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文学艺术高端坛暨枣庄笔会综述

由枣庄市政协、枣庄学院、《台港文学选刊》杂志社主办、《北京文学》、《十月》杂志社联办的海峡两岸文学艺术高端论坛,于9月23日至27日在山东省枣庄市举行.出席论坛的海峡两岸作家、诗人、学者就共同关注的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一、中国文学的分流与合流

枣庄市政协主席杜学平在开幕词中指出：两岸文学,同根同源.1949年之后,两岸作家在不同的发展空间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学传统,不忘文学本体,坚守纯文学阵地,创作出一批能够穿越政治语境的艺术作品,延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两岸文学的具体发展历程和各自彰显的风格,值得相互观摩借鉴.台湾著名文化学者龚鹏程梳理了台湾现代诗的美学问题,他认为,兴起于五十年代的台湾现代诗歌,乃延续三十年代在中国与日本之现代主义风潮而生.它不是为选避现实与历史,故转而去学习西方；正是因为要正视文学传统及现代社会.所以才要发展现代主义.译介移植到台湾的现代主义,亦自有其挪用的策略目的,因此它不是虚幻的呓语,是具现实意义的运动.不只要谈写什么,更要强调怎么去写.当时现代诗取法现代主义者,主要不在哲学思想、意识内容,而在美学方面.现代诗家因重视芙学问题.而重新接合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意识、表达方法.以及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世界观,本意是引进西方,寻找纯粹经验,反而接上传统和回归传统.台湾《创世纪》总编辑张默先生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岸文学中断了联系,诗坛一度出现无根、自我放逐的状态.主张“诗是意象的涌动,是语言的变貌,是感觉的投射,是技巧的大成,是个人内在独特、缤纷、悲壮的演出”,表面上看来是西方现代派的东西,实际上,这与中国传统诗学是相通的.

大学图书馆馆长李瑞腾以《鲁籍作家在台之文采风流》为题,梳理了山东籍作家的文学成就,他认为,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巨变中,由大陆赴台的山东人非常多,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及其下一代对台湾贡献良多.在文坛,知名鲁籍作家大绠胜有六七十住,不能不让人赞叹齐鲁文风远播台湾的胜况.小说之朱西宁、郭良蕙、马森、丛,现代新诗之管管,散文之王鼎钧,戏剧之赵琦彬、张永祥,都将有杰作流传下去.《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编辑部主任关圣力谈了该刊把王鼎钧的《红头绳儿》选入文本典藏栏目,章德宁社长联系陈建功点评.由此引出两位名家交往的一段文缘.他认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文化之根,共同的文学内涵.两岸文学交流的真正意义在于使两岸作家携手,共同壮阔中国文学之河.

二、抗日战争与两岸文学

台湾作家司马中原谈到抗日战争与文学的关系,澎湃.他认为,中国人民对日本的奋起抗战,惊天动地,可歌可泣.因为时局变化,使得以前由士大夫写文章的传统,变成不分男女老幼三百六十行都写文章,成为当时壮丽的时代文化景观.但是,对这场战争的文学书写,还远远不够,希望令后出现更加璀璨的篇章.台湾散文家张晓风说,美国南北战争,有一部《飘》,我们的抗日战争还没有这样远播世界的类似作品.犹太人不忘历史,用各种形式记录纳粹的屠杀,而我们缺少全面的记录.没有记下来活生生的形象.青年评论家蒋泥认为,我们没有写出优秀的抗战文学,有多种原因：行伍出身的人受教育少,文学底子薄,科班出身的人,缺乏经历,他们所写的多半是故事,不具深厚的人性.再一个原因是历史脉络混乱,资料不对外公开.现在要做的,是还原历史面貌.只有这样,才有作品的真实和人性的真实.《台港文学选刊》主编杨际岚说,纪念和记录抗日战争,既需要文学作品的形式,也需要图片、实物等直观的形式.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里陈列和介绍的内容,既尊重历史,彰显抗战将领的业绩,又没有忽略战争中的小人物,整体准确把握,细部感人至深.枣庄学院副教授杨传珍认为,用文学表现抗战,不是没有力作.王鼎钧先生的三部回忆录,就是摄取战争灵魂的大品.王鼎钧由以往表现战争场面到表现战争灵魂；由渲染战争残酷到启示人们走出战争阴影,在心灵的废墟上重建价值体系；由表现指挥者赢得战争胜利的智慧到表字塔下的小人物在战争中保持做人尊严的智慧.战争文学的这一精神转向,预示了作家重新诠释战争的新纪元.会上,台湾诗人、学者、曾经随父母居住于南越的尹玲以其在六十年代越战时期的亲身经历,描述了特殊、真切的战争经验与心灵创伤,从一个侧面,让与会者感受到战争的灾难及与人性的抵牾.

