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文集》前言

点赞:12517 浏览:55804 近期更新时间:2024-03-08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在近代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地质事业)的发展进程中,丁文江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他一生的研究和活动范围甚广,涉及地质学、动物学、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军事、少数民族语言、历史等,在他涉足的每一个领域,他或做出开拓性的贡献,或有其骄人的成就,或有着重大的影响.今天我们评价丁文江,困难的不在于把握他的某一项具体的科技成就,实际上在他工作的领域都已有后来者超越了他.在科技史上,丁文江已成为一个历史的存在.他政治生活中的某些局限,如在军阀孙传芳治下担任淞沪商埠督署总办,亦不需我们作更多的辩解,他同时代的人已有足够的历史解释.我们之所以有兴趣继续探讨这样一位科学人物,是基于对他在中国近代科技史上所树立的科学典范的纪念,是对他所树立的一种科学精神――丁文江精神的怀念.他有关发展中国科学的理念,他前瞻性的科学眼光,他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他与国际学术界密切交往的宽广胸怀,他热情扶持青年学子的诸般善举,都是值得我们回味和珍惜的历史遗产.作为一个历史标本,丁文江具有不朽的价值.

丁文江的一生(1887―1936)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的求学时期(1887―1911),从他幼年在私塾阅读中国传统经籍开始,到1902年赴日本留学,再到1904年赴英国留学,先后在司堡尔丁中学、剑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求学,在求学过程中,他逐渐确定了自己的治学志趣和专业选择――动物学、地质学.第二阶段是他的事业拓展时期(1912―1926),他先后担任南洋公学教师(1912年)、民国北京政府工商部地质科科长、地质研究所所长(1913年)、地质调查所所长(1916―1921)、热河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1921―1925)、淞沪商埠督署总办(1926年5月―12月)等职.在地质研究和调查、煤矿经营、社会政治活动领域,他一显身手.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在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地质调查所所长期间所做的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为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奠定了基础.最受人非议的是他担任淞沪商埠督署总办一职,给他的政治前途蒙上了沉重的阴影.第三阶段是他的事业平稳发展时期(1927―1936),从他避居北京、大连,研究、整理《徐霞客游记》,到他重返地质调查所赴西南进行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再到接受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研究教授的聘任(1931―1934),最终倒在研究院总干事的岗位上(1934年5月―1936年1月).他在经过短暂的人生低谷后,重新回到自己的学术岗位,受聘北大研究教授、中研院总干事,当选中研院评议会评议员,标志他的学术地位获得了最高承认.就丁文江一生发展轨迹来看,地质学研究、调查、经营与教学是其主要的职业性工作,正是因为他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巨大努力和发挥的正确引导作用,中国地质学才很快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一席之地.政治则是丁文江不肯舍弃的追求,他常对朋友说的一句口头禅是:“最可怕的是一种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努力.”〔1〕1927年6月9日丁文江致信胡适、徐新六,提到自己欲做一部分科学与政治,“发挥我等政见的根本”〔2〕.“科学与政治”可以说是丁文江一生的两大主题,科学是他的职业,政治是他的关爱,一主一辅,成为贯穿他生平事业的两条线索.

丁文江去世后,1936年1月27日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由翁文灏倡议,决定设立“丁文江纪念基金”以奖励对地质工作有特殊贡献者.该奖从1940年至1948年间颁发过五次.1939年3月,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第四次年会经陶孟和、李四光、胡适等提议,决定设立丁文江奖金.根据丁文江奖金章程规定,此项奖金给予对自然科学研究作出新的贡献者〔3〕.1947年6月,研究院院务会议决定,将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址更名为在君纪念馆.这些纪念基金、奖金的设立,既是科学界对丁文江科学成就的高度认可,也反映了学术界同人对丁文江的深切怀念.

