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的新贡献

当代的《文选》学研究,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就《文选》的成书、文本源流、注释、历代《文选》学等加以探讨,二是对《文选》中所载作品进行研究.顾农的《文选论丛》即包括这两方面内容而以后者为主.全书五十五篇,内容非常丰富.上卷论《文选》的编者、编撰背景及文学趣味、《文选》的注解、《文选》与《文心雕龙》、《诗品》的比较；下卷则论《文选》所载作家作品,上起《楚辞》,下迄南朝的江淹、丘迟,有考证,有思想艺术的论析.几乎篇篇都有心得,对许多人们熟知的名篇提出了新的看法,而文笔又活泼清新.专业的研究者读了可以打开思路,作进一步的思考；一般的文学爱好者也会感到新鲜有趣.下面不妨举些例子.

东汉末年的祢衡,在许多读者心目中,是一个蔑视权贵、极富张扬个性的形象.那大概与《三国演义》“祢正平裸衣骂贼”和京剧《击鼓骂曹》颇有关系.孔融上表汉献帝推荐他,说他是“忠果正直,志怀霜雪”,又是“英才卓跞”,“思若有神”,道德与才干兼备.但是顾农在《祢衡论》中虽高度赞扬他的文学才能,却将他定性为“一个特别情绪化的青年才俊”,指出他的骂座在“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或第二的狂放中,显然也不无演戏或做秀的成分,并不完全出于本色”,“不能不怀疑他讲人格尊严只是检测象,而故作狂放、哗众取宠才是本质”.史书上说祢衡“不知先所出”,顾农敏锐地感到,其出身大约相当微贱.正由于出身低微,故有强烈的自卑感,“而他化解自卑情结的办法便是鼓其虚骄之气,故作狂放之态,骂倒一切,以争取引人注目和出人头地”.这样的分析,抉发幽隐,直探历史人物的内心深处.顾农这么说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他分析祢衡的《鹦鹉赋》,说赋的后半“全然是一片不可收拾的情绪”,“说什么‘惧名实之不副,耻才能之无奇’,心比天高,命如纸薄――这正是汉末动乱年代里许多自视甚高而无多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心态”.《鹦鹉赋》是在黄祖之子黄射席上所作.黄射对祢衡态度较好,祢衡遂心怀感激.赋中所谓“托轻鄙之微命,委贱陋之薄躯,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其实是向黄射讨好乞怜.顾农说：“在汉末的群雄中,黄射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人物,同雄才大略的曹操尤其不可同日而语,祢衡痛骂曹操而钟情于黄射,可谓莫名其妙之至,眼力之差正与他的态度之狂相映成趣.大约祢衡待人处世完全以别人对他的态度为主要依据,说到底他所担忧的并非天下国家,而是一己的得失荣辱.”语含讥诮,却十分准确深刻.从《鹦鹉赋》里看到的祢衡与人所习知、裸衣骂座的祢衡反差太大了,以致有人怀疑该赋不是祢衡所作.但顾农的分析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的也更接近于真实的祢衡.

文学是人学.文学家是活生生的人.人的心灵是最为丰富、复杂、微妙的.必须对这种微妙难测有深切的体认,分析作家作品才不至于简单化、公式化,才有可能做到有“理解之同情”.《文选论丛》中许多篇章解剖人物心理,细致入微,耐人寻味.例如论潘岳的《闲情赋》,指出潘岳的拜路尘与爱好闲居,看似悖反,实乃互补.当时士人风气,一方面使尽手段征名逐利于官场,另一方面优哉游哉闲适享乐于田园,二者并不矛盾.故金人元好问批评潘岳的“高情千古《闲居赋》”为“失真”之作,乃是用一般的道德范式去衡量,既于社会风气显得隔膜,又对人物复杂的、多侧面的心灵缺少了解.在《文选论丛》中,这样多侧面地分析作家心理的例子屡见不鲜,新见不少.如左思的《咏史》诗,在许多文学史著作中被认为是体现了门阀社会中寒士的不平和愤争,评价很高.顾农则既肯定它们“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并且超出西晋一代而有普遍的意义”,又指出诗中的“卓荦豪迈之气”带有很浓的书生气,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颇有遭受挫折之后自我安慰的成分,其抨击门阀制度,宣称“自非攀龙客”、“高步追许由”,实乃一时愤激之词,带有虚骄之气.这样的结论,是将左思的作品结合着他的生平、为人进行分析得出来的.顾农说：“左思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诗人,但他的作品却显得相当单纯而有力度.”“作品一旦产生,就可能并且往往脱离其背景而独立,而产生巨大的影响.伟大的作品总是比它的作者更伟大.”这样的评论,十分深刻,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总之,从细致的心理分析人手,并且将作家、作品置于具体的特定的时代背景、历史环境中予以观察,练达人情,洞明世故,确是《文选论丛》的一个重要特色.