三、儒家文化价值对当下写作的意义

来自两岸的作家、学者对汉语面临的危机深表忧虑.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小说家邓友梅说,当下的化写作,为吸引眼球而抛弃了汉语之美.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往往蕴含在其语言之美当中,是不能抛弃的.岳建一认为,历史上有两个孔子、两个儒学：的孔子和儒学为皇权所用,取舍皆为权力争斗、为牧民和为统治怎么写作的.真正的孔子和儒学以民间精英为代表,由民间知识分子一代代传承下来.孔子、孟子、墨子都是民间精英,如孟子的浩然正气、大丈夫精神等,使一代代知识分子受到滋养.一百多年来,中国人饱受离乱之苦,这风云起落的变幻涤荡.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这本应诞生伟大的作品,可是反思灾难的传世之作却没有出现.我们对此不应该回避.司马中原认为,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的传承,知识分子都是以天道捍卫精神家园,而非“以道附势”.道统文化是长在中国人心中的根干,在民族最艰难的时候,我们会呼唤民族气节,会想起那些流芳千古的圣贤.“天道”太广大,也许我们无从说起,但是我们可以从圣贤身上看到天道的缩影.修己内省,用美丽的汉语传承儒家精神是我们的责任.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指出,语言是文学的根基,对母语尊严的遗忘在当下社会表现得尤为严重,汉语营造的精神家园正被国人抛弃.在语言工具化盛行的今天,行业套话不仅充斥着大众生活,而且影响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所以,我们对汉语危机要保持高度警觉.贺绍俊同时指出,在弘扬儒家文化价值的时候,要警惕独尊儒术的重演.儒家是讲究大一统的,大一统精神容易被改造后利用.使“以道看世”的“卫道之儒”成为“以道附势”的“玩道之儒”.清华大学教授、小说家格非从小说创作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尽管小说始终处在儒家文化传统的边缘并由此产生诸多问题,但儒学对各类经典的诠释则往往成为中国小说叙事方法的重要来源.台湾诗人辛郁认为,人生是一面挂在蒸气室里的镜子.永远擦拭不净,肩负修齐治平重任的诗人负有使这面镜子清净的责任.台湾诗人管管结合自己的创作,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台湾《乾坤》诗刊社长龚华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命脉.凡是忽略文化价值而不重视固有文化发展的国家,纵然物质建设进步,但终究只是一种表相,如果人民缺乏精神生活的内涵,其社会便可能乱象丛生.大陆虽经历了浩劫,但是文化遗产丰厚,民族精神坚韧,经得住考验.儒家文化在潮来潮去中,始终如泰山般屹立不移,其价值,不但永远值得肯定,更应奉为中国文学创作的主脉.