为缅怀丁文江的生平和志业,许多丁文江的朋友、学生陆续发表了悼念、追思性的文字,它们主要刊载在《独立评论》《地质论评》《国闻周报》《中国地质学会志》等刊,以及1956年出版的台湾《研究院院刊》第三辑“丁故总干事逝世廿周年纪念刊”,这些文字对丁文江作出了初步的评价.《丁文江这个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9月出版)是这些文字的结集,收入其中的有三十九篇.胡适撰写的《丁文江的传记》是第一本丁文江传记(收入1956年12月出版的《“研究院”院刊》第三辑),约十万字,它是最早、也是迄今最有价值的丁文江传记,作者与传主之间本有亲密的私人关系,因而胡适可将自己多年与丁文江直接接触的“经验”带入这本传记.胡适一生只写作了这一部当代人物的传记,足见他非常重视与丁文江之间的情谊.美国学者夏诺蒂弗思(另一中文名傅乐诗,CharlotteFurth)撰写的英文著作《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TingWen-chiang:ScienceandChina’sNewCulture)(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出版)是外国学者第一本系统研究丁文江的著作〔4〕,它侧重于讨论丁文江的科学、文化思想、政治活动与中国新文化之间的关系.谷小水的《“少数人的责任”――丁文江的思想与实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一书,主要探讨丁文江政治思想及其活动.其他值得提到的相关著作还有:王仰之的《丁文江年谱》(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这是第一本丁文江年谱,篇幅虽短,但大体勾勒了丁氏一生的轮廓;马思中、陈星灿编著的《中国之前的中国: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国史前史的发现》(MagnusFiskesjandChenXingcan,ChinaBeforeChina:JohanGunnarandAndersson,Ding,andtheDiscoveryofChina’sPrehistory,中、英文对照本)〔5〕,主要展现安特生、丁文江在中国史前史的考古工作中的合作关系及其成就;丁琴海的《丁文江》(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宋广波的《丁文江图传》(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林任申、林林的《丁文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至于零星地出现在一些报刊上有关纪念、研究丁文江的文字,可参见本人编辑的《丁文江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8年1月出版).可以说,现今已有的研究论著,在探讨丁文江的生平事迹和科学成就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也应承认,由于大家都是在没有一部《丁文江全集》,或者接近于全集的《丁文江文集》的情况下开展自己的工作,在资料占有上未免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胡适当年写作《丁文江的传记》时,即明确地承认这一点〔6〕.由此可见,编辑、出版一套《丁文江文集》,实属必要.正是基于这一要求,我们启动了《丁文江文集》这一文献整理工作.

评估一个重量级的历史人物,不仅需要我们具有一般的历史专业素养,而且要求我们谙熟研究对象从事的专业工作和知识背景.在历史专业素养中,除了通常所说的加强历史技艺的修养(如搜集历史材料、解析文本信息、提炼历史观点),以强化“历史的细腻”和学术的精致;我以为还应提倡“历史学家的厚道”,亦即陈寅恪先生所谓“同情之了解”,对历史人物作设身处地的考量.近代中国是一个历史转型的“大时代”,在“革命话语”占主导地位的年代,政治标准居于首位,学术的、职业的要求退居其次,这在使用人才、衡估历史时均是如此.当整个社会走上现代化道路,革命性的政治观念相对淡化,专业工作的评判越来越严格,由此在历史领域产生一个变化,人们对那些在专业工作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科学家、作家和从艺者重新予以认识,许多被湮没的专业工作者被挖掘出来,给予重新评价.与此同时,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文化含量,也成为我们衡量其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的一个重要条件,一些备受争议的文化学术人物因其内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可能构成一大挑战,也为我们的研究预留了一定空间,成为考验学术研究走向成熟的必要素材.只有通过“百家争鸣”,我们才可能获得一种新的认识上的平衡、和谐.对丁文江的个案研究,正是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国近代科技史)领域这一新趋势的反映.


丁文江一生著述颇丰,涉及领域亦广.他生前单独发行的著作、编著即有:《动物学》(商务印书馆,1914年)、《矿政管见,附修改矿业条例书》(与翁文灏合著,地质调查所,1920年)、《民国军事近纪》(商务印书馆,1926年)、《中国官办矿业史略》(地质调查所,1928年)、《徐霞客游记》(商务印书馆,1928年)、《外资矿业史资料》(地质调查所,1929年)、《中国分省新图》(与翁文灏、曾世英合编,商务印书馆,1933年)、《中华民国新地图》(与翁文灏、曾世英合编,商务印书馆,1934年)、《爨文丛刻》(商务印书馆,1936年)等;在《地质汇报》《农商公报》《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科学》《地质专报》《中国地质学会年报》、英文刊物《远东评论》(FarEasternReview)、《亚细亚》(Asia)、《自然》(Nature)等刊发表了大量中、英文学术论文;在《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国闻周报》等刊发表大量时评政论.他去世以后,经人整理的著作有:《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黄汲清、尹赞勋等整理,经济部地质调查所,1947年)、《漫游散记》和《苏俄旅行记》(收入《研究院院刊》第3辑,台北研究院,1956年)、《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世界书局,1958年)、《梁启超年谱长编》(与赵丰田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丁文江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游记两种》(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丁文江文化学术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然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一套集成的《丁文江文集》或《丁文江全集》出版.

