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而不休的中国省部级农民

他们曾是身居高位的省部级高官,退休后却放弃了舒适的城市生活,选择了进村当农民,当上了“编外村官”,被称为“中国最高级别农民”.身居“江湖”,不忘“庙堂”,他们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默默奉献.面对外界的称赞,他们连连摆手、摇头,称“回归农民”是应该的,为百姓办事也是他们的本分.返乡当农民的背后,有哪些感人故事?

毛致用：省委书记养鸡种地

在毛致用堂屋的墙上,挂着老友黄永玉送的画.画上有一个笑呵呵的老头儿,躺在竹椅上,悠然摇扇；一个老婆婆端着盆,撒谷喂鸡.毛致用觉得这就是他的生活写照.毛致用常说：“我是农民出身,种点儿地没问题.”

曾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毛致用,退休后回到家乡湖南岳阳县西冲村,想过一回安宁的田园生活.毛致用所住的院子由两座红色小砖楼组成.如果不是院墙上密布着尖利的钢筋栅栏和院子里停着尾号为“0029”的高大越野车,人们会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村民的住所.

毛致用只想在西冲过一个安静的晚年.种地、养鸡是他最大的生活理想.邻居曾有好几次看到他挑着满满两桶水浇菜.毛致用常说：“我是农民出身,种点儿地没问题.”

在毛致用堂屋的墙上,挂着一幅老友黄永玉送的画.画上有一个笑呵呵的老头儿,躺在竹椅上,悠然地摇着蒲扇；一个老婆婆端着盆,撒谷喂鸡.毛致用觉得这就是他的生活写照.

被村民视为“福神”

远离“庙堂”的毛致用并没有躲过“江湖”的烦扰.地方各级官员的定期拜访,村里事务的频繁请示,在他的生活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自从毛致用回到村里,“村干部天天去,镇领导每周也要去两三次”.村主任毛昌荣说：“一听到村里怎么建设,他就来劲儿了.”

西冲村村民将毛致用视为“福神”.西冲村以前只有一片黄土地,没有什么资源.1995年以前,整个筻口镇58个村,西冲村经济排名在50开外.

而毛致用回村头一年,就帮村里申请到了省里的一个农业开发项目,省里投资60多万元改造了村里的沟渠灌溉系统.

2004年,湖南省进行电网改造,毛致用亲自找了部委的相关负责人,帮助村里获得了一个300多万元的国土整理项目,使得西冲村在电网改造中,走在全省前列.

毛致用发现村养猪场陷入困境,是因为“集体经济缺乏活力,农民也没有管理技术”.他便作主,村里把猪场以每年15万元的承包给了一位香港老板,并签订了30年的合同.

有了猪场的带动,西冲家家户户都开始养猪,“多的超过100头,平均也有30头.全村每年卖掉的猪超过1万头了.”有了产量,毛致用又帮村里牵线搭桥,联系销售途径,如今村里生猪80％出口到香港.西冲村人均年收入超过5000元,在岳阳排名第一.

以前,西冲村是一个“小伙子娶不上媳妇儿的穷村”,现在西冲的经济发展了,邻村的姑娘都想往这里嫁.“可惜我们村里的小伙子没有那么多,娶不过来.”毛昌荣说,外村有亲戚住在西冲的,都想办法把户口迁过来,“今年已经迁进来4户了”.毛致用的“集聚”效应不止是吸引某个人,毛昌荣说,邻近的好几个村都想合并到西冲村.

给送鸡蛋

毛致用平时养养鸡、种种菜,因为鸡蛋太多吃不完,他就四处送人.有一次,和一些国家领导人到湖南考察,听说毛致用在老家养鸡,都饶有兴趣地问起.

听闻这么关心自己,毛致用就托人给每个领导人送去100个鸡蛋.“领导人都说,这是毛致用同志亲手养的鸡下的蛋,很珍贵,一定要带回北京.”

在村支书毛文华印象中,毛致用一般不动怒,但“村干部做事胆子小,如果‘政策’推行慢了,就会遭到毛老批评”.有一次,毛致用发了很大的火.原来,岳阳发生了自来水水源受到砷化物污染事件,饮用水源砷含量超标10倍,影响到了10万人的生命健康,“当时毛老大怒,严厉斥责了县领导”.

毛致用写得一手好字,好多村民都向他讨字,毛致用也乐于“献丑”.村里有很多毛致用的题词,村民们会花40元钱,仔细裱装好,挂在新楼房里.毛文华说,还有好多人舍不得挂,藏了起来.毛文华家里也有不少幅,曾有生意人想以一万元一幅的收购,但被毛文华拒绝了,他说：“这是国家领导人给我的字,一定要世代珍藏.”

