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生态报告文学创作几个问题的省思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保护的问题,日渐引起作家们的瞩目.报告文学因其特有的社会参与性和文本的真实性,成了作家们现场触摸和近距离摄照这类问题的首选文体.于是以揭示自然生态失衡和环境危机为主要内容,着重探讨人与自然关系,倡导生态与环境保护的生态报告文学作品,逐渐在中国形成强劲势头.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有沙青、徐刚、哲夫、岳非丘、麦天枢、陈桂棣、何建明、马役军、李青松、郭同旭、邢军纪、曹岩、金辉、秦泉、江浩、刘大伟、黄朝晖、李晓伟、吴志峰、郁东方、刘贵贤等２０多位作家.代表性作品有《北京失去平衡》、《北京水危机》、《伐木者,醒来》、《只有一条长江》、《报告中国：我们将失去长江》、《叩问长江》、《长江悲鸣曲》、《沉沦的国土》、《守望家园》、《中国：另一种危机》、《黄河苦旅》、《淮河的警告》、《挽汾河》、《告别伐木时代》、《东北森林状态报告》、《中国的水污染》、《生命之源的危机》、《中国水危机》、《生命之水》、《北中国的太阳》、《盗猎揭秘》、《黄金场》等.这类作品鲜明地体现了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所特有的社会参与功能,直接切入到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以触手可及的强烈忧患意识,揭示我们正面临着可怕的生态危机,对启迪我国民众生态环保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返视观照这些作品,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省思,以便引起后来创作者的重视.

一、题材单质趋同与系统整体生态的观照

生态报告文学作为生态文学一支,与其他生态文学的样态相同之处都应该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①也就是说,生态文学的核心话语就是“生态系统整体”,任何生态文学的样态均应该以此为轴心展开,表现出对整体生态系统的观照和考察.但综观这类生态报告文学,恰恰缺少生态整体系统化的观照.绝大多数作品只是把生态问题切割成一块块孤立的小块,一个个单独的问题,锁定于某一方面,如水污染问题、森林砍伐、地下水过度开采等问题,这就造成了这类作品的题材单质化、雷同化的现象.

只有徐刚的《守望家园》和《中国：另一种危机》,不再锁定于某一问题（如江河）而是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整个生态系统（如土地、江河、森林、荒野等构成的整体）,而其他绝大部分作品只是集约于水污染、土地、河流、森林的单一维度,揭示某一方面的危机,匮乏对中国生态全景的整体审视和全面呈现.比如麦天枢的《挽汾河》真实地记录了昔日明净清丽、充满勃勃生机,而今面目全非的汾河变化、变迁甚至退化的历史,也只是“一份关于汾河死亡的报告”；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披露了淮河流域鲜为人知的污染事实和数字,提供的是一幅惨痛的淮河受难图；《只有一条长江》、《报告中国,我们将失去长江》、《大江源》可视为几份同为长江母亲的控诉书；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报告了北京在污染、浪费和人口压力下的严重水危机；李青松的《告别伐木时代》展现了东北某林业局几乎无木可伐的严峻现实；《共和国告急》和《黄金场》着力表现的则是来自地下的警告.客观地说,这些作品虽就环绕某个具体的报告对象,有全面、深入地观照,但“生态”本身的话语逻辑“则意味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整体化和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②孤立地揭示生态环境某一方面的问题,不仅阻滞了作品的容量和覆盖面,减弱了对读者的冲击力,而且更为主要的是,稀释了作品的“系统整体性”的生态思想底色.

由于多数作品滞留于锁定生态环境中的单个问题的偏狭视阈,如水患或污患或动物保护,于是题材取向的趋同化便不可避免.比如光揭示水危机的就有刘贵贤的《中国的水污染》和《生命之源的危机》,马役军的《中国水危机》,航鹰的《生命之水》四部作品.仅揭示关于长江的生态问题的有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徐刚的《报告中国：我们将失去长江》,哲夫的《叩问长江》,郭同旭的《长江悲鸣曲》等四部作品.表现东北森林危机的有两部作品,李青松的《告别伐木时代》和朱鸿召的《东北森林状态报告》.题材的趋同化,导致有些作品架构雷同、信息重复,有些材料在多部作品中同时出现,如关于１９５４年长江大洪水的相关资料几乎在所有揭示长江问题的作品中都出现过.在几乎所有水（江河）的报告中,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引用了诺亚方舟、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中西神话.写风沙,必提古代楼兰国的消失；写长江须讲三峡的民间故事；说黄河必引用“黄河之水天上来”,几乎成了这类报告文学作品的共同约定.按照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观点“任何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③如果相同的信息,总是重复出现,新质性就丧失了,这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关注的热情.

