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委写作组举办的各类学习班

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是“”期间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大创造.

市委写作组前后一共办过多少学习班,连朱永嘉本人也一时说不清楚,粉碎“”以后,经过认真的清查核实,才得出如下的统计数字：1971年以来,市委写作组共举办了二十九期学习班,学员总数达八百七十四人.

一

市委写作组为何要如此大规模地举办学习班?答案是：一有主观需要,二有客观可能.

先说“主观需要”.在写作组写文章是很累的,时间短,任务重,经常突击熬夜,又没有任何补贴（“”期间取消稿费）,王知常曾经感叹地向写作组的历史组成员说：“像我们这样拼命写文章,过了四十岁,精力就不行了.”写作组成立初期,本部及各下属组织的成员,多半是高校和原社科院的中年业务骨干,长此以往,势必出现“断档”现象,必须未雨绸缪,及时补救.朱永嘉曾考虑设立上海社会科学院,也许他在复旦大学长期教书,“书生气”尚未完全消失,觉得社科院的名称较为响亮,容易吸引业务人才,所以于1974年6月1日写了一份“加强理论队伍建设”的请示报告给、姚文元,建议成立社科院,结果被浇了一盆冷水,批示道：“对社会科学院问题,我认为不忙于建立,一搞这类机构,势必增加许多行政问题,忙于应付.”姚文元也于6月3日作了批示：“同意春桥同志意见”,并在原报告中“办临时学习班”一语旁写道：“这种形式比较灵活.”不愧为“”的“军师”,深谋远虑,唯恐朱永嘉等忙于事务,丢了“大批判”这个头等大事.姚文元的出手也不同凡响,他的“灵活”二字点明了要害所在,以后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点.大凡各类学习班开始时,参加的成员都站在统一的起跑线上,但“临时”了那么两三个月,便分出高低优劣来了,这就便于朱永嘉、王知常选拔尖子,分别安排.大部分没有留下来的成员回到原单位,那也没有关系,反正他们已经完成了学习班规定的战斗任务,接受了“”一套的理论熏陶,以后有需要还随时可以抽上来,投入新的“战斗”.至于学员的工资、福利、后勤杂事等,写作组一概不管,真是“灵活”极了.

再说“客观可能”.“”以前,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地位开始时没有后来这样高,要向其他非市委宣传部管辖的单位调人并不简单,例如要调的是高校教师,就得经高教局和各高校同意.“”开始以后,“”得势,情况便大不一样了,当时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对市委写作组刮目相看,知道该组是、姚文元的重要基地,因此为写作组举办学习班大开绿灯,可说要人有人,要钱给钱,要地方给地方.当时写作组总部设在康平路一百四十一号（原《支部生活》编辑部办公楼,离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仅两三百公尺之遥）,下属各组则分别设在原党校、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华东师大等处,真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不胜枚举.

既有“主观需要”,又有“客观可能”,写作组举办学习班自然越来越红火了,请再看一组统计数字.学习班的类型：按专业分,有党史学习班、政治经济学学习班、自然辩证法学习班、文艺创作学习班等；按专题分,有评《水浒》学习班、“儒法斗争史”学习班、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班；按时间分,有短期和长期两种,短期学习班人员集中“学习”两三个月,结束后即回本单位,长期学习班人员平时在本单位,每星期五来写作组“学习”.经过各类学习班的实践和考察,朱永嘉、王知常等人就先后从学习班中留下了四十二名青年,分在原写作组及下属各组工作.

二

在进一步了解各类学习班以前,先来听听王知常的一句名言和朱永嘉提出的一个宗旨.

王知常曾经明白而自豪地宣称：“我们现在办学习班,就是用我们的观点去影响一大批人.当年也办黄埔军校和庐山军官训练团嘛!当然阶级属性不一样.”朱永嘉提出的办班宗旨是：“以任务带战斗,以战斗带队伍.”朱、王这两番话真可以说是言简意赅,把他们举办学习班的终级目的和原则方式等都囊括无遗了.