一过生日就“失踪”

在生活上,毛致用反对搞特殊化,每逢生日,村里人就不见他的踪影.70大寿时,村民们决定前往祝贺,但是整整一天都没有找到他,“连秘书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7年后,毛致用迎来77大寿.当地村干部显得没有把握,“每当生日那几天他就失踪,我们已经7年没有找到他了”.于是,村里决定早作准备,没想到老人提前一周就表示,“今年在家里过生日,你们先别急”.结果生日当天,他又不见了,“他麻痹我们,放了鸽子”.

毛致用不仅严于律己,做好“农民”的本分,他还对子孙要求很严格.每年春节,毛致用都要让子孙从外地赶到西冲过年,大年初一,还会让他们一个个地给村里的长辈拜年.碰到给自己拜年的年轻人,毛致用还会乐呵呵地递上红包.

毛致用的外孙在岳阳当地的中学读书.有一次,因为变天,外孙一大早想回外公家拿衣服,但是走路要花上50分钟,而且还要赶回学校上课.他担心来不及,便给外公的警卫员打了,让外公的司机来接他.

司机恰巧不在,警卫员几经考虑,最后给筻口镇人大副主任任新明打了,请镇里安排车去接一下.毛致用当时正在吃早饭,一看是镇上公车接送外孙,大发脾气,狠狠地把任新明和外孙批评了一顿.

（来源/《新京报》、《环球人物》）

唐克碧：中国最高级别女农民

朱德的嘱托犹在耳畔,唐克碧感到心情十分沉重.想到乡亲们的困难和问题,她常常夜不能寐.经过再三思考,唐克碧下定了要回到家乡当农民,尽力为乡亲们做点儿事的决心等

2002年,唐克碧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的职位上退休后,回到家乡四川仪陇县当了农民,因此获得了“中国最高级别女农民”的称号.

起初,当农民并不在唐克碧的计划之内.

是一次“省亲”让她改变了主意.她看到了许多为之心痛的场面：羊肠小道上,一个患重病的农民死在抢救的途中,亲人们悲痛欲绝的哭声撕扯着她的心.让这个农民离开人世的原因除了疾病外,还有家乡崎岖不平、无法通车的山路.

在老家住了两个月,这样让唐克碧伤怀的事儿不止一件.不久,一个孕妇也是因为难产死在送往医院的路上.住在山里的一位老人去世了,因为没有像样的路,连棺木都抬不出去,乡亲们只得用锄头、铲子重新开辟出一条简易的路等

唐克碧还看到,逢集时,不少老人提着鸡蛋匆匆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他们想拿去卖了换点儿油盐钱.一次,有位老人不慎摔倒在路上,鸡蛋摔碎了一地,老人还摔伤了.老人痛哭流涕,却是心疼鸡蛋.

眼前发生的一幕幕,都令唐克碧心酸.她不由得一次又一次流下泪来.她想,要是通了公路,要是有车,这样的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等

这时,唐克碧想起了20多年前朱德委员长的嘱托.1974年,朱德亲切接见了正在四川工作的老乡唐克碧,叮嘱道：“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你一定要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仪陇家乡很穷,你现在在省里工作,要多关心家乡的父老乡亲,让他们早一点儿过上好日子.”

朱德的嘱托犹在耳畔,唐克碧心情十分沉重.想到乡亲们的困难和问题,她常常夜不能寐.经过再三思考,唐克碧下定了要回到家乡当农民,尽力为乡亲们做点儿事的决心.

赛金镇村是仪陇县的贫困村,唐克碧决定在那里建一个养老院,同时修一条连通全镇7个村的公路与外面的公路对接,以此改变村里和附近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

但修公路、建养老院大约共需投入660万元.唐克碧拿出了自己一生的积蓄几十万元.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于是她联系自己的老朋友、老同事到处化缘,四处奔波筹集资金.

为了节省每一分钱,唐克碧节衣缩食,甚至到了对自己苛刻的地步：多年来,她从未写过一件新衣服、一双新鞋子；吃住在侄孙女家,每天吃的也以稀饭、为主,偶尔改善一下伙食就是吃一碗面条.侄孙女的儿子几次悄悄地问妈妈：“住在我们家里的那个人真是你说的大官吗?我怎么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呀!”

如今,铺满片石的公路已经成形,“净诚安乐养老院”也已竣工.唐克碧说：“看到家乡父老脸上的笑容,我觉得值了,也对得起朱委员长了!”

（来源/《廉政望》、《家庭导报》、《重庆商报》）

陈苏厚：村主任管得着的副省长

陈苏厚很在意他的“香蕉合作社顾问”头衔.他说：“退休时,省里的一些协会想给我挂个顾问的职务,我一概推掉了,还是这个‘香蕉顾问’好,实至名归.”村主任在广播上一喊,他就乐呵呵地走出家门参加义务劳动.

