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学观念变革期的文学复古情结

关 键 词:复古文学复古进化

摘 要:文学“复古”已成为国人的一种审美情结.即使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文学观念变革期,进化论大行其道的时候,文学研究的先锋人物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王国维等对往古的审美风习仍隐隐含有一种眷恋.梁､,刘､,章三位因着意于进化论和政治事功,对文学复古的倾向有刻意隐藏的痕迹,王国维却脱身于功利之外,因而能对文学复古进行深度审视.

“复古”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常演不衰的剧目,这种“复古”虽可理解为对政治上恢复古制的回应,但更应当视为文学的一种自律行为.刘绍瑾先生十分重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的“复古”意识,他说:“复古主义者在批判‘近今’､,‘近代’奇技百出､,竞新弄巧的文化风习和刻意为文､,饣豆饣丁破碎的创作机制背后,体现出一定深度的终极人文关怀和审美追求”①,“复古”已成为国人的一种审美情结.即使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文学观念变革期,进化论大行其道的时候,文学研究的先锋人物对往古的审美风习仍隐隐含有一种眷恋.本文即以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王国维为代表,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

一

梁启超对文学观念的改造可以说是最力的,但他早年对文学一类并不怎么看重,认为诗文是小道,不能令其“溺志”(《万木草堂小学学记》)②.及至东渡日本,对政治小说发生了兴趣,引起了他文学观念的突转.他所创办的《清议报》即连载政治小说,《译印政治小说序》亦大谈政治小说之功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议论,一寄之于小说等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③《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更力推“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谓“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④.显而易见,梁启超对小说的推崇全在于小说的政治功用.虽然他不否认小说“感人至深”等文学本身的特点,但小说文学上的特点最后要归结到“改良群治”的政治事功上,舍此则不可与言小说.就彼时的社会形势而言,无论当时还是后世,他的这种行为都无可厚非.而他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确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小说的大发展.但笔者所关注的不是他对新文学做了多大贡献,而是在提倡新小说的过程中潜藏于他内心的怀古倾向.为强调小说的影响力,他进而将小说与俗文学联系起来,谓“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他不同意其他论者“宋元以降为中国文学退化时代”的说法,认为“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宋后的两大俗语文学派之一便是小说,另一派“儒家禅家之语录”又因清代考据学的兴盛而中绝,于是就只有小说了.如果只看这一段,却也无可如何,但要追究他为此说所找的证据,又另当别论了.“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观《公羊传》､,《楚辞》､,《墨子》､,《庄子》,其间各国方言错出者不少,可为佐证.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既已“数千年称最”,可否与近世､,当世之小说一较呢他没有说,这里面原是有心结的.“三代文学优于两汉,两汉文学优于三唐,三唐文学优于近世,此几如铁案,不能移动矣！”此说虽是对斯宾塞“文学退化”观的响应,但作为“铁案”,恐怕早已在他心中存在了,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循环论的遗传.但为了附和进化论,他仍要申说:“顾吾以为,以风格论,诚当尔尔,以体裁论,则固有未尽然者.”⑤他所说的体裁是指三百篇的四言进为五言,又进为七言,继而长短句､,曲,愈来愈复杂.就形式而言,此亦可为“铁案”.然“风格”系何指他没有说.没说并不等于不重要,只不过是由于论述的重点而有意漠视了“风格”.“风格”与“体裁”相对举,可见应偏于内容方面.“风格”由三代向近世的退化,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刘勰的“从质及讹,弥近弥澹”(《文心雕龙•,通变》)的说法,由汉唐的“淳而质”到宋初的“讹而新”,显示的是一种审美意态的变化.梁氏的“风格”虽不可简单地等同于刘勰所论,但也应该从审美文化心理层面去理解.后来《情圣杜甫》中说“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不能说现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优美,所以不能说现代人的艺术一定比古人进步”⑥,可以印证这一点.

