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时代的文学生态

经过几代学者的辛勤耕耘之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剩下的阐释空间似乎越来越小,似乎只有些边边角角供后来者施展才华,许多后学甚至感叹“无所作为”.事实并非如此.笔者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还处于“去蔽”阶段,立体、健全的文学史的建构,还有许多重要的工作需要做.笔者在即将出版的专著《租界文化与三十年代文学》的“结语”中写到：“如果说审视文学史仿佛观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那么,每一个视角所见只能是文学史的一个镜像.但是,文学史的立体景观如果缺少某个角度的摄像,就构不成完整的反映.因此,研究的乐趣和价值就在于寻找前人未曾涉足的视点,然后架起自己的摄像机,抢拍文学‘庐山’的‘这一面’景致,如果前人曾从这一视点给庐山拍过影像,但拍出来的效果不佳,我们也不妨使出浑身解数给它照一张逼真的.”其实,文学庐山值得探视的视角还不少.黄发有的专著《媒体制造》（山东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出版）就独具慧眼地从文学传媒视角,呈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这一面”景致.黄发有因《媒体制造》一书独特而精深的学术建构,被评为“２００５年度青年批评家”,荣获“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２００５年度文学评论家”提名.

《媒体制造》之所以短期内迅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荣膺或入围文学大奖的评选,首先在于其研究视角的独特,即从文学生产、经营、传播和接受的角度,对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进行了整体考察.

文学史是作者、作品、读者三位一体,文学的发展与文化传媒的参与有着密切关系.《媒体制造》指出：“通过考察传媒文化对当代文学的深刻影响,从传播接受的角度重建中国当代文学史,探寻文学的传播接受对文学外部环境的重塑以及对文学内部规律的渗透,能够拓展当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修正文学史研究中的偏失,摆脱一些历史盲点和思维惯性的负面影响,对被以往文学史所遮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现象进行再解读,对曾经在文学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作品进行新的开掘,使文学史研究变得更加健全和完善,是重写文学史的重要环节.”（《媒体制造》第１页）《媒体制造》所提出的问题,是一向为学界忽视的重要课题.多年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基本上局限于文学思潮的清理和作家作品的解读,忽略了文学媒介和各类读者在参与文学史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最近十年,状况才有所改观,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文学与传媒的关系,从不同侧面考察了媒体文化与当代文学变迁的复杂关系.但是,这些成果相当不系统,大多数属于零碎的个案研究,缺乏必要的资料准备与系统研究.不少学者所选择的研究路子,是将文学的传播接受当作一个静态的研究对象,对媒体调节和配置文学资源的流程、功能和基本规律缺乏动态考察,甚至有一些研究只是把传播理论和接受理论生硬地嫁接到当代文学的阐述中.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在一般读者中的文化传播及其阅读反应,学界亦无系统的成果问世.《媒体制造》的出现,整体性地推进了文化传媒与当代文学生态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启示意义.《媒体制造》将严谨的实证精神与洞若观火的问题意识熔于一炉,首次对当代文学传播接受的多层机制进行了整体考察.《媒体制造》借助了多种理论资源,着眼于当代文学的生产和经营状况,“从个案研究入手,考察文学期刊、文学出版、影视改编、网络传播在当代文学传播接受中的功能与模式,既研究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的总体特性,又对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在不同时空、不同语境和不同读者群中的传播接受进行具体分析”,（《媒体制造》第５页）敏锐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当代文学秩序的生成与转换.

一项重要学术成果价值地位的确立,不仅在于提出新的问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还在于资料翔实、思辨有力、评析独到.《媒体制造》具备了这几方面的学术品质.

《媒体制造》得心应手的论述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从传媒视角谈当代文学,如果光从印刷资料找依据,难免得出差强人意的结论.黄发有认识到,当代传媒最有价值、最具说服力的资料存在于传媒制造者的职业经验和文学观念上.为了广泛搜集第一手资料,对现有的史料进行整理,并对一些可疑史料进行甄别与证伪工作,黄发有走访了一些代表性的作家、记者、编辑、个体书商、批评家和文艺官员,获得了不少宝贵的原始资料,整理出来的访谈文字已近二十万.这些“独家”资料和作者掌握的丰富的理论资源、大量的同类研究成果、广泛的文本信息一起,构成了《媒体制造》坚实的史料基础,使此书体现出厚重的“史论”色彩.

