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先生在吉大

摘 要：作为京派代表作家,“废名”这个名字被许多人所熟知.实际上,来到东北这片土地上,几乎没有人用看待作家的眼光来看待他,人们更多地用“冯文炳”来称呼这个学者,就连他在吉林大学写出的著作《跟青年谈鲁迅》的署名也是冯文炳而非废名.废名来到吉大后,学术思想、政治态度、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关 键 词：学术思想；政治态度；生活方式

废名在二十世纪的文坛上,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和学者,他的文学创作的探索性、前卫意识和个性化色彩,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作家.他的作品着重意境、意象的创造及融合,深入灵魂.但因他作品远离文学主潮,语言晦涩、文体奇特而遭到误解.废名的思想和作品难懂,是因为他这个人难懂.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大调整,冯文炳也就是废名,与另外三人：杨振声、刘禹昌、赵西陆,被调往当时的东北人民大学任教.来东北这片荒凉的地方,对于他们说,无异于有意的边缘化和投闲置散.很显然,废名的这种待遇,与他和周作人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废名生前身后未免太过寂寞,他本是有才之人,不该淹没在文学历史的尘埃之中.

在东北人民大学期间,他不仅担任系主任职务,并且在科研教学方面都很努力.杜诗研究、鲁迅研究、新民歌研究,都是在这期间进行的.还开了《杜诗》、《鲁迅研究》、《新民歌》、《美学》和《诗歌的语言》专题课,他超凡的见解,探索的精神以及独特的文学体验,对吉大中文系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他开设的课程都没有教到头就潦草结束了

废名先生前期的创作与主流的“左联”不是同一路,作品脱离政治,没有反应现实的疾苦和人生底蕴,再加上他信佛,因此被认为他是落后的、不进步的,需要进行思想改造.所以尽管先生怀着极大的热情想要投入中文系的建设,但是在开始的几年,受“左”的思想的影响,他没有被安排教课,而是帮助青年教师备课.他在吉大期间,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他的视网膜脱落,视力极差,给工作和学习生活带来很大不便.但是他仍然坚持读书,每天看《人民日报》认真进行思想改造,拥护党的领导.废名先生把他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之情,都化作了勤奋从事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动力.

废名先生在此期间,不仅认识了过去的自己,进行自我反省,也对鲁迅先生有了新的看法,一改解放前不恭敬的态度.他说鲁迅先生是空前的思想家、革命家,是太阳,鲁迅是月亮,有了太阳的照射,月亮才更有光辉.这话不无毛病,比喻却很生动.他感到由于时代的不同,青年人对鲁迅接受起来有困难,他感到有责任帮助青年认识鲁迅,因此他以马克思主义、思想重新学习、研究鲁迅,写出《跟青年谈鲁迅》,讲授《鲁迅研究》.他有许多独特的观点,比如历来学界对阿Q形象有争议,而废名认为阿Q是一个小市民,他对于学术态度认真,坚持自己的观点.对于研究鲁迅的冯雪峰,他是不认同的,他说冯雪峰不懂鲁迅,但是他不善言辞,又说不出所以然来,他自己说不出,文章却写得俏皮.他的学生兼同事刘中树先生搬出当时苏联的文学典型论对先生的阿Q论提出不同的看法,匡亚明校长听说后认为师生之间有不同学术见解有利于活跃学术讨论空气,让他们各自写文章,由学报发表,以推动学校的学术研究活动.先生在文章中与刚毕业的刘中树耐心地进行学术讨论.

他给学生讲鲁迅的时候,总是一句一句地念作品,有些地方稍作解释,关键的地方他加重语气,并且说,这写的多好啊,只有鲁迅才写得出,别的作家行吗?每到这种时候,他都会观察学生的反应,如果学生表情木然,他就会很失望,说你们缺乏艺术感受力.学生们每遇到这种情况就大点其头,表示领悟.这时候他就会眉飞色舞,对鲁迅的精到描写说几句“这是好极了!”究竟怎样好,他并不多说,他的授课方式应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句话.废名先生教学,注重艺术感悟力,不重理论分析.学生们常把读过的评论鲁迅的文章中的观点拿来向先生请教,先生却认为这些观点脱离鲁迅作品的实际.并告诫学生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拿出自己的心得,而不是人云亦云.他的治学态度严谨,并且从文本出发去研读文学作品,这一点在当时非常难得.

