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错位原创

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已经共同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批评实践从过去的一元独秀形成今天多元共生的批评格局.尤其是新时期以来,随着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大量引进,当代文学批评思潮更是令人目不暇接、日新月益,意识流、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等诞生于２０世纪西方的文学理论在短暂的时间里被当代文学批评界操练了一遍.今天,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是：究竟有多少理论真正有助于当代文学批评的建构呢?当下批评界,一方面批评成果多如牛毛、批评热点层出不穷,一方面批评似乎离批评对象越来越远,被纠缠在各种“大概念”、“大问题”的漩涡中不能自拔,无心致力于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原创性建构.用学者邓正来的话来描述当下的文学批评：“成果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差.有两方面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首先,学术成果离中国现实越来越远,大量的学术文章满足于概念运作,而且是全盘移植西方理论,表面上是关注现实,其实无非是西方理论的演绎,真正的中国现实被极大地漠视.明明存在着亟待解决的中国问题,学者们却观念先行,闭门造车,原创性的成果也就无从谈起.”①我以为,邓正来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切中了当下学术研究（包括当代文学批评）的命脉,存在的问题早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是纠缠多年没有任何改观,最终愈演愈烈、积重难返.本文试图以“终结”论、“错位”批评、批评理论的原创性等问题为探讨对象,发现当下文学批评的问题根源并寻求走出困境的可能性.

一、“终结”论与批评理论的移植

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批评一直处于西方理论“影响的焦虑”之中,批评界提出的所谓“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由曹顺庆提出）可谓一语破的.学界的警醒是值得欣慰的事情,但是,话语的建构又是何其艰难,中国现当写作技巧论原创性不足直接导致了这种努力的艰难.“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步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文学批评在整体上并没有真正走向反思与建构,部分批评家依然期待西方理论来成全自己,而不是迎难而上走向原创性的努力.他们一听到西方学界的风吹草动,立马就整个拿来以横扫国内文坛,俨然以霸主自居.“终结说”就是近年来批评界最为显著的一例,它伴随着解构主义的强劲西风迅速成为当代批评的话语模式.打开一本本文学刊物,参加一个个研讨会,你总会看到、听到“终结”者们那一副副庄严的审判者面孔.“文学的终结”、“小说的终结”、“诗歌的终结”、“经典的终结”、“戏剧的终结”、“批评的终结”等等不一而足,它们措词严厉地宣布“某某”终结,造成一派“终结”话语的繁荣.面对这一种批评现状,我们不禁怀疑,文学难道真的走向终结了?批评真的即将消亡了?我以为,就像以往许多轰动一时的时髦批评一样,这不过是又一次“伪命题”的诞生,与真正的当代文学批评无关.

从“终结”论的理论资源来看.凡是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学者都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终结论”并非中国本土文学理论的产物,而是西方舶来品,更确切地说是近年来西方学者米勒、德里达等人所持的学术理论.被中国理论家拿来之后,它就迅速成为预测中国当代文学命运的蓍草.但是,从以往的批评实践轨迹不难看出,这种盲从根本无助于解决中国文学批评的任何问题.西方某一学说并非就是绝对真理,在人文学科领域里,它只不过是某学者或某学派所坚持的观点,是他们在特定文化语境里体验到的现象本质.“普遍而言,每一个别存在都是‘偶然的’”；②“不管引进西方多么新异的文学观念,都是西方人根据他们的文学经典和文化传统进行抽象化,做出的系统概括.其中一部分当然是有其普遍性的,适合中国文学历史和现状的,但是,也肯定有一部分是与中国文学传统和现状相矛盾的.因而引进任何一种西方文论,都必须经过中国文学历史和现状的检验.”；③“真理只是在和某一特定人类的关系中才成为真理.我们自己的哲学就只能表现和反映西方的（区别于古典的、印度的或其他的）心灵,只能表现和反映现存文明状态下的西方心灵和在这状态下它对世界的概念、它的实际范围和它的有效领域.”④“终结”论只不过是某种学术派别的论断,不是整个西方学术界的认识,更不代表整个人类世界的事实.既如此,何以我们要跟在后面随声附和呢?理论的盲从实际上是持有者心灵脆弱的表现,自己认为自己没有创造的能力,什么理论都是西方的最好,什么观点都是西方的最正确的.最近媒体上流行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就是垃圾”所引起的“口水大战”就是非常典型的例证,即使顾彬的言论有一定道理,我们也没有必要大惊小怪.顾彬以自己的阅读视野和批评标准看待中国当代文学,有自己的看法实属正常.现在需要的是我们应当打开自己的眼界,认真加以甄别后大胆取舍.

