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文学性

摘 要：随着电影的发展,文学与电影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尤其文学对电影的渗透使电影呈现出一种文学性,具有独特的魅力.本文以张艺谋的小说改编电影为例,来阐述文学对电影的渗透和电影所具有的文学品格.

关 键 词：电影文学张艺谋电影

一、文学对电影的渗透

文学与电影有着很深的渊源,无论从故事题材,还是从讲述方式,文学对电影的影响是极深的,尤其是有声电影发明以后,电影从文学中所汲取的营养可谓丰富多彩.而文学有时也借助电影的传播性和视觉性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读者,而有些本已是经典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后,电影也在历经时间的淘洗后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艺术作品.所以,文学与电影,在影音发展的昌盛时期,二者的关系就更为亲密了.文学对电影的渗透是显而易见的,而电影对文学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世界电影史上,有许多优秀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并介入电影的叙事,如《乱世佳人》《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茶花女》《罗密欧与朱丽叶》《老人与海》《战争与和平》《广岛之恋》等,在中国,“第五代”导演登场后,也改编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如《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活着》《霸王别姬》,等等.而随着网络文学的兴盛,许多网络文学也被电影制作相中,成为电影的新宠,如2013年5月上映的赵薇执导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就是根据网络小说家辛夷吾的同名小说改编拍摄而成,口碑和票房成绩都非常突出.可见,文学对电影的影响和渗透正进一步扩大化和深入化.而且,文学渗透入电影的方式,也从单纯的故事选取而渐入到各手法的营构上,比如意境视听的营造,先声夺人效果的塑造,铺垫照应的调置,等等.另外,提到故事的选取,电影从文学中获取的题材也愈见丰富,比如神话传奇、穿越玄幻、都市爱情、武侠世界、乡土民俗等等都在不断充盈着电影屏幕.但是在具体的改编过程中,电影也因其自身的独特性以及导演本身的素养而使最后的电影艺术有着与文学不同的审美意味.笔者不打算全面阐述,仅以张艺谋的部分改编电影为例,来阐述电影对文学的改编及其电影的文学品格.

二、电影的文学改编

文学走进电影,电影改编文学,成为文学与电影结缘的一种方式.这里,笔者以张艺谋的几部电影作为切入点,来看一下文学对电影的影响和电影对文学的改编.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分别改编自莫言的《红高粱》、苏童《妻妾成群》、余华的《活着》.

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是以抗日为主线,并在其中穿插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但张艺谋并没有遵循小说的这一思路,在改编成电影时,他将重心放在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上,而抗日的宏大主题变成了电影故事发生发展的背景.张艺谋说：“我等不太想把它弄得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意识、人类意识等一个宗旨是把它拍好看了等传达出莫言小说那种感性生命的骚动.”以这样的思路和想法,张艺谋在电影开头便让“我奶奶”直接登场来展开故事：上轿出嫁,然后便是被奉为经典的“颠轿”的片段,这样,电影的中心便被确定下来,而人物与环境也同样发生了变化,与小说相比,人物的数量相对少了,性格也有所简化,“我爷爷”由小说中的“土匪”变成了电影中的“轿夫”,高粱变成了无人种也无人收的野高粱,其主要意义就是提供“我爷爷”和“我奶奶”“野合”故事发生的地点.而有关抗日,小说开篇便说到“我爷爷”伏击日军,但在电影中,却变成了是“我奶奶”发出的号令,“我爷爷”的匪气只体现在了抢“我奶奶”上.“我奶奶”的形象在小说中有着风流放荡的一面,电影将这一人物特点剔掉,只保留了她敢爱敢恨的一面.这样的改编,一方面限于电影的时长,另一面也体现了张艺谋本人的电影理念,拍出“感性生命的骚动”.