因此,笔者以为下一步生态报告文学应该走出只是环绕某个具体的报告对象的拘囿,拓宽视野和覆盖面,以整体系统的观念来生态全景,不断地融入新质.唯其如此,生态报告文学才能把“一个对水、陆、山、林等人类栖息地面临的危机与反思的全景图展现出来”；④才能彻底呈示“系统整体性”的生态思想底色；才能追求最大的传播效度,真正成为大众的文学.

二、信息海量与生态的文学魅性表达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因着社会时代文化语境的变迁而居于不断的流变之中.新时期初期,徐迟、理由、陈祖芬、黄宗英、柯岩等人的报告文学基本上是以人为中心,注重情节主线和人物的性格刻画,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理由的《扬眉剑出鞘》、黄宗英的《大雁情》、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孟晓云的《胡杨泪》集中体现了这个时期的报告文学的主体特征.８０年代中后期出现的“问题报告文学”,给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注塑了新质,人物降到了次要地位,情节主线消失了,作家的主观性和独立性得以显现,作品有意识地强化了信息量,通过跨越不同的时空连接密集的信息,成为作品的主导构架.换言之,信息海量化已然成为这个阶段报告文学的重要“徽章”.

在这方面,生态报告文学很典型.生态报告文学作家有意识地大量地引用了国内外生态学、环境学、森林学、水利学、地理学、统计学、未来学、环境法学等学科的知识材料和历史文献,甚至让大量的数据、国务院的公报、领导人的批示、媒体报道走进了文本.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有大量因淮河污染各地遭受损失的数据；沙青对北京水危机的报告借用了国内外一些科学家关于水资源的分析材料；郭同旭的《长江悲鸣曲》则直接搬用了政府的布告、地方志、国内外媒体的报道等.这样,借助于大量的信息材料和实证性素材的采集,形成了报告文学强大的信息冲击量和综合空间的覆盖,具有了更为开阔的视野.然而“报告文学因了它的‘文学’（或文学家族分支）的缘故,其叙述――无论是人的面貌或事的过程,大都讲求描写的生动性或形象性,凡文学手段便是它常用的手段”.⑤如果信息无限量的聚集,不经过艺术的转换,难免存在材料堆砌和档案搬家的嫌疑,如刘贵贤的《中国的水污染》几乎没有任何描述,通篇是水污染的概述,《东北森林状态报告》如同一篇采访手记.这就导致了报告文学的审美功能的失落,亦给读者造成了一定的阅读心理负担,阻滞了读者的阅读热情.“今天,读者的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尽管他们还欢迎并需要小说这样因借助虚构手段从而更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可他们不再轻易接受那些缺少实际内容在艺术上又造作粗糙的作品,更乐意地把精力用到提供了真实的生活现象并在艺术上有一定特点的报告文学或其他带有纪实性特征作品上去”.⑥有鉴于此,笔者特提出生态的文学魅性表达的问题.

生态主题的文学魅性表达,指生态报告文学作家在面对生态环境的真实状况时,在坚持新闻性、文献性、非虚构性的前提下,以自己的良知、想像、感情、诗性语言的介入,在真实与抒情之间恰切性地表现生态的诉求,实现审美功能和思情张力的可能.这种生态主题的文学魅性表达,笔者以为至少应考虑到两个层面：一是思情融进,在生态报告文学中,不能单纯地、事无巨细地罗列事件,作者应该在“报告”生态过程中投入自己的主观情感和思想,既有情感的充盈,又有理性的沉实.二是讲究美感,具体表现在语言及其艺术形式的选择和运用.精致的语言,灵活多变的语言,恰当的叙述方式,都是酿造文学魅性表达所必不可少的艺术手段.

如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引用了新闻报道和相关资料,以及大量的统计数据,但行文中澎湃的,富有哲思的议论,意向的跳跃,点式的思维,使其在总体风格上体现出诗体叙事的特点,很好地实现了生态主题的文学魅性表达.遗憾的是,这样的生态报告文学毕竟只是少数,而很多作品仅仅是一种生态“实录”和“状写”,虽然一些局部描写不能不说生动,但在总体上却显现出一种思考上的贫困,一种情感的淡薄,一种启迪的单一,或信息的拥塞,或语言的板滞,离因生态问题而可能出来的丰盈的现实启示与文化思考,显得有些隔膜和遥远.

三、焦灼反思与深层生态思想启蒙

丁晓原曾指出“报告文学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起着单向性的或歌颂或批判的宣传作用.它在向读者提供信息的同时,还应该启发他们对人事物象进行思考”.⑦生态报告文学作家聚焦生态环境问题,在忧心忡忡地揭示了令人惊悚的生态危机问题的同时,还从多方面思考着生态危机的成因,表现出一种焦灼的反思意识.比如文本中有对因行政管理乏力,环保法规执行不力而导致的生态灾难的批判,有对“违反了环境保护法的人不追究”的愤怒（《只有一条长江》）,亦有对众多环境法规长期得不到执行的,以致给以身试法者太多的机会”的反省（《淮河的警告》）.然而,创作主体更多的是,对因某些国人的思想意识和人性丑陋而引发生态危机的思索追问.岳非丘在追溯长江污染的成因时,悲叹于“民族环境意识的苍白”,对于“阳光下和月光下的盗伐”,徐刚感到的是伐木者的“近乎无知者的”.《黄金场》的生态危机拷问着人性的贪婪、自私；《告别伐木时代》的严峻现实昭示着人的短视.“只要能使人们惊醒和感奋起来,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这于自然生态问题的解决,也是伟大的贡献”.⑧的确如此,生态报告文学的这种思考是必要的,它让人清楚了生态危机的“症结”所在,启迪着人们如何疗救自然生态.