再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来看.我们不妨以“小说终结”来考察,持这一观点的批评家无非是从当代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和小说叙事的边缘化得出这一结论的.那么,这种看似顺理成章的理论抽象是否切合文学发展的规律呢?首先,对于小说文体,处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评论家是没有资格对其未来的命运作出宣判.每一批评主体由于所处时代语境、所接触的客体的独特性,决定了他只可能对当下小说文体的境况做出有效判断.批评家不是预言家,批评学也不是占卜学.其次,小说在某一时期的发展并不代表这一文体的整体走势.从整个人类文学发展史来看,并非任何一个时代或任何一个地域都能诞生伟大的经典小说.艺术的星空之所以群星璀璨,是几千年来人类艺术长河大浪淘沙的选择.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物理时间又算得了什么,被遮蔽的总是那些未能发出声音的时代.如果当下文坛诞生不了具有经典特质的小说,也并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情,这充其量只能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说家还不具备创作经典的能力,或者我们的时代还没有眼光发现经典的诞生,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以后没有好的小说面世,更不是说今天的作家和批评家就无事可做了.南帆说：“一部分批评家的素质问题并不意味着这个学科的瓦解.这就像一部分作家的素质问题也不意味着文学的崩溃一样.”⑤与其我们忙于争论小说的“终结”,还不如对当下小说创作加以认真地研究,找出问题以有利于今后的创作.再者,如今的当代文学批评家每年要面对少则几百部多则上千部的长篇小说,还有大大小小无法统计的中短篇小说,小说的“终结”就真正成了一个问题.

当然,我不反对有的批评借用“终结”一词时所采用的修辞学意味,但是,如果“终结”论变为一种学术时装在文坛上风行开来,势必会诱使当代文学批评又一次走上“唯西方理论”的旧路.这种不关注当代文学实际问题,一味靠西方话语霸权进行“圈地运动”的“写办”式批评应当引起批评界的警惕.“对批评负有责任的人们,应当自觉从理论上来一次澄清,将批评的真伪当做批评的前提工作来认真做一回,如此,文学批评的前景就会大为改观.”⑥这些“伪命题”在批评领域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让我们无暇去做应该做的事情.批评的浮躁也许在短暂的时间内给我们带来繁荣,让我们感到批评已经跟世界接轨,让一些批评家一举成名,但是谁来为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未来负责?

二、“错位”现象与批评的“不及物”

当代文学批评应当着眼于当代文学的现实问题展开,发现当代文学的成就和局限.可是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由于理论原创性的贫乏,也由于批评家对于批评客体研究得不够,这就造成了一种批评理论与批评客体的分离,用批评家吴义勤的说法,就是批评的“不及物”.首先,我们缺乏原创性的理论,就不得不暂时求助于西方的理论话语,这就存在着难以逃避的悖论：这些理论、话语是否切中当代文学的命脉?批评理论与批评客体应当有一个最基本的切合点,并非一种理论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其次,无论是来自西方的大师论断,还是中国传统的理论话语,也不管它是多么深刻透辟,如果不能致力于解决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真正问题,我们就应当对其质疑.“检验理论的重要路径就是解读文本,现实理论出了一大堆,旗号那么多,文本的解读却毫无进展,理论的价值就值得怀疑了.”⑦批评主体只有真正深入到批评客体中去,研究问题,运用理论,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这需要当代文学批评者提高自己的辨析能力、判断能力和创新能力：什么是具有原创性的艺术发现,什么是哗众取宠的文化炒作.在批评中一旦批评理论与批评客体产生错位,批评者得出的结论就不单单是缺乏说服力的问题,而且不利于当代文学批评的整体发展格局.