2003年,海南省原副省长陈苏厚退休后回到家乡海南南宝镇松梅村,扛起锄头当了农民.这个成天乐呵呵的老头儿,称自己是“来自农民,回归农民”.他的家乡,因为有了这位“全海南级别最高的农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陈苏厚说他退休回乡当农民是“将功补过”.他说,几十年来“官”越当越大,但为了避嫌,他从来没有为家乡办过什么具体的事,甚至很少回乡.松梅村是省级贫困村,人均年收入只有千元左右.“家乡这么穷,真叫我坐立不安.”陈苏厚说.

陈苏厚除了在菜园里挥汗劳作,经常走家串户与乡亲们聊天.通过走访调查,陈苏厚决定从带动大家种香蕉入手,摘掉贫困帽子.于是,陈苏厚找来7户人家成立了“香蕉合作社”,自任“顾问”.接着,又“一手包办”从筹资到寻找销售渠道的工作.

当年,7户农民就收入38.4万元.第二年,“香蕉合作社”成员发展到79户.如今,全村家家户户都种上了香蕉,成了远近闻名的“香蕉村”,村民们也过上了小康日子.

陈苏厚很在意他的“香蕉合作社顾问”头衔.他说：“退休时,省里的一些协会想给我挂个顾问的职务,我一概推掉了,还是这个‘香蕉顾问’好,实至名归.”说完一阵爽朗的哈哈大笑.

乡亲们喜欢用方言叫陈苏厚为“公囝”――“公”是指他的辈分,“囝”是对家中排行靠后者的昵称.村支书林茂青说：“公囝是我们的‘编外村官’,比我这个村支书管用.”

南宝镇党委书记王儒表示,老省长事事身体力行.2003年冬,县里组织冬修水利会战.当肩扛锄头的陈苏厚出现在工地上时,县委干部惊呆了.面对大家关切的询问,陈苏厚一如平常呵呵笑答：“村主任在广播上喊每家都要出一个人参加会战,我当然要来啦,我也是村民呀.”说完,挽上袖子开始挖土.

“乡下穷,人穷毛病多.光是为建厕所,老省长就费了不少口舌.”王儒说,村民从来就没有用厕所的习惯,内急了,到坡上地头找个地方“方便”,然后让猪来吃了去,所以这里的猪也从来都是放养.一次外边的姑娘来村里相亲,因内急被迫到地里“方便”,可见到主人家还特地拿一根竹竿在旁边赶猪,怎么也“方便”不出来.姑娘恼羞成怒,亲事也就这样告吹了.

“现在好了,家家户户有了厕所,放养的猪也都入栏了,镇里还建起了垃圾站,每天用车到各村巡回收垃圾.”“文明”这个词儿在松梅村、在南宝镇流行起来.

陈苏厚称自己是个有“百姓情结”的人,他写文章呼吁官员要“多一点儿‘百姓情结’,少一点儿‘官本位’思想”.陈苏厚说：“古人讲‘进亦忧,退亦忧’,我现在也是百姓了,‘忧’的仍是‘三农’问题.不在其位也要谋其政,为党分忧,为家乡父老尽力.”

（来源/《西安日报》、《商务周刊》）

刘荣礼：省政法委书记当了庄稼汉

白天,刘老汉头戴草帽,扛着锹铲去地里干活；晚上,他便手摇蒲扇,有时看书,有时摆弄一些仪器,有时就和乡亲们一起唠家常等他还写了一首打油诗：“时人笑我不享贵,六十五岁与田会.逍遥野外无拘束,清风日月随我归.”

2002年底的一个黄昏,时任咸宁市咸安区区长的王玲从外面匆匆归来,正要离开办公室,政府大院值班室的小陈说：“刚才有位老农来找过您,60多岁,黑黑的,脚穿一双解放鞋.”

王玲问道：“有什么事?”小陈回答：“没多说,大概是找您反映情况.我以为他有事,便对他说您下班了,让他下次再来.”

“怎么能这么对待一个山村老农民呢?”王玲批评小陈说,“老人来一次不容易,快去追回来.”

不一会儿,小陈回来了,老人也回来了,王玲一看大吃一惊：“老领导,原来是您啊!”原来,“者”竟是曾任湖北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的刘荣礼.

更叫王玲吃惊的是,刘荣礼不是来视察民情的,也不是来检查工作的,更不是来游山玩水的,他告诉王玲：“我在你这里种地,已有几个月了,今天是来区政府看看,报个到.”