然而他们在反思人的行为时,仍然只是站在人的立场,一切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这一点正如王晖所论述的“以理性为基本法则,以人的主体自由为核心建构的现代性,决不能因为人类的非理性的思维方式而改变其美好的初衷.毋庸讳言的是,诸多以生态为题材的报告文学并没有超越以人类为中心,以自然生态为‘他者’的立场,如果从全球的生态系统的整体视角来观之,其局限是非常明显的”,⑨出乎此,笔者以为,生态报告文学在揭示问题和探寻成因的同时,应该在文本中注入深层生态思想,注重生态信仰的启蒙,生态报告文学才有望向深层发展.

何谓深层生态思想,西方学者阿恩奈斯和塞欣斯曾共同起草了一份原则性纲领：（１）地球上人类和非人类生命健康和繁荣有其自身的价值（内在价值、固有价值）.就人类目的而言,这些价值独立于非人类世界对人类目的的有用性.（２）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有助于这些价值的实现,并且它自身也是有价值的.（３）除非满足基本需要,人类无权减少生命形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５）人类生命和文化的繁荣与人口的不断减少不矛盾,而非人类生命的繁荣要求人口减少.（４）当代人过分干涉改变政策,这种情况正在恶化.（６）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政策,这些政策影响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基本结构,其结果将会与目前大为不同.（７）意识形态的改变主要在评价生命平等方面,而不是坚持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对数量大（ｂｉｇ）和质量上的大（ｇｒｅａｔ）之间的差别应当有一种深刻的意识.（８）赞同上述观点的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义务来实现上述必要改变.{10}

那么,中国的生态报告文学如何以文学手段来书写深层生态思想?笔者认为,生态报告文学应该从以下四个维度予以表达：一是书写对所有生命的敬畏.“人应当与宇宙建立一种和谐的精神关系,而且这个世界中的整个生命现象都应当是统一的,也就是说,不同生命之间应当休戚与共”.{11}二是主张自然的复魅.即在文本中呼吁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定位,校正人类在自然中的合适位置,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宰制自然的狂妄,使人类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自然中普通一分子,以期弥合人类与自然的疏离,遏止对自然的疯狂掠夺.三是建构生态人格.平等对待自然中每个生命,保护自然、回馈自然的责任意识,物质生活简单化的“这种生态人格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我之间的和谐的最终实现,是人的自由本质的最终实现,而且还是使这种和谐成为恒久的根本保证.”{12}四是生态主义信仰的呼唤.一直为中国的生态主义运动鼓与呼的青年学者王晓华认为,尽管把生态主义当作信仰在中国还是极少数人的选择,但是不把生态主义提升为一种信仰或类信仰,或者将之整合到一个信仰体系中,那么生态主义事业就不可能完成.

四、结语

生态报告文学以其最为直接的忧虑与拷问人类生存环境的精神品性,产生着极大的社会轰动效应；以集束冲击波式的不凡创作实绩,凸显于当代中国生态文学创作领域.在检视成绩的同时,返视观照它们所表现出来的一些问题,对将来当代生态报告文学如何不断地探索,走向完美,具有理论探讨的价值和意义.评论家周政保曾指出“凡富有时代的前沿精神,能深入审察人的生存状态及社会前景,做到卷入现实而思考现实,并将精辟独到的见解贯穿于真实可靠的叙述之中,也就是找到了报告文学创作的灵魂”.{13}我们期待,将来的生态报告文学在卷入中国现实的途中,有更加多的富有时代的前沿精神,更精辟独到的见解和真实的叙述!

（作者单位：河北工程大学文学院）

①②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4｡,

③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3｡,

④⑨王晖《百年报告文学文体流变与批评态势》,[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16-117,118-119｡,

⑤{13}周政保《非虚构叙述形态――九十年代报告文学批评》,[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85,4｡,

⑥李炳银《当代报告文学流变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9｡,

⑦丁晓原《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M]上海,三联书店2001,119｡,

⑧{12}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38,137｡,

{10}原载于张岂之,舒德干､,谢扬举主编《环境指示前沿》,(第1辑)[C]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转引自杨通进,高予远编《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C]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1版,50-51｡,

{11}阿尔贝特史韦兹《敬畏生命》,陈泽环译[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