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

内容摘 要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有着基本共同的文化立场,而且西方环境美学是中国生态美学建设发展的重要参照与资源.虽然两者在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字意、哲学内涵与传统文化继承上还是有着某些差异,但两者的联合与互补能够促进当代美学的建设发展.

关 键 词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生态中心生态人文主义参与美学

作者曾繁仁,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南：250100）

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因为当代西方美学界一直大力倡导环境美学,而中国当代美学界部分学者极力倡导生态美学.2006年在成都召开的国际美学会上,在笔者作了有关生态美学的发言后,国外学者集中向我提出的问题就是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话题.本来,从美学的自然生态维度来说,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都属于自然生态审美的范围,是对“美学是艺术哲学”传统观念的突破,它们应该属于需要联合一致的同盟军,不需要将其疆界划得很清晰.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却又有将其划清的必要,而且中国学界还要回应国际学术界的疑问.

首先,西方环境美学是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发展建设的重要参照与资源.从文化立场来说,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有着两个比较共同的立场.这就是共同面对当代严重的生态破坏而要对生态环境加以保护的立场.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实际上是我国现代化逐步深化进入生态文明时期的产物,它以生态文明建设作为自己的目标.而西方环境美学也是在环境问题突出以后产生的,并以环境保护作为自己的坚定立场.诚如芬兰环境美学家约瑟帕玛所说,“我们可以越来越明显地看到现代环境美学是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是环境运动和它的思考的产物,对生态的强调把当今的环境美学从早先有100年历史的德国版本中区分了出来”.而且,他还明确地将“生态原则”作为环境美学的重要原则之一,他说,“在自然中,当一个自然周期的进程是连续的和自足的时候,这个系统是一个健康的系统”.［1］另外一个共同的立场就是,它们都是对传统美学忽视自然审美的突破.

我国生态美学研究者明确表示生态美学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它是一种包含生态维度的美学.［2］而西方当代环境美学的一个重要立场就是对于传统美学忽视自然生态环境美学的一种突破.加拿大著名环境美学家艾伦卡尔松在《环境美学》一书中指出：“在论自然美学的当代著作中,大量的这些观点其实在一篇文章中早就遇见到了：在赫伯恩创造性的论文《当代美学及自然美的遗忘》（“contemporaryAestheticsandtheNeglectofnaturalBeauty”）中,他首先指出,美学根本上被等同于艺术哲学之后,分析美学实际上遗忘了自然界,随后他又为20世纪后半叶的的讨论确立了范围.等与自然相关的鉴赏可能需要不同的方法,这些方法不但包括自然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的特征,而且包括我们多元的感觉经验以及我们对自然的不同理解”.［3］

西方环境美学发展得较早,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产生的生态美学明显接受了西方环境美学的资源.我国第一篇涉及自然生态美学的学术文章就是由之翻译的由俄国学者曼科夫斯卡亚所写的《国外生态美学》,该文实际上介绍的是西方环境美学,发表在1992年《国外社会科学》第11、12期.该文对我国生态与环境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李欣复才于1994年发表第一篇《论生态美学》的学术论文,徐衡醇于2000年出版了第一部《生态美学》论著,中华美学学会青美会于2001年召开了全国首届生态美学学术研讨会.曾繁仁于2003年出版《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一书,提出“生态存在论审美观”.与此同时,西方环境美学也加快了在我国传播的步伐.2006年前后,滕守尧组织翻译了卡尔松的《环境美学》；而陈望衡组织翻译了伯林特的《环境美学》与瑟帕玛的《环境之美》.至此,西方环境美学代表性论著均翻译介绍到我国.陈望衡教授也于2007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环境美学专著,融中西马为一体构筑了自己的环境美学体系.在我国生态美学建设过程中西方环境美学也给我们以滋养,它们关于“宜居”观念的论述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特别是伯林特的“参与美学”、“生态现象学”以及“自然之外无它物”的理论观点更给我们启发良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西方环境美学是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建设的重要资源与借鉴.

