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香港文学之我见

在1979年4月出版的大型文学期刊《花城》创刊号上,首次刊载了香港作家阮朗的小说《爱情的俯冲》,以及曾敏之的《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从第3期始,开辟了“香港文学作品选载”专栏,刊登了海辛、陶然等的小说及原甸、黄河浪的诗,还发表了《珠海香江寄深情―――本刊编辑部邀请香港作家、诗人座谈纪要》.由此,香港文学作品开始进入内地文学界,同时也逐渐进入内地研究界的视野.

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如果从1982年在广州召开的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算起,已有20多年发展的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殖民批判到中原视野下的国族认同再到艺术多元的审美评价,逐渐走向公正、客观学术语境下的探讨与研究.

一80年代前期的香港文学研究：意识形态的殖民批判

80年代初期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偏重于对那些以揭露和鞭挞香港殖民社会、商业都市种种黑暗与弊端的写实作品的研究,所以刘以鬯、舒巷城、阮朗等作家首先进入内地学者的视野.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香港小说选》,收了30位香港作家的48篇作品,其“后记”清楚地表明了对于这些描写“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的形形色色”之作的出版意图,因其“反映了摩天高楼大厦背后广大劳动人民的辛酸和痛苦,同时揭露和鞭挞了香港上层社会那些权贵们的虚伪和丑恶”.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主观印象,这不仅影响了内地研究者对于香港文学的全面、客观的把握,而且还造成了内地读者对于香港文学包括大量通俗文学在内的思维定势与偏见.因此,1982年在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首届台港文学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三篇论文主要论及刘以鬯、舒巷城这两位作家.作为内地香港文学研究的第一次尝试,也就不可避免地带着某些与评论内地作品相似的现实主义的眼光与烙印.

至于80年代初香港通俗文学（主要是金庸、梁羽生的新武侠小说和亦舒的言情小说等）在内地的大量出版及流行,学者们根本不屑一顾.其实,前者像《书剑恩仇录》、《萍踪侠影》1981年已分别由广东科技出版社与花城出版社出版,后者如《喜宝》、《胭脂》、《曾经深爱过》等也于80年代初期列入了花城版“台港小说系列”出版计划.但这些香港文学中的“流行”作品,在80年代中期以前都未能进入内地研究者的学术视野.香港作为一个国际现代化商业都市,在多年来形成的自由开放、中西交融、重利轻义的都市文化浸染之下,流行性与都市性正是香港文学有别于内地的特殊之处,然而80年代初期的内地研究者却并没意识到这一点,可见其文学观念、研究方法的狭隘与单一.

二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的香港文学研究：中原视野的国族认同

内地香港文学研究观念的转变,是在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之后.这时,香港的归属问题已经非常清楚,香港文学的出路在哪里成为香港本地作家和学者关心的话题,内地的创作界和研究界也从各方面为迎接香港回归做好了准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香港不再被认为是“地狱”,而是一颗闪亮的“东方之珠”,人们对“香港文学”的看法也有了重大修正:那里不仅有文学精品,如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酒徒》等,而且有金庸、卫斯理、亦舒等那样的通俗文学大师,曹聚仁这样的中间派作家也不再被视为“反动”而被封杀.经过观念调整后的香港文学研究,虽脱离了单一的殖民批判式的研究方法,但内地本位主义的思想对香港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研究者将批判现实主义的强调转向对中华国族的认同和宣扬做香港的中国人的自豪感,强调血浓于水的情感,突出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

这表现在香港文学史的编写中,强调鲁迅1927年在香港两篇演讲《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对香港新文学催生的重要影响；突出“南来作家”（如刘以鬯、徐、徐速、金庸、陶然、颜纯钩等）的领导作用,并由此建立起文学的统一战线.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学术背景、文学观念的不同,内地与香港学者在这些问题的交流中产生了一些碰撞.1988年底,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在沙田中文大学举行,邀请了祖国内地和台湾地区及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及香港本地数十位学者共同出席研讨.在研讨会上,一些香港本地学者对内地研究者的选材、观点等进行了学术上的质疑和批评,如戴天猛烈抨击潘亚暾在研讨会上提出的“南来作家”在香港文坛占主导地位的论断等.这些自发的小规模的批评和争论,促使此后内地的研究者对于香港文学的研究更加严谨,更为迅速地进入学术的层次,而不是为了一时的功利需要,带着中原沙文主义的心态对香港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进行非客观的研究,从而使之陷入另一种盲目性.

三90年代以来的香港文学研究：艺术多元的审美评价

90年代,社会经济的转型促使文学的转型及其观念的变化.文学从中心逐渐走向边缘,昔日一篇小说轰动全国的现象已不再有,众声喧哗、多元开放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影响到文学研究领域,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学观念促使90年代香港文学的研究者视野逐步开阔.另外,内地香港文学研究逐步走向学术语境,和两地文学界的频繁交流也是分不开的.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文学研究计划的实施和岭南学院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先后邀请了众多内地学者赴港研究香港文学.这些内地学者,在阅读无禁区的自由港,看到了大批过去无法读到的书刊,并听到了学术界许多不同于大陆主流话语的声音,这对改变他们的学术观念,改进其研究方法,尤其是从价值取向上的政治判断转向艺术多元的审美评价,起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香港文学的研究成果丰硕,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热潮.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袁良骏著《香港小说史(第1卷)》、严家炎著《金庸小说论稿》和赵稀方著《小说香港》这几部.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是迄今为止的香港文学史研究中一部最为完整、齐全的香港文学通史.它对香港文学150多年来的发展作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定位,认为香港文学既非西方文学的移植,也并非母体文学的分支,而是在中西文化交融的基础上体现出了开放性、兼容性、丰富性和多元化的文学特征.袁良骏著《香港小说史(第1卷)》,是内地出版的第一部从文学分类史角度论述香港小说发展历程的专著.虽然只出了第1卷,但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已有所显现:著者以新发现的文学史料为依据,纠正了以往论者对香港新小说萌芽的时间以讹传讹的偏差,将香港新小说的萌芽时间提早了整整四年.严家炎著《金庸小说论稿》,从文学雅俗对峙的角度论述了金庸小说在20史上的地位,被称为“是第一部从学理上研究金庸小说的专著”,提升了通俗文学研究的品位.赵稀方的《小说香港》,在方法论意义、史料开掘等层面上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突破.他借鉴后殖义的理论思路,挖掘阐释香港的殖民地身份和香港文学的都市特征,开辟了新的批评空间.《小说香港》的出现标志了21世纪内地香港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责任编辑尔龄