《媒体制造》所涉及的文学现象和文本非常广泛,从此书目录所列出的标题即可看出.全书分三个部分,分别是“文学期刊”、“文学出版”、“跨媒体传播”,各章内容涉及到先锋文学与期刊分化、期刊策划与文学制作、《当代》与现实主义、《小说月报》与选刊现象、《山花》与边缘期刊、《美文》与散文流向、东北阵线与批评风尚、改写问题与版本变迁、文学出版的文化转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境遇、“布老虎”的品牌策略、影视时代的文学危机、网络文学的情感模式、文学评奖的文化反思、媒体批评和寄生文化、传媒趣味与文学症候等热点学术话题.作者似乎想把文学与传媒这个研究领域的现象一网打尽.宏大的研究框架难免让人担心其会落入“泛论”“概论”的不妙境地.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读过之后会发现,这样的担忧是多余的.能够把如此宏大的课题处处坐实,确实不易.从《媒体制造》的“自序”所作交代中,我们明白了作者为什么能够举重若轻地做到这一点.对于新时期文学与大众传媒的复杂关系,黄发有早在１９９８年写作博士论文期间,就开始密切注意,并且搜集了这方面的资料,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２００１年,黄发有申请的教育部“十五”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新时期文学的传播接受史”获得通过,由此,他更加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大众传媒与当代文学共生互动的复杂形态.面对如此庞杂的研究对象,“一个也不放过”的做法显然不切实际,也无必要.《媒体制造》所采取的方式,是在概述的基础上选取典型的个案,深入发掘其“类”本质.而这又是以对时代语境的深入了解、对当代文学总体格局的通盘熟悉作底子的.以第一部分“文学期刊”为例,作者首先梳理了新时期以来文学潮流与文学期刊互动共生的历程,描述了国家级期刊与地方期刊内在关系的演变,指出了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各类期刊的不同应对方式.所作概述虽然篇幅不长,但提纲挈领,勾线描点,呈现了新时期“文学期刊”的总体风貌.有此概述,下面章节对具体文学期刊与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之间关系的个案分析,就一定程度上与新时期文学的总体格局发生了联系.具体章节采取个案分析的方法,但所选择的个案都具有代表性,代表了一种“类”现象.以“《当代》与现实主义”一章为例.作者从出版社主办的期刊与各级作家协会、文联主办的刊物之间的差异说起,分析了社办期刊的一些共同倾向.在此基础上,进入个案分析,论述《当代》的办刊方针、价值取向对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调配、改造和促进功能,并进一步分析其得失.点面结合的论述框架,使《媒体制造》对文学与传媒关系的考察,既具有扫视全局的文学视野,又具有重点突进的学术深度.

《媒体制造》内容的充实和论述的切要,还体现在以大量的文本细读来支撑重大的论题.《媒体制造》延续了作者一向重视文本细读的写作路子.作者认为,“脱离了具体的文本,不仅无法研究文学的形式特点和审美品格,也无法研究外部力量对于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媒体制造》第４页）拿“‘布老虎’的品牌策略”一章来说,对“布老虎”丛书的策划理念和总体趣味的论述,许多的当代文学研究者也许很容易选择纵笔放言、随意点评的空疏文风.但是黄发有的分析丝毫不取巧,不走“抽样分析”的捷径,而是切切实实地从文本细读中诠释“布老虎”丛书现象.笔者大致估算了一下,１６页的篇幅中,涉及了三十多部作品,对这些作品的解读有详有略,无不体现了作者的个人识见.

长期的写作准备、对媒体制造者所作的大量访谈、类叙述与个案分析的有机结合、颇见功夫的文本细读,以及运用统计图表与数学模型所进行的量化考察与文化分析,使得《媒体制造》视野开阔、涉及面广,但又不流于空疏.《媒体制造》避免了当前许多研究信马由缰、空疏草率的流行模式,对于强化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具有示范意义.

