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出版的基础

明清是中国古代出版走向高度繁荣的鼎盛时期,存世的出版物数量繁多,相关的资料也极丰富.然而,目前有关明清出版的研究却成果无多,水平也不很高,许多问题若明若暗,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有些问题甚至无人涉足,成为空白,凸显基础研究的不足.有鉴于此,章宏伟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明清出版的基础研究,选取明代杭州的私人出版、汤宾尹、胡正言、毛晋、《嘉兴藏》、清代的满文出版、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马国翰与《玉函山房辑佚》、海关造册处与中国近代出版业等若干课题进行个案研究,撰写了一批学术论文,集成《十六一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下引该只注页码)一.

基础研究要从史料的搜集做起.章先生供职的故宫博物院,藏有大量的明清文献、宏富的清宫档案以及殿版版实物,都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经常整天埋首其中,广披博览,手摩目验,搜寻有用的史料.除此之外,他还通过各种渠道,从官修实录、正史、方志、野史笔记、碑刻谱牒和各种文集之中挖掘史料.他还将目光投向海外,有时“为了一条难寻觅的材料,甚至求到了日本、台湾,请友人帮助购写、复印”.(《自序》P8)由于广泛的搜集与深入的发掘,章先生研究的每个课题都积累了大量史料,仅《方册藏》一题,他就“找到了一百多万字资料,一一输入电脑”.(刘光裕《序言》P14)因此,中的每篇论文,史料都非常丰富而翔实,几乎每页都有数量不等的脚注,有些页面脚注的篇幅甚至超过正文.也就因此,中的论述都能做到言之有据,不作无根之谈,显得厚重扎实,令人信服.

史料搜集到手之后,还有个鉴别的问题.史料缺乏或不足,固然无法展开研究,得不出结论；但如果史料不正确,却会导致结论的错误,更是贻害无穷.章先生不仅重视史料的搜集发掘,更重视史料的审查考证.他狠下功夫,反复对史料进行认真的考证,去伪存真,力求做到史实考订的准确.例如《嘉兴藏》在五台山的雕版地点,故宫一老专家曾据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提出妙德庵与妙喜庵两地说.章先生对此说存有疑问,便将12000多卷的《嘉兴藏》翻查了四遍,还将施刻文重新过录一遍,都没有找到妙喜庵雕刻过《方册藏》的文字记载,从而断定妙喜庵雕版之说,可能是将正藏第101函第4册《大智度论》卷50第22页施刻文中“德”字的异体字“惠”字误认作“喜”字所致.又如海峡两岸和日本的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起,纷纷撰文确认,从崇祯十四五年起,毛晋汲古阁参加了《嘉兴藏》的刊刻.《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目录》和台北《“国家图馆”善本志初稿》,都将与毛晋有关的藏经著录为毛晋汲古阁刊刻.章先生通过对《嘉兴藏》的梳理,依据经文后面的施刻文,撰写《五台山妙德庵方册藏刊刻编年》一文,逐年列出妙德庵的刻经活动,又写了《毛晋与(嘉兴藏)》一文,逐年排列崇祯十五、十六、十七年和顺治年间毛晋参与《嘉兴藏》的所有活动,发现毛晋作为一个佛教善信,曾捐资刊刻佛经作为功德,又曾出力参与虞山华严阁刊刻部分《嘉兴藏》的校对工作,这两部分藏经都非汲古阁所刊刻.毛晋经营的汲古阁极少刊刻佛经,但曾受云南木增委托,代刻《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四十二卷》,后来木增将版捐赠嘉兴楞严寺；还曾刊刻《牧云和尚嫩斋别集十四卷》等,后来毛晋子辈将版捐给寺院,随同《嘉兴藏》印刷流通.除代刻、捐赠版外,汲古阁的刻工、手都没有参与《嘉兴藏》的刊刻活动.因此,他认定：“这些与毛晋有关的藏经,都不能如《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目录》、《‘国家图馆’善本志初稿》著录为毛晋汲古阁刊刻.”(P367)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而切忌人云亦云.由于作者勤于搜求,严于考证,这部论著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例如,明代杭州的私人出版机构,以前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著录24或25家,罗树宝说23家,顾志兴说29家,叶树声、余敏辉说37家,缪咏禾说36家,张献忠说42家.作者通过对《全明分省分县刻考》、《北京图馆善本目》等资料的梳理,参照各家的研究成果,统计出明代杭州的私人出版机构至少在223家以上(有的一人开设不同名号的机构,只按一家计算),从而提出明代杭州私人出版的地位需要重新认识,明代的出版地图需要重建论点.又如对版、拱花技术是否为晚明胡正言十竹斋所发明,学术界意见分歧很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拱花技术始于唐代,版技术肇自宋代.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的探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十竹斋胡正言从万历末年开始出版《十竹斋画谱》,创立了彩色套印中“版”的技法,使印刷出具有水墨质感的彩色版画成为可能.天启六年(1626)吴发祥刻的《萝轩变古笺谱》无论设计还是套印技巧,都较《十竹斋画谱》有所超越,特别是“拱花”这种具有“浅浮雕”效果的处理手法,在版刻工艺中独具韵致.而《十竹斋笺谱》兼采“版”与“拱花”,作品水准较《画谱》又有所提高.这三谱在明代彩色套印版画中是最具代表性的,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彩色套版雕印技术达到了非常成熟、空前绝后的地步.(P67)

再如晚清的海关造册处,这是中国最早官办的具有现代概念的出版机构之一,它用中外文字刊印的多种出版物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某些课题的第一手甚至是唯一的资料,但是对它的发展历史、制度建设、业绩成就、地位作用等却无人研究,只有个别的论著涉及到它的印刷厂以及印制的大龙邮票.作者翻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档案,结合当时的一些文献资料,从出版史的角度,对海关造册处作了专题研究,撰成《海关造册处与中国近代出版》一文,对海关造册处的建立、职位设置和职员、出版物的种类、编辑、发行分别作了梳理,勾画出其发展脉络及大体轮廓.通过研究,作者发现,以前学术界关注的多是西学东渐,重在引进,而海关造册处则重在输出,它出版的刊,特别是有关中国国情的调查统计和各种重要进出口商品的调查报告对西方了解中国起了很大作用,因此在文章的末尾特地强调：“海关造册处出版物如何向西方介绍中国,需要我们认真总结.”(P535)

任何学科的构建与发展,都离不开基础研究.对于中国出版史这个新兴学科,基础研究尤显重要.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新史料的发掘,新方法的发明,新理论的构建,学科就无从建立,也没法发展.但是,基础研究却是一件艰苦的工作,需要花费很大的功夫,去翻检浩如烟海的各种古籍和档案,大海捞针似地查找有用的史料,再做认真细致的鉴别考订,去伪存真,然后才能对这些史料进行归纳排比,分析研究,从中引出其固有的结论,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是一种慢工细活,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且十分枯燥烦闷,不是急功近利者所能为的.章先生觉得,“学问能够带来求知的乐趣,学问能够产生发现的愉悦,学问还能够带来成就的满足.当然,学问是苦乐相随,但有苦才有甜,苦后才更甜”.因此,他乐此不疲,在工作之余长期坚持中国出版史的基础研究.为此,他“放弃了应酬,舍弃了娱乐休息,每天晚上熬到深夜,第二天还要早早起来上班,没有节检测日；为写一篇论文购写刊资料的费用远远超过稿费所得”.(《自序》P9)在学术风气十分浮躁的今天,但愿有更多的学者能像章先生那样,沉下心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基础研究之中,将我们的史学研究扎扎实实地推向前进.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