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国际关系学的整体性与多元性

一、中南欧模式：开放性的移植生长

中南欧国家的国际关系学对美国的国际关系学开放的程度相当大,在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的强大影响之下,该地区的国家基本上将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移植”到了本地区.

在中南欧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处于主流的是三个思想流派：现实主义、格劳修斯主义和自由主义,其中,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处于长期争论之中.在主要的三个思想流派之外,还存在一些“异议者”,比如地缘政治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治理研究等.中南欧国际关系学呈现出“碎片化”的景象.可以看到,中南欧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移植”,当然这种“移植”并不是全盘复制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是说中南欧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都是美国的知识成果,并没有太多本区域特色性的理论成果.这实际上是与中南欧的国际关系学发展的两个特性相关的.

中南欧的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表现出两个特性：“一方面,它对美国的国际关系学是广开大门,另一方面,它对其他的欧洲国家的国际关系学是完全封闭的.”对美国的大肆开放就使得中南欧对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的需求远大于美国对中南欧的需求,中南欧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美国与中南欧之间的制度合作与交流的三个方面――研究与训练、人员交流、翻译――体现了中南欧的国际关系学与美国国际关系学之间的‘依附结构’.”中南欧的国际关系学所呈现出的“边缘化、渗透性、碎片化”使得就结构方式和交流方式而言,中南欧的国际关系学在美国主导的国际关系学中处于一种半边缘的学术地位.

对美国的过分依赖和对其他学术共同体的相对漠视使得中南欧的国际关系学在国际关系学界得不到知识上的认可,中南欧学者并没有成功地使自己在国内的公共争论中更加突现,也没有在国际层面上更积极地参与主流的理论争论.中南欧的国际关系学基本上是一种“边缘性的声音”.中南欧的“开放性的移植生长”的发展战略不是一个成功的战略选择,也不是一个可行的知识发展路径.

二、北欧模式：开放性的多层次合作

在北欧地区,瑞典、丹麦、挪威的国际关系学者,以及少数来自芬兰和冰岛的国际关系学者所组成的学者共同体尝试运用“开放性的多层次合作”的知识战略.

1966年,北欧部长理事会同意成立北欧合作委员会以推动国际政治的研究.北欧合作委员会推动了北欧地区国际关系学者之间的合作,而且还在地区层面上出版了具有影响力的杂志《合作与冲突》(CooperationandConflict).虽然在1990年,北欧合作委员会解体,但是,北欧地区的合作研究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内在动力,研究合作仍在继续.1991年,北欧国际研究学会(theNordicInternationalStudiesAssociation)成立,这成为北欧地区国际关系研究合作的新的制度家园.同时,北欧学者还极大的使自己的网络活动多样化,积极参加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学术活动.北欧的国际关系学者拥有多种途径来展现他们的学术成果.他们通过英美的编辑体系来出版书籍和发表文章,从而进入世界学术市场.他们又通过与其他欧洲国家学者的联系来创立一个统一性的欧洲国际关系学者共同体.北欧国家的学者还通过在地区范围内的合作和北欧地区的杂志如《合作与冲突》、《和平研究杂志》(theJournalofPeaceResearchl、《斯堪的纳维亚政治研究》(scandinianPoliticalStudies)等来发表自己的成果.同时,北欧学者还拥有着国内的学术市场.可见,北欧的国际关系学者同时在几个不同的层次上开展活动和合作.

这样的“开放性的多层次合作”使得北欧的国际关系学共同体既能够集中学术资源,又能够对外相对开放.学术资源的集中给他们提供了学科发展的必要基础；具有了相当的研究队伍,使得他们在国际学术市场上能够被注意,同时也使他们能够借助学术中心而进入国际关系学的主流市场.相对开放使北欧学者的网络活动更加多样化,既与来自西欧的学者进行知识合作,还与来自西欧以外的其他地方的学者(其中就有美国学者)进行研究合作.这样的多层次研究合作的“北欧网络”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知识区域,使得“北欧的国际关系学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学术共同体,它有国家性的次共同体,同时又与世界范围内的大多数其他重要的学术共同体有着联系”,能够有力地向美国的知识中心发起挑战.在国际关系学中,宏观理论大体上还是美国,其次是英国,这样的国家的知识专长领域.而像斯堪的纳维亚这样的地区更多是从事于创立、检验或改进中观理论.在精神气质上,“将北欧学派区别开来的首要特征就是它对弱理论(weaktheory)的信奉,它既不是过于雄心勃勃的美国式的宏大理论,也不是英国式的历史研究.”

北欧地区在国际关系中观理论上产生了一些有特色的知识成果.首先,也是最为人所瞩目的就是北欧的“和平研究”,可以说,北欧地区在和平研究方面居于学术领先地位.加尔通(JohnGahung)也成为和平研究的具有国际声望的学者.可以说,在北欧,和平研究是上升到了学科的高度,甚至与国际关系学处于一种并行地位.在北欧,“国际关系学与和平研究之间的争论是国际关系学者与和平研究者的身份形成过程的建构方式之一.”其次,以布赞和维弗尔(OleWaever)为中心的安全研究“哥本哈根学派”也是北欧地区的颇具吸引力的知识成果,可以说,北欧学者所开创的建构主义安全研究是北欧的特色知识成果.再次,“外交政策分析、谈判研究、国际合作研究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获得成功的领域”,但同时,这些被确认为是斯堪的纳维亚的成就的领域都带有强烈的美国、英国与斯堪的纳维亚之间的研究协作的特性.

可见,北欧的国际关系学与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地位关系在发生着变化.“在二战后的第一个十年里,当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被重建之时,美国在社会科学的影响是强大的,北欧地区也不例外.然而,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这样的总模式在变化,对美国源头的依附受到批评和反抗.”冷战之后,北欧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对美国知识压力的突破,实现了自我的知识解放,因为北欧地区生产的国际关系知识成果在被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关系学界所消费.这样的关系变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北欧的开放性的多层次研究合作产生的知识成果.

三、欧洲国际关系学：整体性和局部活力

在国际关系学的自我路径选择之中,北欧模式取得了相对较大的成功,原因在于它将“自力更生”与多层次合作相结合,真正产生了具有自我特性的知识成果并且进人国际学术市场从而产生影响.但同时,无论是采取哪一条知识路径,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知识成果的生产必须是立足于自身的历史经验或现实实践.“关于世界政治的当代分析仍然是基于特定的、历史、地理划定的社会具体经历和利益.”离开了这一理论知识生长的根基,特殊性的知识成果的生产可以说是缺乏动力机制的.

北欧地区的知识成果是与北欧地区的“中立化”的历史实践传统相关的.“中立化”传统使得它们的知识关注并非是美国式的“冲突”和“战争”,而更多是“合作”与“和平”问题,尽管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终究是有着差别的两面.英国和北欧的独创性的知识成果的生产更多地源于自身的独特经历,立足于国家视角的知识成果才可能真正被国际性的消费.

欧洲国际关系学所要建立的并不是一个整体性的知识成果,即一个所有的欧洲国家的国际关系学界都接受的统一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是要求欧洲要尽量以一个整体性的知识力量出现在国际学术市场中.这样的整体性的知识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方式和运用方式就是建立欧洲范围内的制度资源.正是在这一点上,整体性的欧洲国际关系学正在凸显出来.尽管这样相关当度建构是在统一性的欧洲范围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的欧洲的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发展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宏大理论,相反,欧洲的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有赖于在欧洲内,各国家和地区产生有各自的知识传统特色或历史、现实实践特色的国别性的、地区性的国际关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