怎样实现“以任务带战斗,以战斗带队伍”?试看朱永嘉、王知常交给文艺组、历史组、经济组分别举办学习班的几个例子：

姚文元于1973年底来上海,在接见朱永嘉等几个核心成员时说：“批孔、评红都是大问题”,鼓吹写评《红楼梦》文章要“同现实斗争联系起来”.朱永嘉立刻照办,不久便指使文艺组举办了一期“《红楼梦》评论学习班”.朱永嘉在学习班开学第一天就到会讲话,他一再强调“评红”要“触及时事”,要“吸取对巩固无产阶级的意义”.朱永嘉一方面拿出写作组得力查重复率郭某所写的《大有大的难处》的清样,作为“影射红学”的范文要大家学习,另方面又鼓励大家选好角度,可以从一人一事出发引申开来,发点议论.不久他就同学习班学员共同议论了许多《红楼梦》中的人物和题目,要大家写文章.王知常也抓得很紧,经常向学员出点子.如他说“写贾政要写贾政在大观园里的地位,贾政是大观园中制定政策路线的”,妄图影射周总理.此外如发在《学习与批判》上的《薛宝的中庸之道》、《贾探春的新经济体制》等一大批文章均是联系现实和影射攻击之作.还有一件颇有讽刺性的事不妨在这里一提：既然朱永嘉、王知常要求联系人物来写,学员当然会写到贾母,谁知朱永嘉把评贾母的文章题目都勾去了,有人不解地问为什么,朱永嘉神秘兮兮地说：“老祖宗不能评.”原来他害怕这么一来,旁人也会效法他们,说文章是影射的!

“”大搞“批儒评法”.1974年6月,姚文元批示要出一本通俗性小册子《儒法斗争简史》,以扩大“批儒评法”的战果,朱永嘉立刻授意历史组负责人,让正在举办的历史学习班转向,把十六位学员分成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四个小组,声称为了“使这批学员得到锻炼与培养,青年人自己写书给青年人看”,要求突击进行编写.学习班学员当即开会讨论,提了各种设想,有的主张章节体,有的主张写成章回小说体,最后朱、王拍板决定：“可采用史话体,写得有血有肉一点,可避免枯燥乏味.”经过了七八个月的苦干,这本《儒法斗争史话》终于在1975年10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印数达三十万册,发行全国.这还不算,王知常为了扩大影响,又特地组织了一篇“书评”,发表于《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2期.遵照朱永嘉指示,该书以罗思鼎文章为依据,紧跟紧随,亦步亦趋,不少地方还照抄或是化用罗思鼎文章的原话,吹捧吕后,大批宰相.如书中“楚汉相争”一则抄录《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说什么刘邦的关中根据地“在吕后、萧何的领导下”,“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人力和物力”.“黄老之治”一则抄录《论西汉初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吹捧吕后“依照刘邦的遗嘱”,“按照汉高祖刘邦的既定路线、政策办事”.书中还大骂吕不韦“一上台就搞复辟”.嘲笑“唯一有可能起来揭露和抵制政变的丞相李斯,表现了不可原谅的妥协”.倘问姚文元本人对此书如何评价?只举一个例子便可说明.王知常曾在该书出版以前,特地把书中的一节《女皇帝武则天》在《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期上发表.后来朱永嘉去北京参加全国四届人大回来,告诉王知常他见到了姚文元,姚文元说《学习与批判》上刊登了武则天,“还是搞得不错的”.为什么这样一篇不起眼的文章会得到姚文元的肯定和赞扬?无他,只是因为该文得到了的肯定和称赞.