四、纯文学的地位与出路

与会学人在充分肯定两岸文学创作成就的同时,对当下的文学生态深表忧虑.台湾诗人、评论家隐地先生回忆了他由一个文学青年到经营尔雅出版社的历程,对纯文学沦为小众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说,媒体发达,文学可能被掩盖,作家和纯文学出版已经将失去往日的辉煌.可是,一个把文学视为宗教的人,会继续坚守.当年,王鼎钧的《开放的人生》发行40万,现在的作品,我只能给他印2000本,可是王先生仍然在写,而且越写越好.文人是弱势,在资本控制消费的工商社会,文人继续坚守,文化才能够发展,文学史才得以累积.我的态度是,在市场不利于纯文学的时候,坚守寂寞,守望人类精神高地,与其在山谷哭泣,不如在山顶歌唱.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作家摩罗先生探讨了作为纯文学主流文体的现代小说的困境.他认为,中国现代小说,自诞生之日就严重脱离民间社会．脱离社会底层人群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果说精英群体生活在人类社会的平面世界中,底层群体则是生活在一个由天堂、人间、地狱构成的立体世界之中.底层人群精神空间的丰富性是精英群体的文化想象力不可抵达的.由中国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共同建构的现代小说．从西方现代小说中移植的是一株既不带泥土和枝叶、也不带生命和灵魂的朽木,被遗弃的命运不可逆转,要求它走入民间社会寻找更广泛的受众,也不切实际.当下,现代小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干脆更加精英化,走小众化之路.通过对自身精神品位的提升,成为精英们进行精神文化探索的前沿文体.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诗评家吴思敬对当下诗坛进行了梳理,他认为,进入新世纪后,新诗创作方向发生了重要调整,许多诗人把眼光投射到弱者身上,表现了诗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面向底层的写作不仅牵涉到诗人的写作倾向,而且关系到诗歌的内在质素.历史不是滋生幸福的土壤.诗是哭泣的情歌.大凡留传后世的伟大诗篇,都不是为统治者歌舞升平、为豪门描绘盛宴之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评论家楼肇明重点谈了散文创作问题,他说,散文作家应该是思想者、学者和诗人三重身份集于一身,以自身的生存体验去感悟存在,做生命的诠释者和存在的放牧者.达成与社会转型、民族文化人格、审美性格转型的步调一致,与五四时期民族文化巨人的传统相衔接,与20世纪已经发展的世界人文科学最优秀的成果和世界文学艺术已经大大推进了的地平线相接轨.《十月》杂志主编助理、小说家赵兰振说：好的小说必须是真实的.一是讲述的现场真实性,二是事件的真实性.两种真实加强了小说的真实度,使小说成为“真实的谎言”.小说是作者对世界发言,是作者眼中的世界,带有明显的个性标记.一个优秀的作家写到了一定程度,会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和语言体系,这两者最能突出作家的个性,是个性化的标识.小说的好坏是有标准的,是不是好小说,应将其放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里进行比较.《莽原》杂志副主编、小说家李洱认为：传统小说的基本思路,是通过讲述一种“个人经验”,来概括对历史的认识,来实现对人的教化.现在,出现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部分地偏离既有传统,企求激活并重建小说与现实和历史的联系.它出现的背景,首先是因为小说家对已有的历史观念产生了怀疑,对“说书传统”在当代复杂的语境中的作用产生了怀疑.小说家在寻求对话,寻求这个世界赖以存在的各个要素之间对话.我的想法是,应该有一种小说,能够重建小说与现实的联系,在小说的内部,充满各种对话关系.它是对个人经验的质疑,也是对个人经验的颂赞.《文艺报》编辑部主任、评论家石一宁认为,对文学作品的解读,要回到文本,不要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歪曲作者的原意,用先入为主的方式为作品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台港文学选刊》副主编、诗人宋瑜认为,长久以来,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造成的价值虚检测性导致理想的失落与价值改变,传统人文品格显示出后继乏人的情形；商品大潮激发了人的物质,曾经饱受物质贫困和精神创伤的心灵荒野迅速向金钱倾斜.对于人文知识分子而言,或许聊备自由意志与人文道统,但灵魂依然居无定所.深陷世俗而举步维艰.灵与肉,神与人,生存与超越,此岸与彼岸,由此引发观念上的现代与传统、果决与迟疑,道义上的神圣与无奈、庄严与卑微,情绪上的痛苦与自适、幻灭与憧憬,都仍然构成对立的两极而无限延伸.那种贯通天人、契接幽明,修己体认、生生和谐,涵括经验与超验的人文精神对于当今时代,不仅能够用于知识分子的心灵建设,也无疑能够用于开拓一片文学的天地.台湾现代画家李锡奇叙述了台湾现代美术运动及个人创作道路与文学运动的关系,并对近年来两岸文艺界平等、深入的交流表示欣慰.枣庄学院副院长胡小林在闭幕词中指出,本次论坛,两岸同仁立足文学本体,超越意识形态和眼前功利,围绕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基本问题.展示各自的耕耘姿态和解读对方作品的策略.扩大了视野,提升了境界.使我们的交流从雾里看花过渡到“相看两不厌”,实现了亲密接触.为两岸文学的合流作了资源上的铺垫.

