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郑振铎

点赞:1656 浏览:4800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14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在与郑振铎辈分相当地位又大致接近的那批作家中,他是仍与我们关系较多的一位.相比之下,有些当年很响亮的名字,现在只在文学史中才被提到.诗歌当行时,我们看郑译泰戈尔《新月集》和《飞鸟集》;图文书时兴时,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被不止一次翻印;“书话”走运时,后人所编《西谛书话》也成了范本之一.这未必是多大的缘分,却颇为持久.

郑振铎是文化名人,有关他的生平,网上可查,无须辞费.他有多种头衔,诸如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藏书家、目录学家、大学教授、杂志主编,乃至政府官员等.检测如要举出其一生事业中最要紧者,依我之见,恐怕还是一般介绍文章虽然总要提及,却非拥有上述各种头衔就能做到的那一件:“抗日战争前夕,他留在上海,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四处奔走,为国家抢救了大批珍贵文献.”就中即包括《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此诚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桩壮举,一项伟业.郑氏他种作为,虽亦不凡,别人却也做得;惟有此事,他若不做,就没人能做了,或者没机会做了.此中详情,郑氏自己多有记述,这里不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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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一生著述,我觉得也数《求书日录》《劫中得书记》《劫中得书续记》等最有意思.虽然在他,此类之作仅为上面所说的余绪而已.这路文字一般归于“书话”.“书话”是很晚才有的名目,虽然可以上溯到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抑或更早.说来概念、范围都有待厘清,光靠唐所谓“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还不足以界定.这大概可以分成两路,其一为读书记,其一为得书记,对照黄丕烈等所作,则前者是“变格”,后者是“本格”.以二十世纪几位“书话”大家而论,周作人的《药堂语录》《书房一角》,乃至后人编进《知堂书话》的许多文章,大多系读书记,见识之高,同时或后来作者实难望其项背;郑振铎、唐、黄裳等,则是得书记比读书记写得好.唐文中和,黄文恬淡,郑文不免稍显激越,若作他种文章或为一病,《求书日录》《劫中得书记》《劫中得书续记》等却系以非常之笔,记非常之事,是以堪称相得益彰.我尝谓书话尤其是得书记一体,至郑、唐、黄大致告一段落,因为后人不再有他们那个“得”的际遇了.我辈太平日子里搜罗几本书,岂能与郑氏笔下所载相比,所以这文章是没法写了.

郑振铎抢救文献之举,固与其个人爱好相关,即如《劫中得书续记<清代文集目录>跋》所说:“余素志恬淡,于人世间名利,视之蔑如.独于书,则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之克名城.失之,则每形之梦寐,耿耿不忘者数月数年.”此中眼界、心胸,又非寻常爱书人所有.不过《劫中得书记序》说:“夫保存国家征献,民族文化,其辛苦固未足埒攻坚陷阵,舍生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求书日录》说:“说是‘抢救’,那并不是虚检测的话.如果不是为了‘抢救’,在这国家存亡危急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再向国家要求分出一部分――虽然是极小的一部分――作战的力量来作此‘不急之务’呢”似乎别有感慨.盖郑氏所为,当时并未获得一致理解.如叶圣陶在私人通信中说:“铎兄之元曲,中间有无出色之作教部居然有此闲钱,亦殊可异.现在只要看到难民之流离颠沛,战地之伤残破坏,则那些古董实在毫无出钱保存之理由,我们即没有一只夏鼎商彝,没有一本宋元精椠,只要大家争气,仍不失为大中华民族也.以教部而为此,亦不知大体之一征矣.”(1938年7月2日致黄裳,见黄著《书之归去来故人书简――叶圣陶》)所云“之元曲”,即《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巴金更曾公开予以批评.――多年以后,他在《怀念振铎》一文中说:“敌人的刺越来越近了,我认为不能抱着古书保护自己,即使是稀世瑰宝,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惜让它与敌人同归于尽.当时是我想得太简单了,缺乏冷静的思考.”国破家亡之际,两位有此想法不足为奇,亦无可非议.然而时过境迁,我们终于明白:文化之劫比政治之劫、经济之劫更难恢复;甚至要说,政治容或转而清明,经济可能重新振兴,文化的损失则无以弥补.“夏鼎商彝”、“宋元精椠”、“稀世瑰宝”,没有就没有了.自秦火直至四十年前一番浩劫,概莫如此.我读《史记》,见《儒林列传》所云:“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每每感动不已.今思郑公亦差可比拟.只恨古往今来,中国文化劫难太多,而此等人物太少也.《怀念振铎》系巴金未竟之作,其中又说:“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我承认我不会做他那种事情,但是我把他花费苦心收集起来、翻印出来的一套一套的线装书送给欧洲国家文化机构时,我又带着自豪的感情想起了振铎.”这当然是后话,然而我们于此更无别的可说了.


郑振铎另有一文,不妨顺便一提,即1946年1月12日上海《周报》所载《惜周作人》.上来就说:“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归结为:“即在今日,我们不单悼惜他,还应该爱惜他!”具体言之,则是:“我们总想能够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之后,我们几个朋友谈起,还想用一个特别的办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其时周氏系狱不久,此论岂止“不合时宜”,简直“冒天下之大不韪”.我想郑氏之用心,正与为国家抢救《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等相同.及至周作人出狱,客居上海,成《希腊女诗人萨波》一书,是为晚年众多著译之第一种.“书编成后将原稿托付康嗣群君,经他转交给上海出版公司,后来郑西谛君知道了,他竭力怂恿公司的老板付印,并且将它收入他所主编的‘文艺复兴丛书’里边.”(《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对此周氏有言:“古来有句话,索解人难得,若是西谛可以算是一个解人,但是现在可是已经不可再得了.”我们对于郑振铎,也应该于“文化名人”之外,再给加个“文化解人”,――老实说,担得起这个名号的人并不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