“”借批《水浒》,大批什么“投降派”.按照专业,文艺组、历史组办学习班不在话下,令人深思的是经济组也跟得很紧,经济组负责人顾某在刚开办的“经济理论短训班”的旗号下,突击办起了一期评《水浒》学习班,班内给每个学员发一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书籍作为掩护,又发了一部《水浒》供大家阅读使用.这期不伦不类的学习班还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学员全部留住在经济组宿舍,不准回家回厂,不准泄密.学习班开学时,王知常亲临传达姚文元1975年8月14日就评《水浒》事写给的信（就是在这封信中,姚文元要求将批示除发给政治局在京同志外,还增发给《人民日报》、《红旗》、梁效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学习班办了十天后,战果出来了,那就是一份《青年工人谈〈水浒〉――8月26日座谈会记录》,发表于1975年第9期《学习与批判》,此记录由经济组负责人定路子整理,王知常审定,要害是批判宋江架空晁盖,影射攻击,抢先为“”在舆论上立了一功.

另一个突出例子是举办“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班.1976年初,“反击右倾翻案风”大规模开展以后,写作组所举办的学习班立即增加了“批邓”的内容,如党史编写组举办的第三期党史学习班开学时,朱永嘉到场讲话,布置学习班要“以阶级关系变化为中心,为主题,研究批邓”,实即要打倒一大批“派”、“走资派”.经济组更是使足了劲,在1976年2月初突击举办了一期“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班”,成员有二十五人.学习班秘密地给每个学员发了一套整领导同志的材料（每套十四份）,布置每个学员联系工厂实际,逐条地批“二十条”（全称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因为共有二十条条例,简称《工业二十条》）.学习班结束后,由经济组负责人顾某定调子,整理出《工人阶级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力军――一次工人批判会的纪要》,经王知常审定,发表在该年《学习与批判》第3期,这是全国第一篇围攻《工业二十条》的文章.

三

学习班学员都是上海及郊县工厂、农场的青年,他们在“”前多半上过几年中学,有的还是“老三届”,受过长期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和知识基础.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被朱永嘉、王知常等人选中,纳入“后备力量”加以培养,这是颇具讽刺意味的.同时也应强调指出,他们和写作组总部毕竟关系不深,不了解朱永嘉、王知常全面系统的“作战计划”,即使讲了一些错话,写了一些错误文章,也完全不必深究,不光是参加学习班的全体八百几十位成员是如此,即使写作组本部和下属各组从学习班中选出留下的四十二位成员也不例外.据笔者所知,后者绝大部分至今仍在各个岗位上做着贡献.

不过,十分遗憾的是,学习班中也出现了少数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英雄”.上钢五厂有一个姓王的女青工,1975年8月参加经济组举办的评《水浒》学习班,在发言中大讲宋江上山后“大搞阴谋篡权活动”,把“晁盖给架空了”.经济组负责人听后大为赞赏,当场吹捧她“不简单,有独特见解”,并把她的发言整理成纪要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到了1976年,她又参加了经济组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班,在厂内提拔为车间党总支副书记.不久,小王即被上海市革会负责人马天水等人看中,作为“工人代表”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临走前,写作组经济组负责人又鼓励她“要想问题”,“要思考”.当时“”在上海的党羽黄涛（上海市革会工交组负责人）在会上大肆攻击,而这个“工人代表”也果然在会上冲着国务院领导开炮：“我们工人对你们这些大官不客气!”并到各部游说,大批“二十条”.她的举动得到了的赞赏,在“接见”时一边拉着她的手,一边指着苦苦地主持和支撑着计划工作会议的谷牧副总理说：“如果他（按：指谷牧）今后给你穿小鞋,你来找我好了.”

也有少数学习班成员受毒害既深,又对写作组怀有“感恩图报”的思想.王知常在粉碎“”之后曾说过：“以后大概只有学习班的青年还记得我们.”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话还真有那么一点真实性,在经济组所属学习班及学习班所留下的青年中,当听到“”可能被“一锅端”时,有些人认为发生了“政变”.有的表示：“我死也要死在这里!”有的已回厂的学员,听到消息后竟打到写作组说：“用得着我们时,打个来好了!”看到这里,大家不难想见朱永嘉、王知常等人大搞学习班的影响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