当然,中国的生态美学与西方的环境美学还是有着某些区别.首先,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与地区.环境美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其时,这些国家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而且它们大多有着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更为重要的是,那时西方生态哲学与生态学刚刚起步,占主导地位的是“生态中心主义”思想.因此,在当代西方环境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观点是“生态中心主义”观点,力主“自然全美”与“荒野审美”等等.而中国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从21世纪初期开始逐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生态美学研究态势.其历史背景是在工业化逐步深化的情况下,发现单纯的经济发展维度无法实现现代化,而必须伴之以文化的审美维度.这就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提出的缘由,与此同时我国生态美学研究获得逐步发展.因此,我国的生态美学建设面对的是急需发展经济的现实社会需要与环境资源空前紧缺的国情现状,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成为双重需要.这与西方环境美学提出的历史文化背景是有明显差别的.而且,在21世纪,人类对于生态理论的认识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与变化,发现单纯的“生态中心主义”难以成为现实,只有人与自然的“共生”才是走得通的道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生态人文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等等更加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生态理论形态,成为当代生态美学的理论支点.这也就使中国生态美学所凭借的理论立足点比西方环境美学的“生态中心主义”更加可行,并具有更强的时代感与现实感.

其次,从字意学的角度说,“生态”与“环境”也有着不同的含义.西文“环境”（Environment）,有“包围、围绕、围绕物”等意,明显是外在于人之物,与人是二元对立的.环境美学家瑟帕玛自己也认为“甚至‘环境’这个俗语都暗示了人类的观点：人类在中心,其他所有事物都围绕着他”.［4］而与之相对,“生态”（Ecological）则有“生态学的,生态的、生态保护的”之意,而其词头“eco”则有“生态的、家庭的、经济的”之意.海德格尔在阐释“在之中”时说道“‘在之中’不意味着现成的东西在空间上‘一个在一个之中’；就原始意义而论,‘之中’也根本不意味着上述方式的空间关系.‘之中’（‘in’）源自innan-,居住,habitare,逗留.‘an’（‘于’）意味着：我已住下,我熟悉、我习惯、我照料；它有colo的含义；habito（我居住）和diligo（我照料）”.［5］在这里“colo”已经具有了“居住”与“逗留”的内涵.而“生态学”一词最早则是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于1869年将两个希腊词okios（‘家园’或‘家’）和logos（研究）组合而成.可见,“生态”的含义的确包含“家园、居住、逗留”等含义,比“环境”更加符合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情形.而从生态美学作为生态存在论美学的意义上来说,则“生态的”所包含的“居住,逗留”等意更加符合生态存在论美学的内涵.

再次,从美学内涵的角度来说,“生态”比“环境”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生态美学产生于20世纪后期与21世纪初期,综合了100多年来人类在生态环境问题上长期探索的成果.众所周知,100多年以来,人类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努力探索人与自然生态应有的科学关系,经历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苦痛教训.“人类中心主义”已经被200多年的工业革命证明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严重的环境污染就是留给人类的惨痛教训.而“生态中心主义”也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事实证明,作为生态环链之一员,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都只有相对的平等,而不可能有绝对的平等.“生态中心主义”的绝对平等观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只能是一种彻底的“乌托邦”.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生态整体主义”和“生态人文主义”,正如马克思倡导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他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6］所谓“生态整体主义”与“生态人文主义”就是对于“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综合与调和,是两方面有利因素的吸收,不利因素的扬弃.生态美学就是以这种“生态整体主义”与“生态人文主义”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导.