台湾作家司马中原、张默、张晓风、隐地、管管、辛郁、碧果、丁文智、龚鹏程、李瑞腾、尹玲、古月、李锡奇、龚华,来自北京、山东、福建、辽宁、河南、上海等地的作家、诗人、学者及报刊编辑邓友梅、张炜、楼肇明、吴思敬、贺绍俊、杨少衡、格非、摩罗、李洱、岳建一、韩舞燕、章德宁、赵兰振、石一宁、杨际岚、宋瑜(余禺)、朱蕊、关圣力、丁丽洁、蒋泥、杜学平、胡小林、杨传珍以及《中国政协报》、《大众日报》《联合日报》等媒体的记者40多人出席了论坛.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刘洪仁、枣庄市委副书记邓滕生、枣庄市政协副主席王瑞、秘书长杨恩亮等到会祝贺.王鼎钧等15位旅美作家给论坛发来贺电.论坛结束之后,与会学人参观了台儿庄大战纪念馆、万亩石榴园、王鼎钧旧居、微山湖红菏湿地、曲阜三孔等.

闽台作家座谈会在榕举行

为欢迎台湾专栏作家协会参访团来闽访问,2006年9月29日上午,福建省作家协会、福州市作家协会、《台港文学选刊》杂志社、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在福建省文联会议厅联合举行“闽台作家座谈会”.会上,台湾传媒界知名人士、中华日报董事长詹天性,台湾九歌出版社发行人蔡文甫,台湾新生报总经理董益庆以及台湾著名作家陈若曦、曹又方、杨小云等台湾文化界一行二十一人与省市文学界、学术界、新闻出版界人士五十多人进行了坦诚、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参访团团长詹天性先生率先发言,他首先表达了对福建文艺界朋友的真诚感谢和对海峡西岸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向往之情,希望此次访问以文会友,促进海峡两岸文艺界的联系与交流,加深感情,对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护根、培新,予以发扬光大.詹先生还对台湾文化当前的低迷景况感到担忧,呼吁文艺界同仁共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将文化交流作为海峡两岸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福建省文联副主席杨少衡代表省文联对来访作家表示热烈欢迎.他强调当前海峡两岸都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文化交流与发展的空间也将更加广阔,希望两岸文学艺术界人士常来常往,增进同胞亲情,互相学习、借鉴,为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和福建文化强省的建设共同努力.

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陈章武、福州市文联主席陈章汉分别发言,向来访的台湾作家朋友概要介绍了福建省及福州市文学艺术界的情况.以及福州和福建全省文化蕴涵及近现代文史概况.他们还介绍了闽江两岸正在建设的福州历史文化长廊、名人名言长廊和编年史长廊以及昙石山古人类文化、马尾船政文化、三坊七巷文化、寿山石文化等具有代表性的本土文化精华.

福建社会科学院刘登翰教授回应了詹天性先生的发言,认为地域的阻隔不应成为交流的障碍,打造两岸共同的文化是文艺界人士的共同愿望和责任,虽然政治环境不断变化,但维系两岸情感的文化却是最稳定的,应增强海峡两岸文化学术界的切磋与交流,积极推动文化的互动与发展.

台湾著名作家陈若曦女士曾经访问过福州,她热情赞扬了冰心老人爱的哲学,并抨击了台湾岛内一股“去中国化”的思潮.

此外,福州市作家协会主席黄安榕、冰心文学馆馆长王炳根等也在会上作了发言.座谈会由《台港文学选刊》杂志社主编杨际岚主持.

本次文艺交流活动是近年来台湾作家来闽访问人数最多的一次,与会闽台作家围绕两地文化现状和前景亲切交谈,对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与共同发展充满了信心.

(杨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