对“７０年代出生”作家的评论是当代文学批评中“代际”批评中的热点,如果我们细加甄别,我们就不难发现很多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对女作家、女性写作当然可以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但是,可是如果我们认真思考卫慧、棉棉等人的创作,再比较同时代其他女作家的创作,我们就不难发现问题的症结.这里显然存在着“错位”问题.首先,“７０年代出生”的作家创作已经与陈染、林白为代表的“６０年代出生”作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创作理念,她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批评家与出版商、作家在市场文化语境谋的产物,再用女性主义理论来批评文本中的“性”显然就出现了“错位”.其次,即便是同为“７０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作为创作个体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显然,卫慧与盛可以就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一个批评者如果不考虑批评客体的文化语境,不甄别客体的特征,完全依靠现象的外在表征妄加批评,其结果是不但失去了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的科学性,而且造成了批评领域秩序的混乱.批评家吴义勤将这类批评归结为“不及物”批评：“先找好了‘理论’,然后再从文本中寻求佐证,一篇评论往往变成了对某一种理论的演示.”⑧这种批评思维就是没有回到文本自身的大而化之的“模糊批评”,是一种忽视文学批评科学性的批评.批评家孙绍振在谈及此问题时也说：“对于一个真正的学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对于学术大师的超越,而超越不是凭空的狂想,其基础就是自己对于文学作品的特殊的体悟、独特的发现、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独创的理念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观念的系统.没有第一手的对文本的悟性和特殊的解读,就谈不上在理论上的创造和突破,满足于当学术摊贩,一辈子研究文学,一辈子不懂文学的悲剧,并不是个别现象.”⑨

同样,当下为中国批评家热衷的文化批评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这种批评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有的评论家以文化批评代替文学批评,将文化批评结论强加于文学批评.后果显然是非常严重的,它一方面无限制地扩大文学批评的范围,几乎将所有的文本都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视野,而文学性则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了；另一方面,它消解了文学与文化的界限,在研究过程中你根本无法分辨哪些是创新性的文化成果,哪些又是庸俗化的文化现象.众所周知,文学批评是对文学文本的文学性的评价,文学史是文学性独特的经典文本构成的历史.这就告诉我们,时尚文化中成为热点的文学文本并不一定就是文学价值较高的作品.上世纪５０年代“大跃进”时代的诗歌,它那空前的想像力并不能掩盖其文学性的贫乏；作家们的畅销书乃至长销书,也不能体现其文本中原创性的贫乏.相反,某一文学经典在它刚刚诞生时可能惨遭冷遇,事实证明这也不能证明其在文学史上没有自己的地位,像建国后的钱钟书、张爱玲等作家的小说所遭到的冷遇,像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在出版时惨遭拒绝的境况.如果把文化研究代替文学研究的话,很可能一部分时尚的、哗众取宠的东西就会堂而皇之地进入文学史的殿堂,这显然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当某些被炒作的文本被无限地抬高以后,最终失去学术秩序的就不仅仅是文化研究.学者温儒敏在谈及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时说：“如果认真品读某些文化研究的论作,会发现一种现象,那就是比较大而化之,从‘大问题’出发常常又回到‘大问题’,经不起琢磨,它毕竟和注重个性创新的文学研究大不一样.这种缺失是‘先天’的,因为文化研究基本上属于社会学科,可以归类到社会学,它的动力常常直接来自现实的诉求,它的着眼点不在经典的文化,而主要是时尚文化,它对艺术个性和创造性也缺少兴趣,或者说这不是其长项.”{10}

从以上两例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由于文化语境的不同,由于批评者的理论修养的不足,由于没有一种“中国意识”“问题意识”,当代文学批评中工具与对象的“错位”问题屡见不鲜.当新批评、精神分析学、语言学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文化批评等给我们提供了崭新的批评武器之后,我们是否在运用他们的时候认真分析过它们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局限性?它们是否适合批评的对象?不适合又应当怎样进行改造呢?我们是否依然顺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期待西方再输给我们什么理论?“一种批评方法的诞生,总是由于批评对象（作品）的特定需求所致；一种批评方法的意义和效用,也总是要在实践中因为成功地把握了作品某些需要被挖掘的内容而成为可能.”{11}我们在批评实践中能否提出自己的批评方法呢?

三、原创性与批评理论的建构

前面已经说到,当代文学批评应当基于解决中国文学自己的问题,致力于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最终形成自己的理论.但是这并非是认为一种理论只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而没有一定的普遍适应性.西方学者称２０世纪是“批评的世纪”,他们的确在研究中形成了许多学派并提出了各自富有说服力的科研成果,像“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像精神分析学、新批评、新历史主义、“大众文化”理论等等.但是,作为人文学术研究领域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我们的“批评的时代”是否已经到来了呢?这就是一个颇值得思考的问题了.如果这种繁荣仅仅是指不断移植、借鉴西方理论体系的话,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进入了“批评的世纪”,但是,如果是指不断诞生“原创性”的批评理论而言,我们就会面对一个相对尴尬的境地.按照批评家吴炫的观点,批评方法的原创性应当基于自己的对世界的独特理解,而我们长期以来却满足于对别人的模仿,我们认为只有借鉴和模仿才能使得我们的文学批评走向现代化,那么,中国当代批评学的建构从何而来?这无疑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忧虑.