废名先生口讷,所以大多数时候他都不说话,也从不寒暄.但是在学术这一方面,他总是据理力争,他在《人民日报》上评论杜甫的文章中说,杜甫笔下的“吏”,也就是“兵”,是工农兵的“兵”,这一观点引起了中文系教研室的批评,其他的老师都不认同他：杜甫笔下的兵是封建社会强迫去战争的,而工农兵是新社会的人民自觉参加战斗的,两者怎么可能相提并论呢?但是废名先生是站在作家的立场上去看待这两者的关系,他通过深入了解杜甫的心态得出了这一结论,并不是无凭无据,尽管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同,但他从不人云亦云,而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先生很想对美学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对当时风行的美学理论很不满意,朱光潜先生是废名先生的好友,朱先生来系里讲学,先生热情接待却对某些美学理论有不同看法,他通过总结新民歌的艺术特点,阐述自己的美学见解.虽然未成体系,却有真知灼见.

先生对文学与语言有新的看法.《语言学课程整改笔谈》中说：“其实古书并不是神秘的,就文学遗产说,如果是好的东西,又被我们接受的价值,它不一定难懂,在于老师教给学生以语法和词汇的知识,让他们熟练地认识到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建议开下列选修课程：文学语言史,历代作家语言与民间语言的比较,从语言角度比较秦文、六朝文、唐宋古文、明清小品文、诗赋词曲的语言、新诗的语言,著作的语言,鲁迅的语言,五四以来小说和散文的语言,新民歌的语言.”中文系一向忽视语言重视文学,语言是文学的外在形式,一直以来大家只关注了思想和意义,轻视了美学风格.脱离语言的文学,是空疏寡味的.他的建议是非常超前的,今天的中文系把语言和文学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他比其他人更加清楚的认识到文学语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可惜在当时并没有实行下去.

先生十分谦虚并且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五六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现代文学作家的选集,计划出版先生的小说选集,先生先是拒绝,经一再邀请后,他自己选了几篇出了很薄的一册.先生说重读早年的作品,深感惭愧,自己写的东西太脱离现实了,不过倒是尝试着把古典诗歌的艺术特点带进小说.先生这时正搜集大跃进民歌.对新民歌他十分欣赏,他的学生到他家去,他会念上一首,并发出会心的微笑,赞道：真是太好了,绝不是文人能写得出的.废名先生不善于与人交流,外冷内热,讷于言而敏于行,因此被认为不善于融入群众,在他做系主任期间,因为不会做行政工作,一有人敲门他就心惊肉跳,因为来人请教工作事宜了,而他却不懂怎么处理.他更善于专注于学术,而不善于行政工作.他教导学生要多读书,多积累资料.但在当时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人文科学为政治怎么写作,急功近利非常常见,先生为此很着急.在当时,文学是一个危险的行业,人人如临深渊.他很喜欢的一个年轻教师被打成“”,在批判大会上,先生发言时竟泣不成声,为青年感到惋惜.后来在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大会上,矛头指向先生,他庄严地说：“如果这种批判能使青年经风雨,迅速成长的话,那么我愿意做他们的靶子,受到伤害绝不顾惜.”就是这种献身的精神,让他的形象变得高大而又悲壮.而在之后一九六三年,作为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废名先生被他的教研室同事刘柏青写了一篇文章进行批判,这篇文章是《对<谈艺术形式>一文的意见》,在思想斗争复杂的年代,刘柏青先生也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而废名先生也没有对他的学生进行指责.他爱护青年,不惜牺牲自己.

就是这样一个朴质耿直的学者,在那个年代遭受了许多的不公正的待遇,他在眼疾严重的情况下完成的《跟青年谈鲁迅》在交给学校教务处后,竟然被弃之如蔽履,长期得不到回应.直到一次学校开会,先生不经意拉开办公桌的抽屉,竟然发现他排除万难、费尽心力而成的书稿竟然整整齐齐堆放着,落了一层灰.先生失望极了,并且非常气愤,拿回去后寄给了胡乔木同志.很快收到回信,回信说这部书对帮助青年认识鲁迅、学习鲁迅是很有好处的.后来乔木同志把书转给青年出版社,不到半年,书就出版了.

废名先生于1967年9月4日去世,那段时间是长春造反派武斗最激烈的时候,先生从病危到去世,校方始终无人问津,就是先生的同事学生都不知道他去世的事情,他的儿子冯思纯只好借了一辆平板车,把先生的遗体推到长春东郊火葬场火化.

废名先生在新中国,真诚的信任中国,追求进步,追求真理,他的政治态度和文艺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的耿直、朴质、光明磊落、特立独行的人格始终没有变过,废名先生是一位把满腔的热情献身于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