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建筑大师的焦虑

马国馨是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总建筑师,1991年获得建筑大师称号,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主持设计的作品中,最具纪念碑性质的是1990年启用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可谓好评如潮,专业人士刮目相看,一般俗众鼓掌欢迎.尽管他主持、参与的设计项目涉及诸多领域,但近二十年来主攻的还是体育建筑,2007年1月,天津大学出版社将他历年来关于这方面的论述集为一厚册《体育建筑论稿――从亚运到奥运》郑重推出.

从这本专业性很强的书里,一般人士也能获得关于近二十年来我国体育建筑的发展轨迹.大体而言,亚运会期间,北京新建的体育场馆,基本上全是本土建筑师的作品,但对越来越临近的北京奥运会,几个最主要的新建场馆在采取全球性招标后,中标的全是外国设计师的作品.也不仅是体育建筑,北京新建的地标性建筑,如天安门斜对面的国家大剧院,最后是法国建筑设计师安德鲁的“水蒸蛋”方案中标；电视台新楼最后是荷兰建筑师库哈斯的“大歪椅”方案中标；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赛场则是瑞士设计师赫尔左格和德梅隆的“大鸟巢”方案中标；游泳馆则是澳大利亚PTW设计的“水立方”方案中标等当然,中国一些建筑设计研究机构也都参与了这些最终方案的调整、细化与施工前的具体落实和施工期间的监管补救,但总体而言,性质只是给洋设计师打下手,就知识产权而言,这些投资巨大、体积惊人、形态骇目的新建筑,中国人基本上是没份儿的（澳大利亚PTW设计所设计时,有三位中国人参与,与那边的五个人合作,或许多少分得一点知识产权?）.

马院士的这本新书,对于我们业外俗众来说,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把自己2003年以个人名义写给北京奥组委某资深领导同志的一封信全文收入了书中.这篇题为《关于国家体育场的一封信》,直率而明快地把他反对采用“大鸟巢”设计方案的理由加以陈述.他写那封信,初衷是力挽狂澜.但他的个人力量毕竟是太微薄了,多少有些螳臂挡车的味道.现在“大鸟巢”主体工程已经竣工,电视台在异型钢梁大合龙那天进行了实况转播,成为一时盛事.按说生米已经煮成熟饭,马院士在2007年1月才付印的这本专著里,似乎大可不必将这样一封未能奏效的信件公开,但他却偏要执意收入,“立此存照”,可见他不仅是在反对一项具体的设计方案,而是在坚持个人的一种理念.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这封信也构成了这本书的一个看点.

马院士反对“大鸟巢”方案,第一条理由是“造价畸高”.当时估价为三十八亿元人民币,在马院士写此信前,与他有类似想法的人士的反对意见略有成效――主管部门最后删减了原设计方案中的活动屋盖,屋盖估价为两亿元,那么,还是需要三十六亿元,这样按八万观众容量计,每个观众坐席的造价仍高达四万五千元.他引用了有关部门关于奥运场馆的设计原则“坚持勤俭节约,力戒奢华浪费”,吁请放弃“大鸟巢”这样一个畸贵的“容易留下后患”的设计方案.我不清楚接读马院士此信的有关领导及其机构是如何回应他的,但我跟一些普通的北京市民聊起这件事,我所获得的民间反应,可能是马院士估计不到的.一位公务员说：“现在我们中国正在崛起,像这样的具有国力象征的地标性建筑,多花些钱有什么关系?”一位白领说：“现在北京的商品楼盘,最贵的已经达到一平方米七万人民币.那是卖给私人去享受的.国家体育场是公众共享的,如果才合一平方米五万不到,怎么能说‘造价畸高’呢?”更有一位自由职业者说：“只要这三十六亿真的全用到了国家体育场的建设上,没人从中贪污,我就心平气和.你看看传媒上的报道,一个,动不动就贪一亿甚至好几亿,三十六亿不过是三十几个的贪污数字罢了.”一位“的哥”说：“现在政府有那么多钱,能用到这样的事情上,总比花在公款吃喝上强.”一个中学生说：“‘大鸟巢’就是好,看着特牛B,花钱造‘大鸟巢’,显得咱们中国特有派!”等这些民间舆论,说明现在的国人多数有“盛世情结”,对于巨大、夺目、“世界第一”、“全球拔份儿”的公众工程,大都愿其速成而不去究其成本.这是亚运会期间还没有形成而近年渐成气候的“集体无意识”（或者说是“集体共识”）.所以,马院士反对“大鸟巢”方案的第一条理由,在民间虽然肯定会有共鸣者,但共鸣度不会很高.多数俗众会对豪华的政府办公楼和奢侈的富人住宅反感,却不会对公众共享的建设项目如体育场馆、机场、地铁、公园、绿地、广场等以至大型构物中心的富丽堂皇与时尚新潮心生异议.