近百年来,中国文学批评没有诞生自己的批评理论,更没有出现大师级的批评家,这要从批评的现实中寻找问题的根源.进入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批评开始了致力于理论建构努力.批评家们结合西方文学理论和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实践,努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例如,发轫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并持续至今的“第三种批评”、陈思和等学者建构并应用于当代文学史重写的“民间”与“潜在写作”、王一川的修辞论美学,还有长篇小说文体研究、新历史主义叙事、文艺心理学等等,这些理论的建构与实践在当代文学批评中正在发展过程中.“第三种批评”的倡导者之一、著名学者吴炫,通过多年努力初步建构起了“否定主义”理论体系,并针对当代文学的局限性加以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批判》（学林出版社）《中国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新时期以来的重要思潮、作家、作品加以重评；陈思和、王光东等学者运用“民间理论”、“潜在写作”重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公认的具有创造性的成果；王一川的“修辞论美学”在当代文学批评中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文学批评、影视文本的探究等方面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批评视野；郜元宝在“第三种批评”的建构过程中,致力于现代汉语语言学批评,撰写了《音本位与字本位――在汉语中理解汉语》《１９４２年的汉语》批评文章.他们的努力说明,首先,当代文学批评可以在借鉴中西方文论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话语,它们源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从而对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有着更直接更深入的认识.其次,尽管这些理论存在着种种问题和局限,但是它们毕竟为我们的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视野,功不可没.王一川在谈论他的修辞论美学建构时,深有感触：“作者既不满足于国内重内容而轻形式的认识论美学,也不愿意把西方‘语言论美学’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而是提出了‘修辞论美学,”{12}再者,一种理论的建构需要较长时间努力,甚至是几代人的成果,因为它需要理论家深入批评现场,发现问题症结,在反复实践中形成自己的文学观和价值观,“创造在于难度”,“只有创造才能拯救经验和思想”.{13}

追溯中国现代批评的历程,我们发现自近代以来,中国学术传统伴随着古代文化的衰弱已经不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重新建构现代中国学术体系就成为近百年中国学术的努力方向.在这种文化语境中,理论的引进是必要的,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学术就此西方化,就此成为西方理论的演练场.原创性的理论建构必须植根在中国自身的文化土壤之上,才能开出自己的花朵.这是建立中国当代批评学的一种必然要求,是中国学人为人类学术批评做出的贡献.在谈及“第三种批评”时,吴炫明确表示：“‘第三种批评’虽然以寻求中国当代学者‘自己的话语’为终极目的,但‘自己的话语’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只能解决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和文学问题,而应理解为是由中国当代学者向世界贡献了一种关于当代人精神和文化问题的理论.”{14}在一些文化仆从主义者看来,当下中国没有将来也不可能产生自己的理论,中国学人没有必要重新建构理论体系.但是,如果我们一味将中国问题的发现和解决的权力让位于西方,那么,当移植、阐释成为中国批评家的主要任务时,当代文学批评者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呢?

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由于一味崇尚西方话语而造成了对一些真正问题的遮蔽,这种代价也许是文学批评转型期所必需付出的代价.“话语生产成规是一种文化栅栏.这种成规刻意地圈定什么,突出了什么；同时也无形地隐没了什么；清除了什么.这是话语生产的规约.”{15}因此,作为人文学科的当代文学批评,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追求事物本相的过程,这需要中国当代学者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不懈的努力来完成自己的使命.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雪

①吴炫《呼唤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原创性》,《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②[德]胡塞尔著､,李幼蒸译《纯粹现象学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92年版｡,

③孙绍振《解读文学经典的意义》,名作欣赏,2003年第4期｡,

④[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田农､,林传鼎等译《西方的没落》,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63年版｡,

⑤{15}南帆《理论的紧张》,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⑥阎晶明《独白与对话》,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⑦孙绍振《文学性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⑧吴义勤《批评何为》,《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

⑨孙绍振《原创性的追求――回顾我的学术道路》,《福建文学》2000年第8期｡,

{10}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11}吴炫《中国当代文学批判》,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12}王一川《文学理论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赵汀阳《思想的原创性要求》,《学术月刊》,2000年第1期｡,

{14}吴炫《穿越群体》,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