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原创东汉末年,中国道教正式诞生；魏晋时期,神仙道教又作为思潮在社会上层广泛传播.理清嵇康与神仙道教之间的深层关系,不仅有助于阮籍的研究,而且对于深入研究道教接受史也是极其必要的.从现存文献中看,阮籍与道教的关系甚为密切,可以说阮籍启发了后人对道教的接受.
葛兆光先生说:“作为一种宗教,它需要有一套解释世界、阐述人生的哲理作为自己的纲领,作为士大夫,他们也不会仅仅满足于在理论上粗鄙浅陋的巫仪方术.”①先秦来的鬼神观念和在汉代十分流行的神仙方术是形成道教的基本信仰的直接来源.由于原始的民间道教是从巫鬼道演变而来的,故而难以得到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文士的认同；文士与民间道教之间的裂痕与生俱来,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势下,魏晋时期,神仙道教应运而生,并日渐成为道教的主流.两晋南北朝的道教,基本上沿着神仙道教这个趋势发展.在接触到神仙道教的文士中,阮籍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作为一名道教徒,②他既鄙视神仙道教粗俗的巫仪方术,又不愿卖身投靠统治者,他的信仰和追求侧重于精神的超越,在魏晋神仙道教思潮下走着自己的路.
一、汉魏道教的初创与传播
东汉末年,社会黑暗腐败,儒家人格理想失落,礼乐衰而方术盛,人们舍儒而归道,为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兴起提供丁有利的条件,道教渐渐在下层社会流行.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其创立者为沛国丰人张陵；太平道是张角所创,因奉《太平经》为主要经典而得名,黄巾起义遭残酷镇压后,太平道从此传授不明.张陵之孙张鲁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统治了将近三十年.他自号师君,朝廷“力不能征”.至建安二十年方为曹操所灭.靠镇黄巾起义起家的曹操,深知下层人民可以利用道教来进行宣传和组织起义,他汲取东汉王朝的教训,对道教采取了镇压与利用、限制和改造相结合的政策,在张鲁投降之后,一方面对张鲁及其五子和他的臣僚都拜官封侯,利用他们的影响来笼络群众；另一方面又把张鲁及其子女和臣僚以及汉中人民大量北迁.于是,使天师道的势力扩展到北方,在中原地区广泛传播开来.
汉末魏晋之际,社会上除了民间道教组织外,还有众多的方术之士.他们继承战国秦汉以来黄老神仙家的传统,或隐居山林．从事炼丹、导引、行气等道术修炼,幻想成为长生不死的神仙；或奔走权贵之门,以道术诱人信从.这些人也称道士,其道术及活动方式都与民间道教有一定的区别.有不少学者称这类道士为“神仙道教”,以“别于称作‘鬼道’、‘左道’、‘妖道’或‘符派’的民间道教组织.”③
二、阮籍与道教之关系
首先,阮籍曾与道士交游,并拜道士为师.《世说新语栖逸第十八》云：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口酋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
孙登为魏晋之间最为著名的道士之一,《晋书孙登传》载其“好读《易》”,直接将“真人”目孙登.《太平广记》卷九引《神仙传》,说孙登为神仙,能死而复生.神仙之说自不可信,然可以肯定孙登是当时著名的道士.迄今有人仍然认为此孙登即是开创道教重要学术流派“重玄之道”的祖师④.阮籍与道士交往甚密,其情可见一斑.
其次,阮籍重视长生修行.
道教承继了《庄子齐物论》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思想,提出“身道互保”的行为取向.道教讲究顺应自然,与道同体,实现生命存在的永恒.道门中人十分重视修炼,灵活运用各种吐纳、导引、服食等各种养生方法,以达延长生命乃至长生不死的目的.前引《晋书嵇康传》载“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阮诗中也有“采药无旋返”之句.丹药和吐纳引导,正是道家两大长生法门.早在两汉时期,仲长统在《乐志论》中就说“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根据他的理论,成仙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练习吐纳.而在葛洪的《抱朴子》中则云：“服药虽为长生之本,若能兼行气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药,但行气而尽其理者,亦得数百岁.”⑤阮籍虽然不像嵇康那样服药,但所谓“栖神导气之术”亦与道教长生术不无关系.这些行为不外乎是为了永远保持生命,即寻求不死而实行的,而且,追求长生也是道教的目的之所在.
三、阮籍对神仙道教的反拨
(一)求仙与养生――文人理性的生死观
在中国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中认为,道学不止可以成仙.《太平经》成书于汉,正是神仙道教思想泛滥之时,成仙说赢得了从统治者到平民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而阮籍修行的养生术与求仙风尚之间存在基本差异,即前者的修炼者以有限地增寿为目的,而后者的追随者目标是生命的无限延续.阮籍的怀疑主义态度使他无法像嵇康与葛洪那样笃信成仙说.在《达庄论》中,他把庄子笔下的“至人”、“真人”视作自己心目中最完美的理想人格；而“至人”、“真人”是可以平静地对待生死,“至人者,恬于生而静于死,生活,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阮籍是在对神仙道教求仙活动进行公开挑战,明显是针对积学不止可成仙的道教传统信条的批评.
