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傅雷文稿

拙文《无声润物宠辱不惊――忆傅雷》在《书屋》2008年第10期发表后,笔者收到由《书屋》杂志主编聂乐和转来傅敏的一封信,抄录如下：

盛禹九先生：

前不久读到先生刊登于《书屋》的文章.得知家父的一段往事,倍感亲切!

我是傅雷的二儿子傅敏.

先生文中提到的徐肃仪,由于在整理先父的文稿中看到此人的名字,曾托中青社的友人王寒柏先生打听过,但未果；这次又托他打听先生,又未果.无奈,写此短简托《书屋》主编转交.

先生文章很精彩,颇有独到见解,尤其是最后几段,可惜先生未有展开!

关于先父当年撰写的《傅聪的成长》,当年最后发表于《新观察》.然而给删去了一大段父亲关于教育原则的论述.我是在本世纪初编辑全集时,偶尔看原稿时发现的,我想先生也许未有知晓.故特此录于后,想来先生会有兴趣的.

《傅聪的成长》于一九五七年四月《新观察》第四期发表时删去的有关傅雷先生对教育的几个基本观念：

“现在先谈谈我对教育的几个基本观念：

第一,把人格教育看做主要,把知识与技术的传授当做次要.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的教育重点,应当在与道德方面,不能允许任何一桩生活琐事违反理性和最广泛的做人之道；一切都以明辨是非,坚持真理,拥护正义,爱憎分明,守公德,守纪律,诚实不欺,质朴无华,勤劳耐苦为原则.

第二,把艺术教育只当做全面教育的一部分.让孩子学艺术,并不一定要他成为艺术家.尽管傅聪很早学钢琴,我却始终准备他改弦易辙,按照发展情况而随时改行的.

第三,即以音乐教育而论,也决不能仅仅培养音乐一门,正如学画的不能单注意绘画,学雕塑学戏剧的不能只注意雕塑与戏剧一样,需要以全面的文学艺术修养为基础.

以上几项原则可用具体事例来说明等”

傅敏〓2008.11.17

感谢傅敏,还给我寄来了《傅雷文集》的最新版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其中载有《傅聪的成长》一文原稿.读罢傅敏的信和重读傅雷原稿,很有感慨!

傅敏信中说,《新观察》在1956年发表《傅聪的成长》一文时,删去了傅雷“对教育的几个基本观念”的一大段话.事过半个世纪,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再读傅雷原稿,发现这一大段被删去文字恰恰是本文的“导言”,它是傅雷教育思想的精华.

罗曼罗兰说过：“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也说：“建筑起‘人格长城’来.由私德的健全,而扩大公德的效用,来为集体谋利益.”傅雷主张“把人格教育看做主要,把知识与技术的传授当做次要”,强调“最广泛的做人之道”,“坚持真理,拥护正义,守公德”,等等.他在1954年12月27日给傅聪的信中,也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我始终认为,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紧是humain（法文,即英文的human,意为“人”――傅敏原注）.要把一个“人”尽量发展,没成为某某家、某某家以前,先要学做人；否则那种某某家无论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贡献.

傅雷的这些精辟的思想和罗曼罗兰、陶行知的思想完全一致,它贯串在《傅雷家书》的每一封书信里,也体现在傅雷父子一生的行动和实践中.

至今还记得,傅雷当年给《中国青年》编辑部的信中特别提到：他的“文字内容倘欲更动（即使改一字）,务须先行来函商榷”,说明傅雷对自己的写作极其认真负责.《新观察》删去傅雷文稿中的这一大段话,我就此事问过傅敏.傅敏说,“”中傅雷被抄家,来往书信损失严重,傅雷和《新观察》的来往信件已无法寻觅求证.根据编辑部的惯例,事先肯定经过交流,得到了作者本人的同意.至于《新观察》为什么要删去傅雷的这一段话,据傅敏分析,是因为傅雷的教育思想与“党的领导”、“阶级斗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主流思想大相径庭.就我所知,当年《中国青年》编辑部没有用这篇文章,也有此考虑.《新观察》删去了这一段话,但没有封杀、而是发表了傅雷的文章,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算是一种卓识和宽容.

再说《中国青年》当年封杀傅文的理由――“没有突出党的领导”.重读《傅聪的成长》原稿,发现文后注明的写作日期――“1956年11月19日”,与寄稿给《中国青年》编辑部的日期相吻合.文章在叙述傅聪受到家庭和名师的教育和指导之后,紧接着写道：

五三年夏天,政府给了他（傅聪）一个难得的机会：经过选拔,派他到罗马尼亚去参加“第四届国际青年与学生和平友好联欢节”的钢琴比赛；接着又随我们的艺术代表团去德国与波兰做访问演出.他表演的萧邦受到波兰专家的重视；波兰政府并向我们政府提出,邀请傅聪参加一九五五年二月至三月举行的“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五四年八月,傅聪由政府正式派往波兰,由波兰的老教授杰维茨基亲自指导,准备比赛节目.比赛终了,政府为了进一步培养他,让他继续留在波兰学习.