而“环境美学”由于产生的历史较早,因此难免受到“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的局限.瑟帕玛的《环境之美》就具有比较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他不仅将“环境”定义为外在于人的事物,而且在“环境美学”内涵论述上也表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他认为,“环境美学的核心领域是审美对象问题”,而“使环境成为审美对象的通常基于受众的选择.他选择考察对象的方式和考察对象,并界定其时空范围.”而且,他认为“审美对象看起来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物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适合审美欣赏”.［7］很明显,瑟氏并没有完全跳出传统美学的窠臼,不仅完全从主体出发考察审美,而且从传统的艺术的形式美学出发考虑环境美学审美对象的形成,诸如形式的比例、对称与和谐等等,就是通常所说的“如画风景论”,而没有考虑生态美学应有的“诗意的栖居”与“家园意识”等.相反,卡尔松倒是彻底的环境主义者,但他却较多的倾向于“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观点.他在《环境美学》一书所提出的“自然全美论”就是这种“生态中心主义”的反映.他说“全部自然界是美的.按照这种观点,自然环境在不被人类触及的范围之内具有重要的肯定美学特征：比如它是优美的,精巧的、紧凑的、统一的和整齐的,而不是丑陋的、粗鄙的、松散的、分裂的和凌乱的.简而言之,所有原始自然本质上在审美上是有价值的.”［8］他将自然的审美称作“肯定美学”,在这里他借助了许多西方生态理论家的观点.例如,著名生态理论家马什的观点：自然是和谐的,而人类是和谐自然的重要打扰者；地理学家罗汶塔尔的观点：人类是可怕的,自然是崇高的等等.显然,卡尔松的“自然全美论”是建立在上述“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立场之上的,由此导致对于人类活动,包括人类的艺术活动的全部否定,应该说是非常不全面的.当然,环境美学也包含许多正确的、有价值的美学内涵.例如伯林特的“环境美学”理论就比较科学合理.他实际上倡导一种崭新的自然生态的审美观念.他说：“大环境观认为不与我们所谓的人类相分离,我们同环境结为一体,构成其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传统美学无法完全领会这一点,因为它宣称审美时主体必须有敏锐的感知力和静观的态度.这种态度有益于观赏者,却不被自然承认,因为自然之外并无一物,一切都包含其中.”［9］这里,他提出了著名的大环境观,即“自然之外并无一物”.这里的“自然”并非外在于人、与人对立的,而是包含着人在内的,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系统”.而他所说与传统美学相对的“环境美学”则是与康德为代表的着重于艺术审美的“静观的无功利的美学”不同的一种运用于自然审美的“结合美学”（aestheticsengagement）.我们更愿意翻译成“参与美学”,是指眼耳鼻舌身五官在自然审美中的积极参与.这里的“自然之外无它物”与“参与美学”的理论观点都成为我们建设生态美学的重要资源与借鉴.

最后,生态美学之所以产生于中国的文化氛围之中,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古代文化哲学中没有外在于人的“环境”,只有与人一体的“天”,天人从来都是紧密联系的.一部中国古代文化史就是探讨天人与古今关系的历史,所谓“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这里所讲的“天人之际”、“天人合一”与“天人之和”等等就是人与自然一体的“生态系统”中较为复杂的关系.无论是儒家的“位育中和”、“民胞物与”；道家的“道法自然”、“万物齐一”；佛家的“众生平等”、“无尽缘起”等等都是讲天人之际的“生态系统”.而这种东方生态理论在近现代影响了西方众多生态哲学家与美学家,包括梭罗、海德格尔等等.特别是海德格尔的“生态存在论”哲学与美学观、“四方游戏说”与“家园意识”等,成为“老子道论的异乡解释”.在这样一片如此丰沃的东方生态理论的土壤上,我们相信一定能够生长出既有现代意识与通约性又有丰富的古代文化内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

上面我们论述了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在这里还需要讲一点,那就是“环境美学”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它以“景观美学”与“宜居环境”为核心内涵,涉及到城乡人居与工作环境建设的大量问题,带有专业性、可操作性与现实的指导性.这一点是当前的生态美学研究难以做到的,而且也是需要向其学习的,因为生态理论的根本特性就是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当然生态美学在城乡环境建设中到底如何发挥指导作用,还是可以讨论的话题.总之,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这两种美学形态其实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如果在理论阐释上互相更多地借鉴,则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共同阐释人与自然生态的审美关系.正如我国第一部《环境美学》著作的作者陈望衡教授所说“这两种美学都有存在的价值,它们互相配合,共同推动美学发展”.［10］

［本文为教育部基地项目“文艺美学学术史研究”的中期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