马院士的第二条反对理由是“大鸟巢”方案“缺少创造新意”.他随信附上了相关资料,指出设计方瑞士公司给德国慕尼黑2006年赛场的设计与“大鸟巢”“大同小异,相差无几,只不过慕尼黑赛场的外形更为科学和理性,构架十分规则,不像‘鸟巢’方案那样增加了许多无用的杆件,与之相比后者似乎创新点不多”,而慕尼黑赛场2006年就会在世人前亮相,我们如建“大鸟巢”则是在2008年才能显现,“对世界各地观众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和冲击力了”.2006年赛已经举行过了,通过中国电视台的转播,我们都看到了慕尼黑的那座新赛场.我曾写过一篇《“大轮胎”与“大鸟巢”》表述我个人的观感.马院士指出慕尼黑赛场与“大鸟巢”“大同小异,相差无几”,他那是“内行看门道”,点破赫尔左格他们的设计无非是那么个套路,主体结构就是那么一回事儿；但对于我们俗众来说,则完全是“外行看热闹”.依我看来,慕尼黑赛场外观像个“大轮胎”,匀称、规整、厚重、敦实,符合德国统一以后大多数德国民众追求稳定、自足的心态.而北京奥运会主赛场的外观设计酷似“大鸟巢”,跃动,浪漫,轻盈,怪异,符合致力于融入全球一体化的中国俗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追求新潮、前卫的心态.尽管设计者骨子里“换汤不换药”,在专业人士看来“只不过是把一个套路略加变化卖两回”,但赫尔左格他们能“看人下菜碟”,也是一种本事,倘若他们把“大鸟巢”方案递给慕尼黑,而把“大轮胎”方案递给北京,那么,很可能是谁也不要他们的设计.这里面的奥秘,马院士似可深思.一个民族的占主流的审美潮流的形成,是由此民族在所处的发展阶段上的具体形势所决定的.二十多年前马院士主持设计的亚运村国家奥林匹克中心,两座运动馆屋顶把西洋式的斜拉索和中国古典庑殿顶韵味成功地糅合到一起,功能效果到位,且又赏心悦目,至今仍令人回味无穷.但时过境迁,现在从项目主管官员,到一批中国建筑界人士,再到俗众,特别是都市年轻人,他们对大型公众建筑,似乎已经很不在乎其中是否糅合进了中国民族元素,他们的审美趣味已经朝全盘西化――并且不是古典的西化而是最前卫的西化――倾斜,全无中西古典元素的“新锐设计”方案（其实马院士这样的内行一眼能看出往往“无非是熟套路”）频频在中国中标.今日之中国,从某种程度上说,实际是已经成为西方前卫建筑设计的“冒险家乐园”.

马院士对“大鸟巢”的前两条否定意见,我实际上是在“否定之否定”,相信大家都已经看明白了.但马院士的第三条意见,我却非常共鸣.他说：“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也坚决支持通过开放、交流、学习,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但在奥运会这个展现我国经济、技术、组织水平的绝好机遇,在向全世界展现我国综合国力的十分敏感问题上,我认为还需要多一点民族的自信心.”他指出,二战至今共举办了十四届奥运会,各国为举办奥运会而修建的体育场馆,几乎全都由本土建筑师来主持设计,特例只有三个,其中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请法国设计师设计,还有因为蒙特利尔处于加拿大法语区的特殊渊源.

马院士所提出的第三条意见,实际上涉及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如何保障本土文化创造者的应享份额.建筑无疑是一种文化,而且也是一种艺术,建筑设计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创造,就一个民族国家来说,在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上,其地标性建筑数量大体是一个常数,不可能无限,也就是说,随着经济腾飞,社会需求量激增,公众共享的巨型建筑这个蛋糕做得再大,毕竟不可能无边无沿,那么,这个蛋糕的设计份额要不要有个前提?我认为应该有：那就是“本土优先”、“本土切下三分之二”（或至少“过半”）.一个民族如果不采取措施来保障本土文化人在文化产品设计制作过程中的优势地位,那么,后果的不堪设想,恐怕就绝不是“代价畸贵”或“并无新意”一类问题了,而是会导致本土文化创造的窒息与沦丧.

其实保障本土文化生产获得过半乃至更多份额,绝不仅是建筑设计这一个方面的问题.本土电影的生产、发行方面的情况,相信已经有更多的人士注意到,焦虑可以说是普遍而深沉的.过去每年都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快乐和感悟的本土电影制片机构,如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制片厂、峨嵋电影制片厂等如今萎缩到了什么程度?一些民营的制片机构,如新画面、华谊兄弟,以大资金投入,希望能在票房上取得成绩,并发行到境外商业院线,苦苦打拼,但其实现在中国的电影市场,还是由好莱坞大片切去了最大份额的蛋糕.好莱坞大片及其他由境外引入的影片应该享有一定的份额,中国电影观众有欣赏他们制作的和权利,但为保障本土电影创造群体的创造权、生产权、发行权,制订与完善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确保其应得的份额,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其他文化领域的类似状况不再列举,相信许多国人都心中有数.

保障本土文化创造的应享份额,就要相信本土文化创造者的创造能力.马院士说“还需要多一点民族的自信心”,就是吁请各方面应当相信本土的文化创造者的创造不仅能够满土民众的需求,也能在世界上获得声誉与影响.拿建筑设计来说,现在本土设计机构与设计师的设计才能完全不逊于安德鲁、赫尔左格、库哈斯之流,而且设计理念、风格方面也早已经多元化,你要完全民族风格的,有；要中西合璧折中风格的,有；要后现代“同一空间中不同时间并列”的拼合风格的,也有；你就是要完全看不出民族与西方既有血缘的,最个性最奇特最前卫最怪异的设计,那么,不仅是有,甚至还颇多,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设计师,能够设计出比库哈斯“大歪椅”更诡谲的作品来.既然本土设计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为什么在设计方案的竞争中,不能对本土的设计更有兴趣与信心呢?当然,正如马院士所说,我们谁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们对外开放是真诚的,容纳外来设计的胃口是旺健的,“要最好的”应该是最大的前提,外国设计机构和设计大师的确实精彩的设计,肯定是要录用的.只是现在出现了“外来和尚稳占上风”的情况,才引出了马院士这样的本土“大和尚”的焦虑,也才引出了关于保障本土文化创造份额的带有紧迫性的话题.

本土建筑大师马国馨透过一封私对公的信件,所表达出的焦虑是沉重而尖锐的.从作为业主的公众共享建筑的主管部门及其官员,到业界的人士,一直到一般俗众,都不能在他这封信前闭上眼睛、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