迄今有关丁文江著作目录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张其昀辑录的《丁文江先生著作系年目录》(载1936年2月16日《独立评论》第188号),内收著作八十七种.第二种是湛义睿编辑的“ListofWritingsofDr.V.K.TingonGeologyandAlliedScience”(《丁文江地质和相关科学著作目录》,收入黄汲清、尹赞勋等编《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经济部地质调查所1947年版),仅收著作五十八种.第三种是潘云唐编《丁文江学术著作系年目录》(收入黄汲清等编《丁文江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内收著作八十八种(有些著作目录系重复出现,未计入).这三份目录选目各有侧重,篇目自然不尽相同.我们根据这三份目录,按图索骥,一篇一篇查找,一篇一篇核对.结果在收集资料过程中,经查个别文章显有疑误.至于丁文江发表或未刊的作品、遗稿、书信,尚未编入上述目录者,为数不少.

此次整理、编辑《丁文江文集》,既是一次对丁文江中、外文著作、文章的全面收集,也是对其作品的一次重新整理、编辑.本套文集共七卷,各卷内容依次为:第一卷为科学评论、序跋、时评政论和英文作品,凡六十三篇,其中科学评论十一篇、序跋五篇、时评政论三十九篇、英文作品八篇,另有附录十一篇.第二卷收入《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第三卷为新编的丁文江地质调查报告,其中矿业史四种,中文地质调查报告、序跋、演讲十八篇(另收附录十一篇),英文地质调查报告、序跋、演讲二十七篇(另附译文及摘 要五篇).第四卷收入《动物学》《民国军事近纪》《徐霞客先生年谱》和相关中、英文论文.第五卷收入《爨文丛刻》,另收附录相关书评三篇.第六卷收入《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系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4月影印出版《北京图书馆藏年谱珍本丛刊》(第193―196册)所收《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为底本,参照1972年10月台北世界书局再版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初稿本”)和1983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梁启超年谱长编》(“长编本”)整理而成.第七卷为游记、书信、诗歌和附编《丁文江先生年谱》《纪念、研究丁文江论著目录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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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丁文江的作品实非易事.有些作品或书信虽有前人提示线索,亦不易查获.此次编辑《丁文江文集》,主要是将丁文江已经发表的文字加以汇编、整理、合集.整理丁文江文献,编辑《丁文江文集》,是一项艰巨而繁重的工作.其中之难度,除了其论著在专业上涉及跨学科这一问题外,还有在文字上涉及多语种和他本身行文的不规范诸难点.我们虽倾尽全力,其问题恐在所难免,希望学界同人对面世的这套《丁文江文集》批评指正.

研究一个历史人物,最基本的资料主要是三项:一是搜集研究对象的著作,按照作者的历史地位,根据需要,将其作品汇编成选集、文集或全集;二是将研究对象的生平事迹系年辑录,一一记述,编成年谱或编年事辑;三是将有关记述、评介、研究该对象的资料和文献编目汇集,或按类分目,或系年排列,辑成目录索引.完成这三项基础性的工作,是研究历史人物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我们依循这一常规,设计、编辑了这套七卷本《丁文江文集》.希望这套文集的问世,能引发海内外学界同仁进一步研究丁文江及其相关学术问题的兴趣.

(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注释:

〔1〕朱家骅:《丁文江与研究院》,载1956年12月台北《研究院院刊》第三辑.

〔2〕参见《丁文江致胡适、徐新六》,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香港:中华书局,1983年11月版,第436页.

〔3〕《国立研究院民国二十六年度至二十八年度总报告》,第102页.

〔4〕中译本有(美)费侠莉著,、蒋毅坚、杨昭译:《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湖南科技出版社1987年版、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5〕MagnusFiskesjandChenXingcan,ChinaBeforeChina:JohanGunnarandAndersson,DingWenjiang,andtheDiscoveryofChina’sPrehistory(《中国之前的中国: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国史前史的发现》),Stockholm:MuseumofFarEasternAntiquities,2004.

〔6〕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引言中说:“我的材料只限我在海外能收集的在君遗著,和那二十多篇纪念文字.遗著也很不完全,例如在君在《努力周报》上写的文字,在天津《庸报》上写的文字,我在海外都看不到.因为材料太不完全,所以我只能写一篇简略的传记.”胡适所说的这种情形,后来的研究者虽有改善,但资料的占有仍是一大问题,丁文江的英文作品,尤少见人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