原来,早在几个月前,刘荣礼就在咸安区官埠桥镇安了家,当起了农民,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张公庙村一组（俗称“大屋李”）.2002年七八月间,“大屋李”突然来了一个农民装束的老汉,提出要租用村里的土地.村里依据国家土地租用政策,和他签订了12亩地的10年租用合同.当时村里都不知道老汉的身份,老汉留下的名片上只有简单的几个字：刘荣礼,高级经济师.从此,村里人就叫他“刘老汉”.

刘荣礼在“大屋李”劳作、生活了近半年,65岁的老人李梅耀是刘荣礼最早的房东.李梅耀回忆说：“他刚来时正值三伏,天很热,房里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白天,刘老汉头戴草帽,扛着锹铲去地里干活；晚上,他手摇蒲扇,有时看书,有时摆弄一些仪器,有时和乡亲们一起唠家常.”

还有的村民这样评价刘荣礼：“他真是一个种地的老把式,经常穿着一双解放鞋,肩头搭着一条毛巾,自己翻田倒地,忙的时候才请村里农户帮忙,付工钱.他还从家里带来了一个小煤炉,每天就在房檐下做饭吃.忙,就一天只做一顿饭,晚上吃剩的等”

当得知“刘老汉”的真实身份后,“大屋李”村支书杨光武吃惊不小：“以前只听说官大架子大、派头大、脾气大,谁能想到他竟是一个省部级大官?”

据说,刘荣礼过去的一位老部下有次到“大屋李”去看望他,见他顶着高温在田里劳作,很是诧异,劝他别这么卖力.刘荣礼却笑着说：“我是苦中有乐呀.”他还写了一首打油诗：“时人笑我不享贵,六十五岁与田会.逍遥野外无拘束,清风日月随我归.”

令人奇怪的是,刘荣礼并非农民出身,为何心甘情愿地当农民?在刘荣礼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他的生活方式就是退休后,为百姓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在创造过程中享受新的人生.”

刘荣礼说,在位时,就要做好一个官员应该做好的事；退下来了,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公民和党员,就应该找到自己的生活,不能老留恋过去的权力.

刘荣礼还举例说,美国总统华盛顿任期满后坚决退位,回到农场当了农民.“一国总统都能这样,我们员更应该有这样豁达的胸怀.我已经老了,能为群众做点儿有意义的事的时间并不太多了,所以我很珍惜.”

当记者表示要将他的事迹广泛报道时,刘荣礼却婉言谢绝了记者的好意：“感谢你们和社会各界对我的关心,但我只是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微不足道的.”

（来源/《楚天都市报》、《望》）

【花絮】中国高官三大退休去向

卸任高官的去向一直备受关注,他们多进入人大或政协任职.也有一些官员,退休后选择了离开政坛,是为“退亦有为”等

转战社会

目前,中国大约有1540位省部级退休干部,其中有不少人退休后到各种社会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原部长刘忠德,退休后担任中国演出家协会主席；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2001年退休后,担任了中国医师协会会长；2005年10月,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退休后转到中华教育基金会工作.

高校执教

中国高官的“高校执教情结”可以追溯到历任国家领导人.1957年4月,在莫斯科会见苏联哲学家尤金时说：“我不想当什么主席了,我倒愿意到大学去教书,当个教授.”

1989年,当时还是上海市委书记的说,传统上为退休的高级领导人准备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但他想彻底改变一下,他想成为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尽管可以利用上海市委书记的职务来确保在大学里谋得一个席位,但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成就来取得.

2000年,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前副总理钱其琛受邀兼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2001年,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吴阶平受聘为清华大学医学院首任院长.2001年12月,北京大学成立政府管理学院,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罗豪才出任第一任院长.2003年2月,财政部原副部长金立群接受河南大学聘任,成为客座教授并出任博士生导师.2003年12月,外经贸部原副部长龙永图出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著书立说

李鹏退休后,虽然很少受到外界关注,但生活仍然充实.他曾与前来访问的日本前众院议长绵贯民辅会谈时表示,他“正在写回忆录.卸任后终于有时间做自己的事了”.2003年,《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出版,印证了他的三峡情节.

李瑞环卸任全国政协主席后,不再出现在公众场合.香港一家杂志曾报道过李瑞环退休生活的点滴,说他还是很喜欢看京剧打网球,有时和老朋友聚会.李瑞环还潜心著书《学哲学用哲学》,给人以启迪.

退休后的朱基,深居简出,低调异常,很少于公众场合露面.他退休后的最大原则是不跟任何人谈工作,但喜欢同普通人聊天.他喜欢看书、练书法、拉胡琴,兴致来时,还会与夫人劳安一起“妇唱夫随”地来一段京戏.退休后,朱基有时间创作.2009年9月2日,《朱基答记者问》一书出版,引起关注.

而退休后,没有实现当大学老师的梦想,却以《传》的形式,系统地记录了自己光辉的一生.

（来源/《江南都市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