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阅读的三条路

近几年,“国学”这东西真是热得一塌糊涂.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国学院,清华大学重新册封了四大导师,还有那些铺天盖地真真检测检测的国学大师,某些哗众取宠的所谓“国学天才”；腰缠万贯的大老板们也纷纷砸钱,好像不上个国学进修班,出门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

同时,“国学”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清末民初吵过一次,最近二十年又成为专家学者热议的对象.但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尚且悬而未决：到底什么是国学?恐怕很少有人能真正说清楚.早在上世纪40年代,朱自清先生就说过,“国学”的名称与“汉学”一样,都未免笼统.因此,在扯清楚“国学”的基本概念之前,我宁可使用朱自清先生提到的另外一个概念――经典训练.

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序中说：“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他还特别指出：“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他所说的“有相当教育的国民”,指的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国民；所说的“接触的义务”,是指国民接受经典训练的义务.他把经典训练提高到国民义务的高度,实际上就是确定它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也就是说,做一个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中国人,有义务通晓本国传统文化有关经典的基本知识.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进行经典训练?

有人提出要恢复读经教育.民国时期有过那么几次,但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人们认为这是开倒车.最近又有人提了出来,而且响应的人很多,大有掀起一场新的中小学读经运动之势.我觉得,读经不是绝对不可以,但首先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经”指什么?按照传统的说法,就是儒家经典,往小了说有五经四书,往大了说有十三经.但是光读经书是远远不够的,这一点古人自己都知道,因此不仅尊奉儒家经典,也提倡兼综四部,所以我们今天再谈这个“经”,至少应该在范围上有所扩大,不仅包括儒家经典,也应该有先秦诸子、几部史书和一些诗文集.

第二,“经”是否要尽读?就拿儒家的经典来说：“礼”在传统上有“三礼”之说,《礼记》中的部分篇目还好,《仪礼》、《周礼》多少专业人士都大呼有难度,这样的书也要孩子们通读?《春秋》有所谓“三传”,是读记事详备的《左传》,还是读阐述微言大义的《公羊传》、《谷梁传》,是不是也要有所选择?即使五经中最好读的《诗经》,“雅”、“颂”也比“国风”难得多,是不是也应该有所选择?即使对于广义的“经典”,《史记》、《汉书》里的“表”、“书（志）”部分,《墨子》里的“守城”与“墨经”部分,《管子》的《轻重篇》,都太专业；李杜的诗,韩柳的文,也非篇篇都好,不是专业人士或有特殊兴趣的人,并无通读的必要.

第三,读经如何纳入现有的教学体系?旧式教育,经典训练是唯一的项目,而在新式教育的体系下,孩子们的压力已然不小,新增一门科目的空间并不大.时间总是有限的,读经教育又需要耗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其他科目势必需要调整,那么调谁不调谁就是一个问题：压缩数理化的课时?还是从此取消英语和计算机?或是今后不看外国书了只看中国书?恐怕都不现实.因此,我觉得,即便要开展,也只能先在小范围内试行,而不宜大范围推广.比较稳妥的办法,依然是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更多地强调经典训练.

如果要在现行教育体制下为经典训练找到一个依托的话,语文课是当仁不让的.教育部制定的《小学初中语文课程标准》中就有“培植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之类的话,而《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也对“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的意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底蕴,较高的文化品位”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其实自20世纪初以来制定的语文课程标准中大抵都有类似的表述,这说明语文课应该、同时也能够承担经典训练的任务.

尽管语文课长期以来饱受社会各界的诟病,我们仍然无法否认语文教育在经典训练方面做出的贡献.而从近几年的新课程标准改革,我们也能够看出教育工作者们在这一方面的努力.

首先,从教材来看.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新课标语文教材为例,必修课本五册,按目录上说是65课,古典诗歌12课（总篇目是22首）,文言文17课,共计29课,比例达到44.6%（古代白话小说和的《沁园春•,长沙》都没有计入）.从选文范围上看,经部有《诗经》、《孟子》、《左传》,史部有《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子部有《荀子》、《庄子》和贾谊,集部则有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不仅如此,像朱光潜的《咬文嚼字》、林庚的《说“木叶”》、钱锺书的《谈中国诗》这些课文,以及“梳理探究”、“名著导读”等环节中的部分内容,都与经典训练相关.而在选修教材方面,则有《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中国文化经典研读》、《先秦诸子选读》等,其中前两本是很多学校要求学生们学习的,从中亦可看出现在的教育对于经典训练的重视.

其次,从高考来看.以北京卷为例：在最新公布的2011年高考语文考试说明中,古诗文阅读在高考150分中所占的分值已经达到了42分左右（包括诗歌鉴赏、文言阅读、断句、默写这几部分）,即28%,高于基础知识（10%）和现代文阅读（22%）,仅次于作文（40%）.这只是账面上的内容.事实上,基础知识部分里的成语和文学常识都与经典训练脱不开干系,而现代文阅读里的社科文阅读,就近几年的趋势来看,讨论传统文化的篇目明显增多.此外,一些省份如江苏、福建、浙江等,把名著阅读和文化经典阅读列为高考必考的项目,前者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后者则集中在《论语》和《孟子》这两部儒家经典上.由此也能看出高考对于传统文化与经典训练的关注.

当然,现在的语文教育,仅仅依靠学校里老师的课堂讲授,那是远远不够的.《小学初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要求学生九年课外阅读总量达到400万字以上,阅读材料包括适合学生阅读的各类图书和报刊.”《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也有明文规定：“课外自读文学名著（五部以上）及其他读物,总量不少于150万字.”既然教材与高考都非常重视传统经典,那么经典训练也理当在学生的日常阅读中占有一定的比重.

具体说来,我们进行经典训练,需要读什么样的书呢?其实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序里也谈到了这个问题：第一,理想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是选本、节本――首先应该尽可能采用前人对经典校勘和训诂的结论,其次要有分段、标点和简要的白话注释,此外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第二,理想的经典读本有时并不容易出现,因为这需要见解、学力和经验,并非一人一时所能成就,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些导读性质的著作,比如顾颉刚先生的《汉代学术史略》之类.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

时至今日,我们的经典训练大致还是遵循这两个路子.前者,大量打着“国学”旗号的丛书摆进了书店,可惜或是深入不够,或是浅出不了,大都达不到我们理想的标准.后者,新近出版的经典导读性质的著作中,似乎还真没有哪本能超越《经典常谈》.可见,理想的经典训练依然任重道远.

当然,也有人在探寻“第三条路”,比如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孩子最喜爱的国学读本》,采取按照不同的主题分类纂集选文并加以评注的形式,一方面,主题多样,取材广泛,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选文短小精悍,趣味性强,比起大部头的经典原著,更容易引发孩子的兴趣.此外,书中对于作者作品的简介以及“知识卡”等环节,也可以看作经典著作的导读和国学常识的传播.这样一来,便可以兼顾思想性、趣味性与知识性,青少年读者可以有效地从中汲取必要的营养,并由此开启通往经典的大门.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样的读本就可以取代经典,但它确实可以充当通向经典的桥梁.经典训练固然重要,但它不应该是强制性的,而应该通过兴趣的启发和引导,使青少年自觉走上阅读经典的道路上来,以达到经典训练的目的.这套书固然不是尽善尽美,但它无疑是为了让青少年亲近经典所做的一种有益的尝试,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经典通俗化的范式,单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对它给予一定的关注.

（本文编辑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