汤用彤先生说：“南北朝以前之道教,即多以神仙为‘积学所致’等葛洪虽以仙人禀异气,立‘仙人有种’之说,然亦认为仙人可学而致.”⑥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求仙在性质上基本是宗教性的,因而它不能完全摆脱某种彼世色彩”,而阮籍作为“修习养生者等视死亡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他们所做的旨在尽可能地推迟死亡的到来而非拒绝它.”⑦如此,阮籍就与汉末魏晋神仙道教派彻底划清了界限.
(二)享乐与自由――对人生理想境界的重新解读与认识
魏晋神仙道教在上层社会传播,使许多人深受影响.神仙道教徒所幻想的神仙世界是一享乐的世界.基于“修仙既可以长生不死,又可以世上愈发恣情享乐”的认识,成仙也就成为大批士族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追求目标.“地仙的神仙世界是现实和超现实的奇妙重合,是当时士族名士安逸、放荡、肆欲的生活在神仙世界里的投影.”⑧仙人是上层士族现实中意欲延长生命享乐时间的思想的折射,也暴露了上层信徒的真实求仙心理.
与此相对,阮籍所追求的绝非生理的享乐,而是憧憬着达到一个自由的、审美的境界.《达庄论》说：“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积气也.性者,百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评价说：“这是企图证明,人在实质上,是同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等人的精神就是天地的主宰等神是宇宙最高的主宰,同时也就是人的精神.”享乐并非诗人的终极目标,无拘无束的自由才是吸引诗人心灵的磁场.他希望象庄子所说的那样,完全做到虚静淡泊,寂寞无为,使自己的身心无拘无碍,真正达到体道逍遥.
但也不能说阮籍就完全以老庄的理论为理想范式.在《达庄论》的末段他就说：“且庄周之书何足道哉!犹未闻乎太始之论,玄古之微言乎!”可见他并不以老庄思想为满足的.换言之,我们只能说,阮籍心目中,在神仙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理想.正是因为阮籍的诗有这样一种朦胧深隐的理想境界,这也即是其诗被前人称为“阮旨遥深”、被近人刘师培称为“高浑”的根本原因.要之,说这一理想是向追求绝对自由的方向发展的,大体不谬.阮籍与所说的这种神仙式的自由,并不是道教中的羽化成仙观念,而是主观精神上的对现实的超越.
(三)从“道教”到“道家”――追求个性解放
王瑶先生在《文人与药》中将魏晋名士分为“饮酒派”与“服药派”,服药派的人,没有一个有关于沉湎于酒的故事,因为服药的多是道教徒,必须遵道教之戒律.从现有的道教文献史料来看,中国本土道教宗教严格的禁酒戒规.道教早期的重要经典《太平经》载太平道教对饮酒教徒的处罚条文云“敢有市民无故饮一斗者,笞三十,谪三日”.禁酒,特别是禁醉酒的戒规,在魏晋南北朝的道教各派别中是普遍存在的,并没有例外.而我们翻开《世说新语》与《晋书阮籍传》,关于阮籍嗜酒的记录委实太多.可以说,作为一个道教徒,阮籍嗜酒的生活信条和作风与道教的宗教戒规和生活禁忌相去甚远,一如唐代的李白.道教之所以能与儒、释分庭抗礼,靠的就是玄理和方术,高雅者接受玄理,下层接受方术；而阮籍接受了玄理,却不遵守其戒规,不相信其方术,委心自然,故其更接近于道家.
在魏晋时期,“道家”与“道教”是同义词.刘勰在《灭惑论》云：“道家立法,厥有三品：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北周时释道安在《二教论》中论道教说：“一者老子无为；二者神仙饵服；三者符篆禁厌.”显然在时人心目中,道教分为三派,一是下袭张陵的民间道教；二是企求成仙的神仙道教；三是以老庄为师的道教.前两者的终极目的是生存与享乐,理想是羽化登仙,而后一种道教徒追求内心的体验,追求一种宁静的情感和恬淡的心境,使生命归之于虚静,以实现心灵的安适与审美的愉悦.阮籍作为一个接受老庄思想的道教徒,与与神仙道教教徒有明显的区别.他促进了道教从上层贵族阶层向文士阶层的转移,这一点对后来的文士阶层产生了极大影响,如影响到后世的著名诗人郭璞、李白等等.正如《道教与中国文化》中论述的那样：“唐宋以来,很多士大夫都不相信鬼神讥祥、禳祷咒祝,但几乎都对道教的清心寡欲、养气守神理论表示赞赏.”以阮籍为代表的一派道教徒,借助于先秦道家的思想形式,重新肯定了个体层面上的人的自我意识,找到了久己失落的个性自我,启发后世文人接受道教中的合理成分,也是阮籍的独特价值所在.
注释：
①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53页.
②在魏晋时期,道家与道教是同义词,时人亦以道教徒目阮籍；在本文中笔者谨借用孙明君先生提出的“文士道教”概念,将其归为文士道教徒.
③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69页.
④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一卷,第297页.
⑤汤用彤：《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415页.
⑥余英时：《东汉生死观》,上海古籍出版社,61页.
⑦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139页.
⑧道教经典《云笈七签》卷33《摄养枕中方仙道忌十败》云：“一勿好淫,二勿为阴贼凶恶,三勿酒醉.”唐代诗人李白曾于天宝年间受道篆于齐州(见李冰阳：《草堂集序》),李白虽属于道教教徒,但道教信仰也无法改变他的嗜酒任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