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辩二题2016年第9期

大块文章何至于此

“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在《北京文学》上一发表,就引起了极好的反响.

而此文是《人民文学》的退稿,而且决定退此稿的是该杂志最优秀最有影响的老编辑.呜呼,识文亦难也.在回忆各种文坛佳话趣话的时候,人们会讲许多自己在发现新人,扶植佳作方面的故事,谁不愿意大讲过五关斩六将?谁又愿意毫无惧色地说说走麦城的经历?知耻近乎勇,中国人这点认识是何等的宝贵!”

“正是杂志社最有名的编辑退掉了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我只见过他介绍自己的经验,从来没有见过他有勇气谈谈这件事.”

――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第34-35页、第174页

我是在2007年12月24日“平安夜”才读到这段话的,读后不禁毛骨悚然.上帝保佑,幸亏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那一篇小说稿,不是我决定退掉的.否则,在王蒙心目中,我便成了“卑怯”的不“知耻”者,乃是“无耻之徒”,缺乏“中国人”何等宝贵的“认识”,简直可以说就不是个“中国人”了.而实际上,我这样想,愚不可及.王蒙在他这第二部自传里,通过三个所指明确的“最”字,标示他所不齿之徒,在审读名家名作时犯了大错误,不仅从来不认错,而且时常自吹自擂,如此这般,已经把我打成为编辑队伍之中“恬不知耻”的“败类”.

1978年春,张洁到《人民文学》编辑部来找我,说是老作家骆宾基介绍她来投稿的.当时,我正接手以杂志社名义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建国三十年短篇小说选》,被调离北京地区责任编辑岗位.因而,我虽收下张洁稿件,却没有看就转交给了有关同事.该同事未选中,决定退这篇稿.或许,因为是我收下的,退稿便也经过我手?以致发生误会,是我决定退的.若是我经手,只要问一问,就会说清楚.我曾以为张洁或许误会,后见张洁在《我的第一本书》里回忆第二次投稿,《北京文学》接待她的,“也是一位女编辑”,我便松了心,没有再过问.

《森林里来的孩子》不是我决定退的,《人民文学》同事和编辑界中朋友,都知道这件事.所以,《大块文章》面世不久,他们便不约而同地打给我,通报说是王蒙误会了我.“点我的名了吗?”“分明指的就是你.”“是我也无所谓,当编辑总难免退错稿.”对方言有未尽,嗫嚅半晌才说：“你还是看一看王蒙那本书吧!”我仍未能敏锐感知有何“问题”,还曾嘱托那位同事,见到王蒙帮我说明,希望他再版时能予更正.直到最近又有刊物邀请几位同仁回忆编辑生涯,这才觉得是一个机会,可以借此讲清实际情况.于是专诚写回《大块文章》,连夜捧读.

读过上述文字,惊诧莫名,此前从未想到“问题”如此严重.退掉了第一次投稿者的第一篇作品,竟成为了一个“走麦城”的“可耻”之事；此后未曾就此有所检讨,竟被认为是“恬不知耻”.难怪给我通信息者没有把后面的话念给我听,想来他们对那说法也有看法,不愿承担气死活人不偿命的名声.二十多年了,王蒙就这样子一直误会着我.回想当年,对这“事件”,他若是有“看法”,可以随时打探,不难了解明白.孰料而今竟把误会当作事实,写进他本该实事求是的自传里.名家的自传,类同于历史,我若再不主动“对号”,恐怕将会万劫不复.

其实,审美总是相对而言,谁都难免看走了眼,责任编辑读新作者首次来稿,未必都能万无一失.况且,若初审者坚持己见,未尝不可,谈何检讨?所以,即便张洁稿就算作是我退的,我也不会以为犯了天大的错误.然而,把不是我的事情说成是我的事情,却实在是一个原则性错误.如果仅止于此,更正也就罢了.《大块文章》对我歪曲,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王蒙借题大做文章,讥讽我这编辑“大讲过五关斩六将”,却不愿“说说走麦城的经历”,进而把工作的失误演绎成为品德的缺失：“没有勇气谈这件事情”,失去了中国人所宝贵的“知耻近乎勇”.

在作家、作品出世过程中,编辑是不可或缺、举足轻重的一环.而这种工作,总是由集体在“后台”进行的.王蒙也曾说过：“多少人经他们的手立起来了,‘打响了’,然而他们不声不响,默默做着‘人梯’的工作.想到这里,我眼里、心里都发热.”这话令我很为感动,却怎么彼一时此一时,对编辑应邀讲述自己工作情形,又不以为然了?这类主要是为作家、作品出世作证的文章,别人写我的,或有失实处,我自己写的,以信件等为证,我不曾把“无”说成“有”的.

只因未“自我批判”,就给我“无中生有”,并由此一再“上纲上线”到品德的层面上来口诛笔伐,这使得我深感惊惧,想起整人年代搞大批判时的“逻辑”.我对王蒙一向是敬重并感激的,从我到《人民文学》时算起,相知也已五十多年.他曾为我写或编的书作序,他任《人民文学》主编,我与他曾协同共事,他有充分时间充足条件与我沟通对我帮助.我在《人民文学》当了一辈子编辑,肯定犯过各种大小错误,作为我的“文友”和上级,王蒙也该与人为善对我劝谕,却不知为什么不顾事实真相,《大块文章》在品德上对我做“大块文章”,何至于此?

