的发生；树立危机意识,加强对政治性危机的预警和预防；有备无患,科学制定危机应变预案；临危不乱,有条不紊地实施危机发生后的应对策略；善始善终,做好危机处理的善后工作.等等.

在政治性危机方面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仍然很多,如：我国政治性危机与国外政治性危机的异同问题、不同类型的政府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如何挖掘、利用并协调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之间的关系,如何调动和提高除了领导者管理者之外的普通公职人员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与水平问题等等.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不断地持续性地努力,中国的政治性危机理论研究以及党和政府应对政治性危机的能力也一定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做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