《媒体制造》的许多观点都令人耳目一新,对许多文学传播现象做出了符合实际的个性化解读.可以说,它的创新是整体性的.《媒体制造》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对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现象的分析,具有“以刊证史”或“以社证史”的文学史价值.例如,对先锋文学创作潮流起伏流变的分析,就体现出了作者解读文学史的独特眼光.对先锋文学发生发展和消退转向历程的探讨,学界往往从本土文学思潮的内在更替与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来解说其发生,从形式实验的有限性和社会语境的转向来说明其消淡.《媒体制造》则独辟蹊径,侧重从期刊的分化、媒体的竞争来揭示先锋文学的历史轨迹,精辟地把先锋文学的演变历程概述为“从潜滋暗长到锦衣夜行”、“从金蝉脱壳到检测面狂欢”,而先锋文学的这一发展历程与文学期刊的分化和命运伴随始终.作者指出：先锋文学最初在《西藏文学》等边缘期刊获得演练的机会,然后才进驻中心刊物,但中心刊物在推出先锋小说时尽量作低调处理,不树旗帜,不弄专号；９０年代初,文学期刊的号召力下降,出版传媒将文学期刊推向边缘,消费文学成为出版的主导性话语,影视传媒的强势出击则以压迫式的覆盖动摇了文学期刊对于形式实验的信心,也诱惑着先锋作家转向影像化叙事,先锋作家纷纷转向；到了９０年代中期,“先锋”蜕变成一种面具.作者从期刊分化的角度,清晰地揭示了先锋文学演变的历史轨迹,其见识的独特和论证的有力令人佩服.《媒体制造》的第三部分“跨媒体传播”虽然涉及的领域广泛,但是对影视文学、网络文学、文学评奖、媒体批评和传媒趣味这些话题的探讨,同样新见迭出.例如,“影视时代的文学危机”一章讨论了影视趣味对于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强大侵蚀作用,其中对寻根小说、新写实小说、历史小说、小说等小说潮流与影视的互动合谋关系的分析,都相当精彩.尤其是对文学的影视化叙事的得失阐释,更是体现出作者敏锐的批评眼光.作者不无忧虑地指出,“文学只有避免成为影视的附庸,影视也只有避免生吞活剥文学资源,不以牺牲文学价值的代价来片面追求影像感,影视与文学的结盟才能相得益彰,否则,就意味着两败俱伤.”（《媒体制造》第２２３页）再如,对传媒时代批评风尚的论述,亦可见出作者独立思考的学术姿态.作者把传媒时代产生的不良批评倾向概括为“影子批评”、“卖骂批评”和“寄生批评”,论述切要而发人深省.《媒体制造》对其他文学现象的论述同样不落俗套,显示出作者敏锐的感悟和深度的辨析.对此,我们不一一列举,留待读者亲自去阅读体会.

《媒体制造》延续了作者一贯敢于直言、锋芒毕露、严谨苛刻、稳健扎实的批评文风.在富有才情的分析中,流贯着作者独立的批评人格和人文主义的批评观念.

《媒体制造》充满了灵动鲜活的语言、机智新鲜的见解,在与作者智慧的交流中,我们能够获得强烈的阅读快感.笔者在阅读时,每读完一章,既为黄发有的学术见识所折服,又私下为同道叹息：黄发有又开启了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当代文学的研究园地又被他抢占了肥沃的一块.

当然,《媒体制造》对文化传媒与当代文学的研究也不是白璧无瑕.笔者认为,《媒体制造》非常重视各类读者的接受对文学发展的制约作用,但是对一些现象的论述主要考虑的还是专业读者（批评家、学者、翻译家、编辑、文艺记者、文艺官员等）.另外,书的章节结构如果能够稍作调整,会使总体脉络更清晰凸显.

其实,黄发有仅仅把《媒体制造》当作“文学与传媒关系”研究的一项“阶段性成果”,他还准备继续拓展,进行视野更开阔、分析更深入的探讨,写作另外一本书,而且连书名都想好了,叫《媒介文化与当代文学生态》.我们欣喜地期待黄发有的新著早日问世.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