刘师培对进化论也是大加欢迎的,在谈到斯宾塞的“文学退化”观时,他同样不能接受.“英儒斯宾塞耳有言:‘世界愈进化,则文字愈退化.’夫所谓退化者,乃由文趋质,由深趋浅耳.”“由文趋质,由深趋浅”的“退化”,视诸中国文学,确乎如此.但他不能将这种事实理解为“退化”,在回应了梁启超关于小说与俗语文学的关系之后,他说“陋儒不察,以此为文字之日下也.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简趋繁,何独于文学而不然故世之讨论古今文字者,以为有浅深文质之殊,岂知此正进化之公理哉”然而,他的进化论使用得并不彻底,说完上面一句话不久,即笔锋一转:“然古代文词,岂宜骤废”原来,“古文”是用以保存国粹的.作为国粹派的中坚人物,这种说法自然在情理之中.由上观之,刘氏此时的“文学”理解远没达到现代的水平,“文学”与“文字”尚且不分,混沌一片.而一接触到先秦,他的“文学”理解却忽然清晰了:“中国文学,至周末而臻极盛.庄､,列之深远,苏､,张之纵横,韩非之排,荀､,吕之平易,皆为后世文章之祖.而屈､,宋楚辞,忧深思远,上承风雅之遗,下启词章之体,亦中国文章之祖也.惟文学臻于极盛,故周末诸子,卒以文词之美,得后世文士之保持,而流传勿失.”⑦此处“文学”即等于“文章”,先秦文学以“文词之美”得以保存,显然是偏重修辞的,这种看法,揆之刘师培的文选派大家身份自属当然,而与梁启超的“风格”说恰可颉颃并进.无论偏重于哪一方面,其对“古”的推崇却是一致的.

二

与梁､,刘二位的犹豫不同,章太炎是反对进化论的,所以他对“文学复古”的态度较为明确:“可惜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⑧,“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⑨.章氏所说的“文学复古”是袭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说法,显然与传统的古今对照的历史循环论观点不同,而是在古今､,中外的多元交织中寻求中华文明的立足点.他所说的“文学”跟现今的文学理解也有很大不同,而与“小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从他对文学的定义中能明显地看出来:“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文”和“学”可以分开来理解,“学”有“论”的意思,解释为“研究”恐怕也说得过去,这种文字考证式的定义与Literature就全然异趣了.基于此,他当然不能同意昭明太子与阮元关于“文”的看法,谓“前之昭明,后之阮氏,持论偏颇,诚不足辨”,也不能同意当时“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的区分,认为“亦一往之见也”⑩.章太炎身处日本,不可能不对欧西的“文学”定义有所了解,而他偏要做出这种复古的泛文化式的文学理解,是有其深刻的目的的,诚如日本学者木山英雄所说:“章炳麟的‘反古复史’之‘文学复古’论,凝聚了他全部心血,成为直面本世纪初世界史现实,致力于将中国文明从其自律性基础开始重建的不懈努力的重要部分.”[11]所以,章太炎虽对“文学”作了界划,但并无意于文学本身,而是着意于文化､,文明层面,以求中国的复兴.后来的文学史家定义文学时,常拿章太炎作靶子加以批驳,的确有无的放矢之嫌.

章太炎的这种以复兴中国文化为鹄的的“文学复古”实际上是中国文学复古传统的中断,他提倡的“复古”是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被动地扯起的一面旗帜,与文学复古传统的自觉回复往古迥然不同.但是,既然章氏的文学定义如此宽泛,就必然也包含通常所谓的文学,而一旦落实于后者,审美的复古便又复活了.《国故论衡》中有《辨诗》一篇,其中有云:“本情性限辞语,则诗盛,远情性杂书,则诗衰.”四言､,五言､,七言诗体不断下衰皆由乖离情性所致.其间他以高祖､,项王为例,说他们“未尝习艺文”,然《大风》歌､,《拔山》曲却“为文儒所不能举”.正因为“未尝习艺文”,未被智识所染,发情才真.所以,作诗“情性之用长,而问学之助薄也”[12].章氏于四､,五､,七言之间未较长短,但可想而知,包含大量周代民歌的《诗三百》的地位因其情性之用必高于后代诗歌.他后来讲演国学的时候也说:“三国以前的诗,都从真性情流出,我们不能指出某句某字是佳,他们的好处,是无句不佳无字不佳的.”[13]

三

章､,梁､,刘三位治学都有明显的政治倾向,相比而言,王国维倒是特立独行的.生逢乱世,没有激发他济世救民的政治理想,却让他堕入了苦闷的渊薮.当然,王的苦闷与其体质､,性格皆有关系,“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14],羸弱的体质､,忧郁的性格,再加上时时不能摆脱的人生问题,王国维也就不能不苦闷了.所以,王之治学,由哲学､,美学而文学､,史学,并无外在的政治取向,而是秉执“无用之用”,求人生的慰藉.王氏这种无与世用的治学态度却成就了他学术上的深刻.王国维在现代美学及现代文学批评方面的开创之功已为学界公认,其所以有如此功绩,一方面得自西学视野的应用,另一方面则来自中国古学的功底.因他游离于政治之外,故对于“古”能给以更为学理化的观照,这又必得涉及《人间词话》的“境界”说了.