在艺术成长的重要关头,遇到全国解放,政府重视文艺,大力培养文艺人才的伟大时代,不能不说是傅聪莫大的幸运等

毋庸置疑,这篇文章已较详细地写到,在傅聪成长的过程中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培养,实际上已体现出“党的领导”.如果认为傅雷这样写还不够,一定要另加篇幅,“突出党的领导”,那已偏离本文的主题和实际；可以另写一篇文章,但作者不可能是傅雷,写作的对象也肯定不是青年和家长了.

尽管傅雷的约稿被《中国青年》封杀,但他并没有因此见怪编辑部.1956年4月,《中国青年》再次向傅雷写信约稿,“可否请傅聪同志写些文章,讲一讲幼年时代热爱音乐和学习的经过”.傅雷对编辑部依然充满着热情.他在给傅聪写信时特意提到这件事,并且主动帮助傅聪设计写作内容和思想.傅雷信中说：

我把这件事传递给你.这个题目范围不小,也许你无暇顾此.那么可不可以写篇“南斯拉夫访问演出记”一类的稿子呢?稿子由我改,再誊清寄去.文字除描写南国各地风光以外,可详细报道各地演出情况,和当地艺术家的评论,及南国当代音乐发展情况等等.你想,是否可抽出时间,陆陆续续写?（《傅雷家书》1956年4月14日信）

一位多么慈祥、理智而又热情的父亲和老人啊!

傅敏信中称赞拙文“颇有独到见解,尤其是最后几段,可惜先生未有展开”.其实,在我写此文之前,已有不少文章对傅雷之死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见解和评论；我文不过从中产生共鸣,稍加点染发挥而已.

例如,有文谈到傅雷和苏格拉底之死时,这样写道：

雅典的法庭因为错判哲人（苏格拉底）而蒙受了几千年的诅咒等我们的法家巨子公孙鞅（苏格拉底同时代的人）被当局处以五马分尸之酷刑,谁可曾记在心间?谁可曾诅咒过秦朝当局?司马迁被当局处以宫刑,摧残人性至为酷烈,谁又曾诅咒过汉王朝?没有,有的只是对那些历史的平铺直叙!希腊的苏格拉底冤案就不同了,它可以使一个法庭因错判哲人而蒙受几千年诅咒,因此,苏格拉底以来的几千年,你就很难看到类似冤案在西方发生.我们之所以有从公孙鞅到傅雷的续接（其间的冤案举不胜举）,是因为我们无论发生了怎样的冤案,要么使始作俑者“一贯正确”地逃脱一切干系,要么使另一些人在通向“青天”的路上“一贯正确”起来.

所以,从根本上说,苏格拉底与傅雷的死是不同的,前者的死给整个西方留下了充满勃勃生机的法律文化,后者的死给中国留下的只是一个“沉痛的教训”那样的官面文章.更大的不同是,错判苏格拉底的雅典法庭至今受着西方的诅咒；而含冤而死的傅雷夫妇,能记起或提起他们名字的人,少之又少.一方面,像傅雷这样蒙冤而死的人,（在历次运动和“”中）实在是多如牛毛,你完全不知道谁比谁更惨,谁比谁更值得引起我们广泛而持久的关注；一方面,我们也没有抓住当局的某一典型失误一纠上千年的传统.我们有的只是一味颂扬上千年的传统,那些不间断的一个历史阶段接着一个历史阶段的持续性颂扬,更是让人目不暇接.故,谁也不敢说傅雷的悲剧就是中国的最后一个,而苏格拉底尚在赴死前的那一刻就已经成为西方的绝唱.（魏得胜：《另类人生――苏格拉底与傅雷》载《书屋》2002年第10期）

不是有人写文章批判“普世价值”么?!其实,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众所公认的、自由、人权和法治,更具有极大的“普世价值”.正如魏文所说：“我们没有抓住当局的某一典型失误一纠上千年的传统.我们有的只是一味颂扬上千年的传统,那些不间断的、一个历史阶段接着一个历史阶段的持续性颂扬,更是让人目不暇接.”这里所说的“上千年的传统”,说白了,就是千年顽固不化的封建专制“传统”,它是中华文化的糟粕.我想,我们的民族如果能像希腊一样,哪怕有一点点“普世价值”的东西――例如,“一个法庭因错判哲人而蒙受几千年诅咒”,我们民族的历史将会改写,多少和傅雷一样的冤检测错案和人间悲剧会大大减少,甚至不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