《大红灯笼高高挂》,在背景上,小说中是阴柔的江南宅院,而电影改编为北方的高墙深院,一方面是制造灰暗压抑、封闭窒息、阴森恐怖的视觉效果,另一方面则将高墙大院与封建、腐朽、悲剧等联系在一起,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这是张艺谋有意对“造型”的选择和突出.在造型上,张艺谋对于视听方面的元素的发挥和创造是比故事改编更为费心和突出的,尤其是对红灯的渲染.苏童笔下的红灯仅仅是在陈佐千五十大寿时提及,而张艺谋却在电影中呈现了各种有关红灯的仪式场景,比如“挂灯”,哪个妻妾门前有了“挂灯”的权利,她就能获得主子的宠幸.而“灭灯”“封灯”则象征了受到冷落,不得主人宠幸的残酷.所以,围绕着红灯的“挂”“点”与“灭”“封”,妻妾在高院中的地位便一目了然.于是,“红灯笼”成了电影中非常抢眼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电影名也不遵原著,改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可以说,红灯笼对于电影中关系的病态呈现,尤其是女性心理的烘托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活着》讲述的是死亡故事,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了福贵老人所经历的人生故事,在福贵几十年的人生中,其家中八口人除了他全部死了.父亲被他气死,母亲重病不治而亡,儿子抽血被抽死,妻子瘫痪而病死,女儿难产而死,女婿被水泥压死,外甥吃豆子胀死,福贵目睹了一个个亲人的离去,成为了死亡的见证人.而张艺谋的电影《活着》仍然延续了余华的死亡叙事,但对原著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改编.首先是人物命运的改编,小说中的死亡故事非常彻底,八口人死了七口,电影中福贵的妻子、女婿、外甥都没有死,这也是张艺谋对生死哲学的电影式处理,表现了对“活着”的美好前景的展现,活着才有希望,活着才能创造希望.这与余华对于活着的态度是不同的,余华的叙述充满了活着对死亡的达观,张艺谋的电影则充满了活着对活着的展望.其次,电影中夹杂了民俗内容――皮影戏,这与福贵在电影中的职业紧密相连,这也是张艺谋通过民俗来展现中国民族特色的一个理想.皮影戏之“戏”是检测戏,却象征了真的人生,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中暗喻了现实的人生故事.

另外,电影还强化了历史背景,使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紧密相连.电影中分别呈现了如下年代：四十年代的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公社时期,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时期,等等,张艺谋将人物放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上,人物的命运也便与时代紧密相连.这样的处理,使电影更有了一种历史感.三、电影的文学品格

从默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电影对文学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可以说,电影文学剧本是影片的基础,也是电影繁荣的首要条件,不管电影的技术手段怎样发展,怎样现代化,电影剧本的文学性都是电影获得艺术魅力和长久价值的保障.张艺谋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改编电影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电影性和文学性的统一,正如上文提到的几部,具有相当的文学品格.首先,文学作品中有许多艺术手法,比如刻画人物内心活动、塑造人物性格、环境渲染、故事叙述等,都是值得电影艺术借鉴和运用的.其次,文学的人文关怀,文学对人类生存、发展、生死的关注,为电影的改编提供了可以不断发掘和深入的情怀支持和价值支撑,所以,由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艺术也极大可能地与文学作品一样,获得恒久的艺术魅力.

以电影《红高粱》为例,张艺谋的很多手法都具有非常强烈的文学性,比如电影中对色彩的铺排,“红”色是电影中十分抢眼的色调,这种色调既与电影名“红高粱”相对应,又蕴含了深刻的意义.“红”是鲜血的颜色,代表了人的生命、生命力、生命意识的觉醒等,而“红”又具有热情、热烈、冲动的情感指向,同时也可以指向轰轰烈烈的爱情,这一切指向都与电影中的主要人物息息相关.“红”展示了“我爷爷”“我奶奶”生命意识的觉醒,也代表了他们奔放的性格特征和顽强的生命力,如红色般艳丽而明媚.所以,红色,不仅是在渲染视觉效果,更是在隐喻剧中人的生命力.这一手法正是张艺谋感知文学手法后的视觉艺术化应用.这种手法还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被再次运用,只不过文化指向发生了变化.电影中,红色也与电影名称相对应,但红灯笼则成了大宅院中女性地位和命运的象征,红灯高挂,女性就会受宠,从而在家中地位也会高些,红灯熄灭,则意味着失宠,地位降低.张艺谋以红灯笼暗示了女性的地位和她们的不自主、不自由.这样的文学性手法使电影思想内涵的呈现更上了一层楼.

另外,在人文性上,电影《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都是具有很高的价值的.《红高粱》中对个体生命意识的高扬、对个体生命力的彰显,都是极尽其力.《大红灯笼高高挂》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封建男权的批判,对关系的反思,都使电影上升了一个高度.而《活着》则是关注生与死的人生难题,通过对小说生死的改编,张艺谋以艺术的手法向人们呈现了他所理解的生命命题：尽管死亡有时是无常而不可控的,但只要活着,人生就有希望,只要活着,人生便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