关于“境界”,历来众说纷纭,多数学者在中国文学传统里找根据,近来王攸欣却独辟他说,认为“境界”一本叔本华的“理念”[15].细检王攸欣所论,确有雄辩之处,不过笔者以为尚有两点值得商榷:1．《人间词话》的创作的确与叔氏理论有密切关系,但此时已与王国维崇信叔氏理论时不同,彼时多以中国文化､,美学､,文学现象证叔氏学说,而此时已回至中国文化本位,乃以叔氏理论证中国文学､,美学现象,故中国文学､,美学的传统是基础.2．“以物观物”､,“赤子之心”等关 键 词,王攸欣均能于王国维旧说中找到实例证明与叔氏的关系,独“境界”主“情”的一面,多系王攸欣自我发挥,不能以事实服人.基于此两点,笔者以为绝不能轻视“境界”说对中国传统的继承,这不仅在于“境界”的语源在中国,更为重要的是“境界”一词体现的美学精神,其渊源亦在中国.

“境界”说所涉真景物､,真感情,可与自然相阐发,《人间词话》五十二则有云“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16],可为证.即以“情”而论,这里所说的“自然”之情与叔本华所说的抒情诗中的感情并不一样,中国诗中的感情常带着天人合一的色彩,偏重于“天”的一面,西方抒情诗中的感情则偏重于“我”的一面,这与柏拉图以还对“自我”的强调分不开[17].中国诗“自然”之情的审美理想与庄子的提倡大有渊源,《庄子•,渔父》有:“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真”与“强”对,即“自然”.而叔本华论抒情诗的本质则在于“充满歌唱者的意识的是意志的主体,亦即他本人的欲求,并且每每是作为解放了的,满足了的欲求(快乐),更常是受阻抑的欲求(悲伤),不过总是作为感动,作为,作为波动的心境.”[18]这种对于感情的认识与中国抒情诗贵“真”的传统绝不可同日而语,“真”并不落实到自我,具有泛“真”的色彩,“欲求”,无论是“满足”还是“阻抑”,则明显地具有张扬自我的倾向.对于“真景物”,也不能全从“纯粹直观”中找根据.所谓“真景物”,并非现实中的景物,而是词语逗兴出的景物,即“语语都在目前”,这与钟嵘的“直寻”､,王夫之的“现量”可谓一脉相承,这也可以从庄子的“目击而道存”(《庄子•,田子方》)那里找到渊源.庄子开启的这种要求直现现象真实的审美感知方式,叶维廉亦用“以物观物”加以阐发:“物既客亦主,我既主亦客.彼此能自由换位,主客(意识与世界)互相交参､,补衬､,映照,同时出现,物我相应,物物相应,贯彻万象.”[19]王国维所说的“以物观物”原是要证明叔本华的“直观”[20],但他在《人间词话》中述“无我之境”时的“以物观物”则可与叶维廉的阐发相互照应.

另外,《人间词话》五十四则云:“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等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之,则此说固无以易也.”[21]此时对进化论的态度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耳目”的欢欣相比不能不显出犹豫了.“染指遂多”所对应的是诗体初成时的那种无拘束的自然状态,差近于严羽所谓“第一义”.王国维并没有明确提到复古,但从《人间词话》呈现出的审美意识来看,说王国维具有一种复古的审美思维当不为过.

“复古”到王国维这里已与前述三位大不相同.章､,梁､,刘之于文学复古,因进化论及政治事功的影响,都有刻意隐藏的痕迹,而王国维却不为外在事功拘囿,故也无须掩饰对“古”的态度.正因其“坦荡”,所以能有效地借助西方哲学､,美学理论对“古”进行新的理解.可以说,王国维完成了一种转变,即由对历史循环论的服膺,转为对“古”的研究式的审视,改变了“古”的传袭方式.自是以后,复古的美学理想便转入“史”的领域,较多地受到理性的照顾,这又要拜进化论所赐了.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同壮(1976-),山东微山人,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①刘绍瑾:《中国复古诗学文学退化史观的美学审视》,《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

②③④⑥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张品兴､,沈鹏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172､,884､,3978页.

⑤《小说丛话》,见《新小说》第7号,1903年7月15日.

⑦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舒芜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110页.

⑧章太炎:《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见《学术文化随笔(章太炎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原刊《民报》第6号)

⑨章太炎:《革命之道德》,《章太炎选集》,朱维铮､,姜义华编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原刊《民报》第8号)

⑩[12]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9､,52,89-90页.(《文学论略》分载于1906年《国粹学报》第9､,10､,11号,编入《国故论衡》时为《文学总略》,有大幅删减)

[11]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章太炎讲演《国学概论》,曹聚仁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14][16][21]王国维:《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周锡山编校,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363､,364页.

[15][18]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转引自该书第104页.

[17]叶维廉:《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19]叶维廉:《比较诗学》,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第106-107页.

[]20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见《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佛雏校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