这样表白太有才了

“我极力希望《人民文学》能够兼收并蓄、天地宽阔.我努力组织了刘心武、理由的纪实作品《五一九长镜头》、《王府井万花筒》、《倾斜的球场》等刘索拉的小说是别的编辑骨干已经建议退稿,我下令发出的.”

――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第170-171页

王蒙1983年8月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出任《人民文学》主编,上述那段话是他回忆主编时期的自我表白.诚然,在我所经历的八位主编当中,他是最有作为的.五六十年代的主编基本挂名,具体业务由副主编管.王蒙上任,从方针大计到版面安排,一抓到底.刊物面貌从而焕然一新,推出一批别出心裁的佳作.刘索拉的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就属于这一类新人耳目的篇章.

而王蒙对这篇小说的表白,“别的编辑骨干已经建议退稿”,若非他“下令”,就不可能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刊出,令我别有一番滋味.所谓“别的编辑骨干”何许人也,这让我又不得不主动来“对号”了.“编辑骨干”,是对工作人员业务能力的泛称；“别的”二字,则又专指某一个人.这个人,如果不是也具有终审资格的副主编,无须劳动主编大驾“下令”.――然而,我并没有“建议退稿”.

王蒙上任前,曾经邀请与他品位相应的作家来担任副主编,一时未能如愿.一年多后,不知是作家协会哪位领导打破惯例,任命包括我在内的三个职业编辑为副主编.副主编的职责有二,一是按照作品的体裁,分头决定不同稿件的取舍,二是体现主编的意图,轮流当班主持版面的安排.对于主编直接抓的稿件,知名大家的稿件,或者把握不定、决策不下的稿件,则要请示主编终审定夺.

关于刘索拉及其第一篇小说《你别无选择》的情况,我事先毫无了解.是责任编辑,得知刘索拉要把《你别无选择》给《上海文学》,“费了很大劲才挖过来”.责任编辑对这位作者和这篇作品极为赞赏,指出“这是正在冒出来的新作者”；认为这篇作品“如能扶植发表,可能其振动力不亚于当时的《棋王》.所以,最好能考虑压缩留用.其中一些细微处,包括对现代派音乐的评介,须斟酌”.

那时候,1984年12月,我刚被提升为副主编,刚接手对复审提上来的稿件进行终审.而在认真阅读和思索过后,我签署的意见,不似责任编辑那样热情.我也肯定“作者确有一定生活与文采,可望近期能够出得来”.但“也许因为我对音乐以及黑色幽默都不甚懂得,所以感受不足那股振动力.只觉得特色是有的,却被拖沓和造作冲淡了许多.这样的内容,如字数凝缩,分量或会反而重些”.

我之所以不似责任编辑那样热情,是因和他一样,也把《你别无选择》跟《棋王》（阿城的处女作,刊于《上海文学》1984年第七期）做了比较,而只在这两篇之间相比较,我觉得《你别无选择》略逊色些.《棋王》出世,引起巨大反响,我也极为赞赏.《棋王》只有两万八千多字,是被上海文艺出版社作为短篇小说佳作收入年度选集的,后在全国优秀文学作品评奖之时,才被认定为中篇小说.

不仅当年,而且至今,我仍认为《棋王》能得长久流传,乃是改革开放以来为数有限的经典篇章.《你别无选择》固然有特色,但我觉得它的社会生活面和内涵,相对说来显窄了一些,所用篇幅近五万字,相对而言又多了一些.因此,我“怀疑我们用五万字的篇幅发这样一个中篇是否发值得”,又“不知作者肯不肯大加压缩”,要不要请作者压缩而后发出,我把握不定,所以呈请主编裁决.

当时,如果不加压缩就照发此稿,我是有所犹疑的,但我并没有“建议退稿”.王蒙针对我的犹疑签署了明确意见.他认为“这篇小说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正是我刊所需要的‘横空出世’的,能打破一点现有的老大平衡局面的作品.等可发,而且要发得显著一点.”我经他点拨,有了新感觉,便按他意见办.作为上下级,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一点儿也没有因他“下令”我才去执行的感觉.

王蒙所签具体意见：“大发神经的描写,类似‘神经病’的描写不要重复出现”、“‘驴唇不对马嘴’法的‘荒诞’对话,文字游戏式的、令人无可奈何的对话至多出现一次就够了,反复搞就成了耍贫嘴”、“深奥无标点长句可以出现一次半,不要两次以上”等,我都很以为然.发稿工作由责任编辑承担,他原就认为该稿需要压缩.经他手把字数压缩到四万多,而后在刊物头条地位上隆重推出.

王蒙当时在上海,他的意见没写在正式稿签而是写在静安宾馆的信纸上,我才得以作为学习材料和纪念品保存至今.不料,二十三年过后,王蒙在其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里,把这一篇稿件的编发过程,压缩成为一句话：“刘索拉的小说是别的编辑骨干已经建议退稿,我下令发出的.”以他的“下令”,折射他凭印象演绎的“建议退稿”,显示其地位与作用.这样子的表白,真个是太有才了.

2007年12月25日于北京和平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