曹植的《洛神赋》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女神的婉丽动人,求之不得的怅惘迷离,千古之下犹令人神醉.但该篇有无寓意寄托,有怎样的寄托,却至今众口纷纭.唐代人多视为曹植爱慕感念甄后之作,后人尤其是清代学者却力斥感甄说之妄,认为是以男女喻君臣,抒发对于曹丕的眷恋.今人有的又说是因政治理想不能实现、失意哀怨而作,或者说是曹植“苦闷的象征”.《文选论丛》中《(洛神赋)新探》一文,专论此事.顾农取感甄之说,但不同于旧说.他认为曹植与甄后间有无男女之情,固然无从确知,但二人同因政治方面的关系,受到曹丕的迫害,故曹植对甄后有同病相怜、兔死狐悲之感,则恐怕是必然的.类似这样的观点,别的学者也曾说过,顾农的新见,主要在于细心探究史料,以证成其说.他从曹植的《责躬诗》和《黄初六年令》,判断曹植曾于黄初二年下半年被诬陷而获罪,被拘往洛阳,而那正是甄后被赐死埋葬于邺之后不久；又从《太平御览》、《艺文类聚》中看到,曹植曾欲派人到邺购写布匹,虽遭到监国谒者的阻止,仍坚持要派人去,不惜为此上表,其态度坚决得异乎寻常.顾农认为《责躬诗》中所说的“茕茕仆夫,于彼冀方”就是指这件事说的.他猜测诬陷者以这件事作为口实,而诬陷的内容很可能涉及曹植与甄后的关系,比如可能说曹植写布是借口,其实是要派人去甄后墓上设奠祭祀.但其事既属捕风捉影,曹丕亦不便以此大张旗鼓治其罪,而且曹丕的态度在赐死甄后之后又有所软化,因此,曹植的这次获罪,“罪名固然重得莫名其妙,而处理则轻得糊里糊涂”,遂于次年(黄初三年)初离开洛阳返回封地鄄城.《洛神赋》便是归藩途感念甄后中所作.

这一论证是很有趣味的.平心而论,以男女喻君臣固然是传统的手法,但要说曹植在宓妃形象中寄托恋眷君王之情,却令人觉得难以接受.因为曹植屡受曹丕的忌害,虽然在诗文中依旧说什么“不胜犬马恋主之情”,但未必真有多少衷心爱慕之意,总不至于精心塑造那样一位美丽动人而且多情缱绻的女神形象来“寄心”吧.何况曹植心中自然明白,曹丕弃绝、加害于他,决非真是迫于礼法、不得不然,而赋中的神女却是怀着一片爱意、只是因人神道殊而恨恨离去的.因此,笔者认为,若说赋中包孕着的怅惘失意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政治有关,是可以的,若直接说成寄心曹丕,便觉难以接受.读了顾农的《文选》,感到他的论述既体贴人情,又精心考虑有关史实,虽然也许还不能说是天衣无缝(其事本隐秘暧昧,史料阙如,有的地方不能不靠推想补足),但却是自成一说,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文选论丛》中还有一些篇章,也是通过细节的考证提出新说.例如《(为郑冲劝晋王笺)作年考》,便一反成说,推定阮籍此文不是作于他去世的那一年即魏元帝景元四年(263),而是作于高贵乡公甘露三年(258).此事虽细,却有助于更准确地了解和说明阮籍的政治态度.注重细节的考证,也是《文选论丛》的一个特色.

最后,笔者想提到《文选论丛》中与日本国学者清水凯夫讨论《文选》编撰的几篇文章.清水是笔者的友人,他为人豪爽,在学术上勇于探索.他认为《文选》的实际编撰者是刘孝绰,昭明太子只是挂名而已,并从《文选》所载作品人手,提出不少论据.这一观点,我国学者几乎都认为难以首肯.顾农对其论据一一加以分析,认为不能成立.笔者以为其分析是颇具说服力的.刘孝绰在《文选》编撰过程中可能确是起了重要作用,但一定要说《文选》就是他编的,昭明只是挂名,未免走得太远.不过应该承认,清水先生提出的论据,促使学者们作深入的思考.他挑起的这场论战,对于《文选》研究是有好处的,笔者就从中汲取了教益.清水曾对笔者说过,中国文学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学问.这话说得很好.我们中国的学者,在为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而感到高兴的同时,也该更感到责任重大,必须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我们要多多了解、虚心学习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应该与国外学者进行商榷,展开讨论,让学术讨论的空气超越国界.这该也是文化交流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方面目前还是很不够的.《文选论丛》中除了与清水先生商讨的几篇,还有一篇与法国著名汉学家桀溺讨论曹植《七哀》诗.顾农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是十分有意义的.

(本文编辑：严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